通货膨胀定标理论综述
通货膨胀定标理论综述
国外对通货膨胀定标（IT）的理论研究基本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为第二阶段；从2l世纪初到目前止为第三阶段。本文将分别对这三个阶段及我国目前对IT的理论研究情况等进行综述。
一、第一阶段：IT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等9个。由于在实践上IT刚刚兴起，因此理论上对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IT的理论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术都不成熟，甚至对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和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区分。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1990—03》无疑是IT最重要的文献，两者基本奠定了IT的总体结构框架。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15条、49条、53条对中央银行目标、独立、责任、透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第16—24条规定了新西兰储备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处置权限。该法成为其他国家在修订中央银行法时认真研究和借鉴的主要文献。
(2)根据《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签订的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合同也被称为政策目标协议(简称PTA)。1990年3月的PTA又简称PTA(1990-03)。PTA(1990一03)规定价格稳定的具体目标是到1992年底，通货膨胀率达到0-2％。在货币政策的历史上，PTA(1990-03)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协议，标志着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诞生。
2.由于IT在9个国家相继得以实施，因此理论界出现了介绍这些国家实施IT情况的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编著的《通货膨胀目标》和Haldane(1995)编著的《钉住通货膨胀》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后者，实际上是1995年英格兰银行举办的有关IT理论研讨会的综述与总结。有关内容包括：IT的目标和信息以及IT的技术问题等。
由于IT实施的时间不长，这一阶段很少有学者对IT的效果进行实证评估。Ammner和Freeman(1995)与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对IT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货膨胀成本比较模糊；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长期利率下降)，但这种效应似乎并不长久。
二、第二阶段：IT理论基本定型
在这一阶段，IT的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相继有捷克、韩国、波兰、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IT。实践大大推动了IT理论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IT理论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IT的定义。
(1)框架性定义，也称实践性定义：IT就是货币当局在公开宣布对一个数值化(点或区间)的通货膨胀率承诺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决策行为和公开解释，包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责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内容，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Svensson(1997)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forecast targeting)这一概念：“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率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与公众交流，更容易被公众理解。
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目标规则(target rule)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instrument rule)。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标规则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率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而工具规则是后顾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的。
2.IT的假设和前提。IT的假设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实行IT这个问题；IT的前提条件大多与IT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关。
(1)IT的假设与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承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时，这一问题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
Debelle(1997)认为IT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货膨胀率成为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主要理由是：近年来重新强调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有助于消除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偏向；货币政策工具与通货膨胀的联系比以往通过中间目标的联系更加稳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认为实行IT的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保持一个“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依赖于五个假设：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货膨胀都是有成本的；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影响有不确定的时滞；相机抉择有“动态不一致”性，需要“承诺技术”。
(2)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IT的大多是工业化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IT只能在工业化国家实施，而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行IT，则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否则难以实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问题，认为这些前提包括：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货币当局没有对其他名义变量(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
由于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标准的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主要涉及产出和价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因此这种范式不能解释IT。此外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IT也很难完全用模型来加以描述，因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责任制难以模型化，较常见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馈规则。IT反馈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瞻性，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IT前瞻性政策规则理论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义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时期的信息为条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货膨胀率，j就是定标的时间跨度(targeting horizon)，具体由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决定，γ(＞1)是反馈系数。公式是对IT的最简单的理解：当中央银行在t期预计未来t+j期的通货膨胀将高于目标值时，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则应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标规则论的主要倡导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优化模型的代表。学术界应用得较多的这个模型，如Pierre-Richard Agenor(2000)中所讨论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以下几个公式来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 (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价格水平的对数，πt表示通货膨胀率，yt是产出缺口的对数，长期自然产出正规化为零，xt是外生变量，ηt、εt、θt是白噪声，it是名义利率，α1，β2＞0，其它系数是非负的，且β1，γ＜1。
