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
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时期我国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学习资料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全会和“十一五”规划何以突出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何以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又为什么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创新型国家？又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等等。我们认为，这是由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所决定的，是势所必然，时所必致。为了搞好学习，加深理解，我们整理了有关的时代背景的部分学习资料，供参考。
一、正确认识形势
《光明日报》在2005年10月21日发表《论形势》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正确认识形势，把思想统一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而把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上来。
科学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历来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只有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我们才能在指导思想上形成共识，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合力，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定目标和任务的圆满实现。
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是一项伟大的实践，其中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我们对世界局势与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的结果。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产业重组和生产要素转移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恢复和增长期。在此情况之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并存，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然而，国际风云还有云谲波诡、乱象杂陈的一面。我们应当看到，当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解体之后，大规模战争的阴影已逐渐褪去，但局部冲突依然时有所见。同时，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也给世界埋下了不安的隐患。我们更应当看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面对今日之新世界，中国当谋求自身之新发展。
今天，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表明了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一五”既是一个发展机遇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一方面，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我国政治安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全世界都看好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我们的和平发展之路前途光明，把握好黄金发展期，将为我国后面十年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加速，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也日益多样化，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因而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
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阶段性特征，是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客观形势，也是我们必须直面的具体问题。总体来看，这些特征由一系列的成就与挑战构成，每一个特征都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它们既记录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轨迹，又为我们继续前进指明了方向。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是我们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
世界大势与本国国情，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图上必须标明的“路标”。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也可能增多的环境。机遇稍纵即逝，挑战不请自来，而浪费机遇则无异于放大了挑战。正确分析形势，勇于把握机遇，我们的征途上便会少去许多荆棘。
二、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看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冯杰、宣晓伟在《红旗文摘》2005年第10期著文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总结其中的许多有益经验，并从中得出对未来发展的启示，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和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低质量和低效益的状况比较明显。从资源利用率来看，我国创造单位GDP(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1.5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美国的4.3倍。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污染来看，据建设部2002年的统计，全国仅城市年生活垃圾产生量就达1.4亿吨，1/3以上的城市处于垃圾带的包围之中，农村垃圾污染更为严重。而城市生活垃圾真正意义上的无害化处理率却不足29％，城镇污水处理率仅为40％。城市空气质量较差，大气污染也十分严重。同时，技术水平低也制约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根据2004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我国仍属于“非核心创新经济体”，技术指数排名不仅落后于25个“核心创新经济体”，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与此相对应，产业结构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资源消耗少、科技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比较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工业大多处在低端位置。制造业研发投入明显不足，我国的制造业经济总量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严重制约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尽管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特别是中央高度重视并通过采取包括清理各种收费、减免农业税、对农民进行粮价直补、保护农民耕地以及帮助农民工追讨拖欠工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大幅度提高，但整体来看，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一直在低谷徘徊。据统计，1997～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以及农民家庭收入中包含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等，实际差距约为5∶1-6∶1。农村的问题还反映在农村贫困人口多，农村减贫工作难度加大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2003年全国农村有近3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近6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而且贫困人口规模出现了反弹，比2002年新增80万。据保守估计，目前失地农民已超过2000万人，而且还将以每年大约250万到300万人的数量增加。大量“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正在成为新的社会边缘群体，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城乡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生活困难，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应的是特征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也反映着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
(三)地区差距继续扩大，协调发展面临挑战。为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中央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尤其是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并开始实施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这些战略和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使西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是，在地区协调发展方面，依然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从经济总量上看，199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1.5％增加到58.5％，上升7个百分点；和“九五”末期2000年的57.3％相比，2003年又增加了约1.2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则相应下降。90年代以来东部经济总量所占全国比重持续增加的趋势没有明显扭转。从人均GDP来看，2003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5倍，比2000年的1.47倍和1990年的1.37倍有了较大的提高；中西部的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则相应持续下降。2003年和2000年相比，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差距由1∶2.42扩大为1∶2.63，中部和东部由1∶1.89扩大为1∶2.1；西部和中部由1∶1.28缩小为1∶1.25。与此同时，我国地区差距还具有区域上的多层次性和内容上的多侧面性的特征。从区域上来看，地区差距既存在于东、中、西部之间，也存在于南、北地区之间，还存在于同一地区不同的市县之间；不仅存在于欠发达的省区内部，而且存在于发达的省区内部。
