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政策需要立足于全球化的新视角
人民币汇率政策需要立足于全球化的新视角
摘要：在2005年持续上升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之后，人民币重新面临升值的压力。对于这一问题需要从全球化下的新格局来把握，需要与扩大内需的政策结合起来考虑，也需要明确汇率政策的目标定位，增强汇率问题的国际沟通协调能力。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全球化
我国自从2005年7月21日主动调整人民币汇率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一直在推进之中。但是，在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迅速上升的背景下，近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似乎又有所抬头，特别是在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在部分美国政客看来，促使人民币升值似乎成为化解美国贸易逆差的政策着力点之一。
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把握，需要立足于当前迅速推进的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需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来考察，否则只会得到片面的结论。对美国来说，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储蓄配置的全球化，使得美国的贸易赤字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我国在全球产业结构进程中的崛起，也必然会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较高的对美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与否难以在根本上改变这一大的趋势。对于美国来说，最能够化解其经济失衡的政策重点，应当是推进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完善金融市场，增强对全球储蓄的吸引能力和配置能力，而不是仅仅寄希望于通过促使人民币升值来让中国承担其内部经济失衡的后果。对于我国来说，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同时，化解国际收支失衡的立足点，应当是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降低对于外需的依赖，积极扩大内需，灵活运用汇率政策。
一、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与我国的贸易顺差都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产物
如果用一个高度简化的描述看，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大致是：美国是消费区，亚洲是生产区，欧洲是资本区。目前这种格局实际上是对美国极其有利的，亚洲和欧洲大量的福利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持有外汇储备等被转移到美国。例如，我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我国将劳动密集型的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同时积累的外汇储备又回流到美国市场。美国不仅从我国获得了廉价的商品，实际上也获得了廉价的储蓄。美国中长期利率之所以偏低，与石油美元以及以我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源源不断地流入有很大的关系。
从全球金融格局看，近年来大致的趋势是，美国在不断地发行货币，中国和日本等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在不断地接受和积累美国的“垃圾钞票”。之所以称其为“垃圾钞票”，是因为美元的购买力不断在下降。我国的外汇储备每年增速都很高，如果按照石油和黄金价格等来匡算，实际上外汇储备的增幅就降低很多。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大规模发行而下降。
从宏观平衡的角度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意味着有巨额的储蓄被美国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储蓄配置也国际化了。原来较多受到国界局限的储蓄流动，也日益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美国在这个全球储蓄的重新配置格局中，因为美元的强势地位、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比较有效的储蓄配置机制等等，吸收了更多的全球储蓄；从全球流入的储蓄，自然需要贸易赤字来从宏观上平衡。
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也是这种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我国在全球市场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还是我国广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廉价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例如，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达到1，142亿美元，但我们不能仅仅单看中美之间的顺差数据。从全球范围看，中美贸易顺差更多是一种结构性的贸易顺差。仅仅从数据看，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逆差的确巨大，但是美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同步增长，而且美国对东亚地区的逆差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比重比前几年还有所下降。这就说明，在更大意义上，因为全球、特别是亚洲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过去美国对韩国、日本等的逆差实际上由于产业转移的缘故转到了我国。我国的总体贸易顺差实际上增长幅度是有限的，世界上也有不少持续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大国。实际上我国对不少周边地区和国家一直是贸易逆差，2005年我国对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都是贸易逆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只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一环。由于经济全球化，我国通过进口原材料等，在我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加工后销售到美国等成熟市场。
因此， 无论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我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是经济全球化、储蓄配置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在短期内改变的。在这种全新的格局下，美国当然是最大的得益者。许多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状态，也是一个不均衡的状态；也有不少人一直认为这种状况迟早会有大的调整，但是从目前的趋势看，从全球化的大视野看，这种状态可能是不公平和不均衡的，但是可能是相对稳定的、也是可能持续的。这种状态可以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如果没有出现大的冲击，这种状态从目前的趋势看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国可能会看到，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预计不会那么迅速降低，我国的贸易顺差估计也不会那么快下降，无论我国还是美国，单方面的行动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这种格局。
近期在美国考察时了解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一个金融机构主办的内部研讨会上说，美国乃至全球的低物价格局何时可能结束，有待于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基本完成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从这个角度考察中美贸易逆差变动，也是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视角。