再假定货币政策由一个目标通胀为π*的中央银行来实施，中央银行在t期选择名义利率{it}τ= t∞t∞。以最小化损失函数L：
4.IT的设计技术。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如何具体实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这个问题称为设计技术(design technique)。IT设计技术可大体概括为目标技术、分析预测技术和决策治理技术这三种。但设计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IT所特有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都有设计技术问题。
(1)目标技术：Haldane(1997a，1997b)认为应该考虑价格指数的选择(choice of price index)，点(point)目标与区间(band或range)目标及时间跨度(horizon)的确定，汇率和货币条件指数(MCI monetary conditions index)等问题。
(2)预测技术：IT要求中央银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来预测通货膨胀，因此对IT的成功实施的主要挑战是预测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图技术，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对货币政策分析的主要贡献，这种方法不是点预测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 distribution)预测。
(3)决策治理技术：主要是指中央银行治理中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组成和决策规则，英格兰银行的MPC是个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组成：MPC应该由专家组成，成员中最好没有政府、行业、部门的代表；MPC的专家应该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因为专业结构类同的MPC往往不能发现他们能力所及范围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胁。
②决策规则：MPC的决策应该由MPC集体投票决定，由行长个人决定比较罕见(以色列、新西兰)。其中集体决定又有投票表决和一致通过两种，大多数是采用投票表决的形式。
4.IT的宏观效果。IT的宏观效果主要是指实行这一框架后对通货膨胀、利率、产出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宏观效果有“相关论”和“无关论”之争。
(1)极大部分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思想，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无关论”者认为，如果单独考察IT国家，可以发现IT国家的表现确实改善了很多。但这并不只是发生在IT国家，非IT国家的表现同样得到了改善。虽然IT国家的改进比非IT国家要大，但正如矮个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辈长得稍高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回归”现象。因为1990年代早期，IT国家的经济表现普遍比非IT国家较差些。一旦控制这方面的因素，IT与非IT的表现差别就会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是IT至少有锁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而且未来可能对提高经济运行状况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IT理论日趋完善
在这个阶段，相继又有挪威、冰岛、匈牙利、秘鲁、菲律宾等5个国家实行IT。
这个阶段IT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IT的数理模型大量出现。数理模型实际上在IT理论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但进入第三阶段后IT理论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日趋复杂和高级。这也是IT理论日益融入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志和结果。
(1)最优规则的理论：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论述了通过预测的通货膨胀来实施最优政策的；Svensson(2002)认为IT应该公布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对“通货膨胀目标痴迷者”的误解；Svensson(2005)对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稳定性，IT确定了中央银行表现的衡量标准，责任和稳定的交替依赖于透明度，也就是对中央银行表现的监督能力。实行较长的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对责任制度产生了威胁，但解雇规则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walsh(2002)。
2.国别比较研究：由于IT实施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实施的国家较多，因此比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强。按照Kuttner(2004)的说法，IT已进入了“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也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实践特征。从全球范围的广泛视角对IT进行比较的文献也随之大量出现。
这些文献主要比较了IT实践的特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模拟、通货膨胀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规则等。
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1)认为IT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货币政策框架；IT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制是相互加强的；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有助于降低损失率和产出波动性；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供给冲击，IT已经受过逆向冲击的考验；IT也考虑了实际经济的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痴迷者”。
3.发展中国家的IT理论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已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IT，因此对于能否在发展中国家推行IT已不再是个问题，研究的重点自然转向如何更好地在发展中国家实行IT这个问题上。
Mishkin(2004)等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实行IT需要一定的前提，但也不是说非要等到这些条件都成熟时才能实行IT；发展中国家更加应该重视IT的制度框架问题，其中法定的价格稳定目标和工具独立尤其重要；应该同样重视目标的上限和下限；政府参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有利于减轻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可以对汇率实行“平滑”，但不能使汇率离开市场所决定的水平；IT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万能药”，它可能适合于某些国家，但对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并不合适。
IMF在2005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把IT的前提概括为4个方面21个指标：
(1)机构独立：中央银行必须自治或免受财政和政治势力的干预。主要有明示的(或隐含的)财政义务，操作独立性(工具独立性），法定目标，行长任期安全(能否被随意免职)，财政平衡状况，公共债务/GDP，中央银行的总体独立性等7项指标。
(2)技术设施：中央银行应该有一定的经济预测能力。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数据能力、建模能力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3项指标。
(3)经济结构：经济应该有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取消价格管制，经济对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不是太敏感，美元化程度很低。主要有汇率的渗入、对原材料的敏感性、美元化、贸易的开放度等4项指标。
(4)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有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冲突较小。主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股票融资量／GDP、债券融资量／GDP、股票市场成交量、(银行)货币错配、(公开市场)主要债券成熟期等6项指标。
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完全具备这些前提的条件下才开始实行IT的。
有的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实行IT应该重视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问题(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5)。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比较脆弱，而且日益融入全球化，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来源而不是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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