(四)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事业没能同步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义务教育的公共投入不足，国民基本教育尤其是广大农村、中西部边远地区的义务教育尚未全面普及，农村初中辍学率升高，教育经费严重匮乏，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农村义务教育面临危机。公共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倾斜，85％的医疗卫生资源和经费投在城市，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基本消失，农村缺医少药比较普遍。第二，公共事业管理相对落后，生产、生活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各类交通事故频发，煤矿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第三，就业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新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加。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测算，2003年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为2400万人，而按经济增长的需求，只能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有1400万岗位的缺口，就业形势严峻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五)资源、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我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至今仍然是以消耗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在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加剧了资源的供求矛盾。我国人均资源短缺，绝大多数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土地资源也十分紧缺，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耕地面积已经由1953年的2.82亩下降到2003年的1.43亩(不足0.1公顷)，全国2800多个县中，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05公顷的警戒线。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用地需求的迅速增加，非农用地挤占农业用地的势头十分强劲，土地资源持续紧张。同时，由于土地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未能有效落实，许多地方违规圈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土地资产流失严重。我国的水资源也非常短缺，人均水资源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全国660多座城市中，有60％的城市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生态形势也较为严峻。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超过370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面积超过262.2万平方公里，年均沙化面积仍在增加，沙尘暴灾害仍然高发。生态功能区(包括自然保护区、自然小区和生态特殊功能区等)建设的数量目标超额完成，但质量问题凸显。
在环境治理方面，前几年我国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东部发达地区的重点城市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上均进步明显，太湖流域的水污染治理也基本达到预定目标，有效缓解了我国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但总体来看难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预期目标，“三河三湖”(淮河、辽河、海河、太湖、巢湖、滇池)水污染治理、“两控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工业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和生活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等均没有达到计划目标。目前我国主要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硫、甲烷、沙尘、黑碳、污水、二氧化碳等)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近年来，工业污染反弹明显，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但没有达到控制目标，反而有上升趋势，生活污染治理仍然滞后。全国二氧化硫、烟尘、工业粉尘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大幅度增加，仅二氧化硫排放量就从1999年的1858万吨上升到2003年的2220万吨，大大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环境质量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六)财税、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亟待突破。第一，财税体制亟待理顺。目前，我国财税体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一是公共财政体系不健全，政府用于弥补公共服务领域“职能缺位”的开支仍然不足，而一般经济建设领域开支“越位”过多，经济建设费在财政主要开支中比重仍然最高。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各级政府缺乏与本级公共服务职能及其公共开支相适应的正常财税收入来源，导致地方政府纷纷开辟旁门左道以增加财政收入。三是各级政府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融资的渠道和支出去向不规范、不透明，其中相当多资金直接投入公共服务以外的盈利性投资项目，对投资膨胀和低水平扩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是现行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第二，金融系统面临风险。近年来，金融领域实施了剥离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等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1)银行体系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市场化融资的需要。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机制不合理，贷款行为扭曲；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贷款仍然困难。(2)利率决定机制的行政化程度较高，资金价格对市场供求变化的反应迟缓。利率不能真实反映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加剧了低水平扩张。利率僵化还导致资金大量流向地下资金市场，进入“体外循环”，预示着一定的金融风险。(3)汇率机制僵化，阻碍了市场供求变动对外汇和人民币比价关系的合理调整。既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又缩小了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4)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日益明显，股权分置和上市公司质量差的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证券市场难以健康发展，也难以发挥扩大直接融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
第三，投融资体制亟待突破。我国已经积极推进用项目登记备案制代替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对企业出资建设国家非限制类项目，实行登记备案制等方面的改革，但投融资活动中的行政干预仍然过多，地方政府通过动用财政性资金、指令国有企业投资和国有银行贷款等不同方式，频繁介入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融资活动，往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局部投资过热的直接诱因。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融资领域，仍然欠缺风险约束机制和竞争机制，导致资金流失(包括挪用、侵吞等)和投资效率低下。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非公有经济面对的投资审批过于繁琐，相关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投资服务体系也不完善，制约着国内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表明：经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但如果忽视社会发展，社会问题就会日积月累；一旦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就会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为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新世纪新阶段指导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当前，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三、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及成因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05年第34期刊文分析了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成因。指出：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为实现经济增长而选择的生产要素利用方式。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粗放方式，主要是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资金、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二是集约方式，主要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通过促进科技进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等途径，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受经济发展阶段、科技水平、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发展阶段看，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主导趋势。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中期阶段，资源消耗强度将迅速提高，以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增长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难免的。