二、扩大内需应是我国化解升值压力的政策重点
对美国来说，之所以出现贸易逆差是因为宏观经济层面的储蓄率过低，必须要吸收外部的储蓄来平衡其国际收支。如果美国要想达到国际收支的平衡，内部必须要做结构的调整，比如提高储蓄率，进行结构化的改革，提高经济的效率及竞争力，这一点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很痛苦的。因此，美国面临的选择是：第一，自己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达到平衡；第二，寻找“替罪羊”，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定”选中的是日本，现在选择的是中国。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帮助美国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的国会议员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减缓调整美国经济结构中低效率、没有竞争力的部分，实际上作用非常有限。我国的工人工资是美国的数十分之一，即使如美国一些政客所呼吁的那么大的幅度进行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也不可能实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够替代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或者说，即使人民币升值达到美国部分政客的预期，美国的贸易失衡也还会相当大。 对我国来说，贸易顺差积累的原因在于国内的高储蓄。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内金融市场的低效率，加上内需不足，使得国内储蓄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就形成了贸易的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积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9年开始，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一直是一个资金的净提供者，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见的。所以，在当前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要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是有利于促成贸易的平衡。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出现大规模的贸易失衡实际上也只是在2005年，在此之前的贸易其实一直十分平稳的增长，考虑到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等，这种失衡程度其实更低。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贸易顺差大规模上升，外汇储备增幅也很快，这应该从经济结构上找原因。我国的本土储蓄吸收能力不足，消费比重偏低，服务业严重不发达，过分依赖外需，金融市场不发达，都是导致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2005年在我国香河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也呼吁我国扩大内需。内需扩大之后就不会把这部分需求挤到国际市场，顺差也就不会那么大，外汇储备不会增长那么多。
三、汇率的政策目标需要回归到促进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政策杠杆的本来目标
汇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不仅涉及到经济问题，往往还与政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往往有一种“浮动恐惧”，这来源于不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相对较强的管制等等。实际上，固定汇率使得货币当局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浮动汇率更加适应于一个大国，也适用于应对汇率投机的冲击等。很多国家，像德国和日本都曾经面临过货币升值的压力。日本坚持较低的汇率浮动水平，然后被动地升值，最后导致资产泡沫；而德国则把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汇率涨跌的主要驱动力是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德国的宏观政策也主要关注宏观经济平衡，只要对德国平衡经济有利，就可以进行汇率的升贬，因此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汇率决策制度。从实际绩效来看，德国表现比日本要好。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淡化汇率所承担的促进贸易、乃至一些可能的政治色彩，重新回归到将汇率作为一个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工具的本来功能上来，汇率政策的目标，应当就是服务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和宏观经济的平衡。我国GDP只是日本的1／3，而外汇储备却已超过日本，这本身就反映了我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汇率政策也有调整的余地。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国际沟通与协调的能力面临加强的客观要求
美国两位一直敦促我国改革汇率机制的先锋人物——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Lindsey Graham)和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3月出访我国，与我方进行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进一步沟通。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做法均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的开放、积极和主动的心态。
根据笔者近期到美国的考察和研究发现，美国的不同利益主体对于我国汇率的观点差异很大，专业化较强、有系统经济背景的部门态度相对客观和温和，而政治性强的部门相对强硬。例如，美联储就一直持相对客观的态度；美国财政部往往处于中间状态；美国国会基于国内政治考虑，要求汇率升值的声音较大。从了解的情况看，不少迫切呼吁人民币升值的政客，对于我国汇率改革进程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即使我国在不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管有关的政策沟通也在积极进行，但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并没有明显缓解的趋势。其中凸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于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沟通协调能力急需加强。
在GDP数据调整后，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同时，我国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很高，出口依存度达到34％；进出口的外贸依存度很高，目前已经达到78％。因此，国际市场的波动对我国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如果只考虑经济的增量部分的话，我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的增量意义上的大国了。从金融市场的运作看，增量的变动直接引致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幅度。尽管汇率政策确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但是如果不加强对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研究与沟通，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可能会遭遇更大的国际经济金融摩擦。我国和美国是两个相互依赖度很高的国家，增强我国的国际经济协调能力以及国际政策的沟通变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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