二是从发展战略看，发挥后发优势，寻求跨越式发展，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50年代的“超英赶美”、“大跃进”和70年代的“洋跃进”，是“赶超”战略的极端化。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事实上也是在实行“赶超”战略。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期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势必在“高投入”的同时产生“高污染”、高排放。
三是从要素市场看，由于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不够，土地、资金、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长期偏低，从而进一步为“高投入、高消耗”创造了条件。
上述三个因素，与以下三种结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又进一步强化了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从需求结构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投资拉动特征。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相对而言，投资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于是多年来，增加投资成为一些地区实现赶超战略的主要方式。投资规模的加大，说明国民收入分配中用于城乡居民消费的份额相对较小，大量盲目、无效的投资挤占了本可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资金，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不足，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由于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减弱，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进一步发挥投资的拉动作用。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振，也必然促使生产能力向海外寻求市场，使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由于投资来源中相当一部分是外资，而外资又主要是以占领国际市场为主要目的出口导向型，又进一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尽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大，但对外贸易额已超过GDP的60％，远远高于大国经济通常20％左右的水平。由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必然刺激钢铁、水泥、机械装备等投资品以及轻纺、家电等出口导向型产品的需求。因此，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与更多地依赖消费的增长相比，在产业结构上、必然表现为工业带动、重工业带动。这也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难以提高的机制性原因。由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工业带动，必然就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工业比重高，必然带来能源、原材料消耗过高，造成污染排放过多。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根本转变，以及伴随着经济较快增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机制性原因。
从国际分工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每一个国家都要在世界生产体系中有自己的分工和定位。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后，人力成本的大大提高使其开始致力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开发和生产，而逐渐将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劳动密集的行业转移到国外进行生产。我国现阶段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的粗加工，因而只能在国际分工中做一些“粗活”、“累活”。于是我们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生产能力，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粗放型“世界工厂”的角色。而且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实际上也越来越强化了我国的这一角色，很难在短期内有其他选择。
从市场主体结构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地方政府、银行体系和企业，而这三者在现有体制和机制环境下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粗放偏好”。首先看地方政府，不管东部还是西部，要实现GDP和财政收入高增长，要“立省”“立市”“立县”，就必须吸引大量投资发展工业：(1)工业项目尤其是大型工业项目的投资数额一般比较巨大，这类项目的上马对于当地GDP的增长拉动效果非常明显；(2)工业发展能够增加当地的就业；(3)由于现行的税制是重生产而轻消费，只有工业发展才能以较低的征收成本快速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其次来看银行体系，从银行的外部环境看，由于多样性的资本市场尚未发育，使得各类投资不得不依赖银行贷款支撑。我国储蓄率很高，这一方面保障了金融系统近期的安全性，同时，也带来了长期性的压力，银行必须为不断增加的储蓄资金寻找出路。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是实实在在的需求。于是“一拍即合”，具有“政府信用”的大量项目得到了银行的贷款支持。对一个城市，动辄就给几百亿元的“授信额度”，这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的行为。再看企业，由于要素成本非常之低，企业可以通过不断加大要素投入来获取超额收益，而且对此带来的外部负效应可以完全不负责任。这也就意味着企业耗费精力和财力搞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因此企业的最佳选择当然是粗放式的增长，而不是通过促进科技进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四、要清醒地认识当前的社会矛盾
钟国兴在《学习时报》2005年10月3日刊文认为：中国人今天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许多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使我们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贫穷造成的生存难题的困扰，同时我们也遇到了发展过程中许多新的矛盾。
根据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为什么这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因为一般这个时期是社会体制转轨的阶段，它集中了不同体制下的矛盾；这个阶段人们的生存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发展问题又大量出现，它们交织在一起就会形成矛盾的“大合唱”；这个阶段大多数人在脱离贫困之后，许多新的需求迅速凸现出来，对社会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社会却难以立即使之得到满足，因此新的矛盾不断出现。也正是由于这样种种的原因，这个时期的社会矛盾具有多发性、多样性、多变性等特点，较为复杂。
中国跨入新世纪之时恰好人均GDP踏入1000美元的门槛。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大机遇与更大挑战并存的阶段。处理好这个时期的社会矛盾，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重大考验，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因此，如何认识当前的社会矛盾，是一个事关重大、不容回避的问题。
正确认识社会矛盾，首先要站在时代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经过20余年改革之后，今天出现的问题，同改革开放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有本质的不同。当时的问题尽管简单，但却关系到人们生存的根本，因此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而今天的大多数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和政府有了更高的要求，有了权利保护和民主法治的意识。因此，这是更高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预示着我们社会更美好的未来。
正确认识社会矛盾，一定要避免看问题简单化。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矛盾非常复杂，许多问题看似如此，其实有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群体的和个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利益的和心理的等等许多方面。有的问题用某种办法处理了，又可能引起另外的连锁反应。事实证明，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对某种社会矛盾只是作直观的定性判断，进行简单的处理，往往不能解决矛盾，反倒会导致进一步复杂化。
五、“十一五”规划目标的时代背景
国务院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人民日报》2005年10月21日撰文指出：准确把握“十一五”时期我国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科学确定发展目标的前提。
“十一五”规划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明确了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阶段性目标：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经过三个五年规划的努力。“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十一五”发展目标的确定，既要体现承继前一阶段良好发展势头的要求，又要体现为后十年的发展打好基础的要求；既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又要体现五年时期的阶段性；既要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给市场良好的预期，给人民以希望，又要实事求是、切实可行，充分考虑发展阶段和各种瓶颈约束条件，充分估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使提出的发展目标经过努力能够实现。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理念和治国理念的升华。“十一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发展目标的确定必须体现科学发展的要求，引导各方面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做到“五个突出”：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突出人文的、社会的目标；按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要求，突出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突出结构和效益的目标；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突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突出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目标。
“十一五”规划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又不够完善的体制背景下编制的规划。“十一五”规划既不同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下的规划，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胶着状态下的规划。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特征，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就要减少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由企业自主决策的一些产品产量目标。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特征，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就既要把改革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明确深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又要突出政府履行职责，体现政府承诺的发展目标。
“十一五”规划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即将结束背景下编制的规划。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受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也在加大。“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主要产业和产品的过渡期将结束。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们必须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谋划未来的发展，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我国全面开放条件下谋划发展的能力，妥善应对扩大开放过程中面对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确定的发展目标，既要体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又要充分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考虑到可能遇到的新挑战，考虑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能带来的风险。
“十一五”规划是在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背景下编制的规划。从经济发展周期看，从“十五”中期开始，我国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增长的上升期。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部分产业低水平盲目扩张、生产能力过剩等不良后果，在“十一五”开局之年很可能显现。确定“十一五”的发展目标，既要考虑到尽可能延续前两年增长的好势头，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考虑到消化盲目扩张带来的生产能力过剩、银行不良贷款增多等不良后果，努力化解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引导各方面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六、“十一五”期间保持年均7.4％左右的增长速度是留有余地的
王梦奎在《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0月24日载文指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建议》综合考虑我国发展的趋势和条件，提出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资源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这大体上需要保持年均7.4％左右的增长速度。根据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分析，这样的增长速度是积极的，也是留有余地的。
经济发展中有不少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要避免大起大落。一方面，消除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宏观调控尚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由于一些部门生产能力过剩，市场开拓迟滞，对经济下滑的危险也不能不有所警惕。国际市场石油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上涨，针对我国商品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国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重要的是正确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社会供求的基本平衡，注重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城乡人民消费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困难，主要不在于增长速度上不去，而在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应该据此确定经济发展工作的着力点。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许多和产业结构、区域和城乡经济结构不合理有关。争取在结构优化方面取得明显进步，是“十一五”时期经济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长远目标的重大步骤。要着重解决的突出问题是：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技术水平低，是我国经济素质不高的集中表现。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是：提高服务业水平和比重以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发展先进制造业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缓解瓶颈制约和增强发展后劲。在一、二、三产业内部也都有结构优化的问题。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必须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有一个大的突破。现在不少产品生产能力过剩，正是调整结构的好时机。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最困难之点。根本原因在人多地少，农业不容易形成规模经营，而几亿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又需要相当长的过程。需要着重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另一方面，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妥善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这种战略布局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十一五”时期还不可能缩小地区差距，但有条件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支持的力度，在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健全区域良性互动机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遏制差距扩大的趋势。
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构成严重制约。根本原因在于增长方式粗放。应该说，在转变增长方式方面有不小进步，20世纪最后20年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证了经济翻两番，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近年来资源消耗强度明显增大，能源弹性系数大幅提高，说明经济增长的成本在上升。经济快速增长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唯一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节约型社会。这并不是应对资源紧缺的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国家前途的重大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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