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计算与组织的限度
经济学家们对教科书中的企业模型越来越感到失望。在中级微观经济学中，“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像一个神秘的“黑箱”，黑箱里的情况被正统经济理论排斥在外（而被认为是管理学、组织理论、产业心理学等次级学科的研究内容）。尽管教科书中的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取之处，但已被证明不能解释许多实际商业行为：纵向和横向一体化、地理上的和产品线的多样化、特许经营、长期商业签约、转移定价、合资研究，等等。经济学家们开始抛开企业的生产函数观点，转向另一类文献，把企业看作一种组织（原文为斜体，为在中文板式中更明显，故用黑体，下同——译者），认为企业本身就应该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这些初生的文献是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部分。这种新观点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我们对企业及其他组织的理解，以至于我们不再赞同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88年所说的“企业为什么存在、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数量、什么决定了企业的行为……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Coase, 1988a, p. 5）。这种新理论并非没有批评者；比如，理查德•尼尔逊（Richard Nelson, 1991）反对说，新制度经济学往往忽视了企业间的各种差异（discretionary differences）。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产业组织、公司财务、战略管理及商业史等领域里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着重阐明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些贡献在奥地利主义文献的内部和外部都被大大忽视了。特别地，我认为米塞斯（Mises）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的概念——企业家根据消费者需要去调整生产结构的手段——应该被置于组织性质及设计的奥地利主义研究的中心（forefront）。关于经济计划，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主义观点。有学者曾经对计算辩论进行了奥地利主义重新解释（Lavoie, 1985; Kirzner, 1988），认为米塞斯对社会主义计划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也是他理解市场制度如何配置资源的重要部分。米塞斯本人强调计划的普遍存在：“每个人的行为都意味着计划。那些自称计划者的人所倡导的，不是让计划行动取代自由发展，而是让他们自己的计划取代其臣民的计划”（Mises, 1947, p. 493）。所有的组织都在计划，并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都在进行经济计算。在这种意义上，计算问题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具有一般性。
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以及对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困难有着独到见解，但他们一直是含蓄地去理解组织经济学。关于这一点，如尼克赖•朱尔•弗斯（Nicolai Juul Foss, 1994, p. 32）在《奥地利主义经济学评论》最近一期中所说，“奥地利主义学者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企业理论，这的确是一个理论谜团。”弗斯指出，在计算辩论中期以后的奥地利主义著述中，现代企业理论的许多基本要素——产权、关系专用性资产、非对称信息、委托-代理问题——至少有了雏形。事实上，罗斯巴德（Rothbard）在《人、经济与国家》（1962）一书中对企业规模的分析首次明确采纳了罗纳德•科斯1937年提出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是大多数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基础。米塞斯在《人类行动》（1949）一书中针对金融市场作用的讨论，预见了亨利•曼恩（Henry Manne）1965年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开创性论文，以及学术界最近对金融学作为经济学基本组成部分的承认。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不仅预见了现代文献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重大创新，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他们的贡献虽然不属于完全清晰的企业理论，但仍然值得注意和发展，对研究这些问题的奥地利主义学者来说更是如此。这些贡献包括：罗斯巴德用计算问题去分析企业的限度；米塞斯讨论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市场如何限制经理自由决断（managerial discretion），以及如何完成最终的资源配置任务。
一、教科书中的企业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根本不存在企业之类的事物。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或生产可能性集，即一种把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手段。给定可得的技术、投入品价格向量和需求表，企业在生产计划必须在技术上可行的约束下实现货币利润最大化。这就是关于企业的所有问题。企业被模型化为一个行为人，面临一系列相当简单的决策：生产什么水平的产出，每种要素雇佣多少，等等。当然，这些“决策”其实根本不是决策；它们是琐碎的数学计算，隐含于基本的事实资料中。在长期，企业还可以选择最优规模和产出组合，但这也由生产函数的特性所决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关联经济）。简而言之：企业是一组成本曲线，“企业理论”是一个计算问题。
这些模型当然不能真实地描述现实中的工商企业；它们的使用完全是工具性的。如戴维德•克瑞普斯（David Kreps, 1990, p. 233）——其本人对传统模型的价值评价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要低——所说：如果现实世界中的企业没有像传统理论所说的那样去实现利润最大化，“那并不意味着利润最大化不是一个良好的实证模型。只有事实资料，并且只有在我们理解利润最大化对可观测行为的涵义之后，才可以作出结论。”然而，即使承认工具主义的某些优点，这种生产函数方法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无助于理解各种经济现象。黑箱模型其实是关于工厂（plant）或生产工序（production process）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企业（firm）的理论。单个企业可以拥有和运转多个生产工序。同样，两个或更多的企业可以签约以联合经营单个生产工序（如合资研究）。要理解作为法律实体的企业的规模和范围，我们就必须把视野拓宽到教科书以外。二、科斯与交易成本
在他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罗纳德•科斯首次解释了组织的边界不仅依赖于生产技术，而且依赖于交易活动的成本。科斯主义框架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 1985, 1996），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奇安（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 1978），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 1986）那里得到了发展，其认为在企业内组织交易或在公开市场上组织交易的决策——“自制或购买决策”——依赖于内部交易与外部交易的相对成本。市场机制必然产生某些成本：发现相关价格、协商和执行合约，等等。在企业内部，企业家可以自己协调这些活动，减少了这些“交易成本”。但是内部组织带来了另一类交易成本，或者叫做信息流动、激励、监督和绩效评价的问题。于是，企业的边界决定于外部交换与内部交换的相对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权衡。在这种意义上，企业边界不仅依赖于技术，而且依赖于组织因素；即，依赖于签约的成本和收益。
外部交换和内部交换的相对成本依赖于交易的特征：关系专用性资产的程度，未来和交易伙伴行动的不确定性的大小，交易协议的复杂性，以及交易发生的频率。每种因素都影响了哪种制度安排（即，内部生产还是外部生产）更受偏好，尽管第一个因素——“资产专用性”——被认为特别重要。威廉姆森（1985, p. 55）把“资产专用性”定义为“用于支持特定交易的耐用性投资，如果最初交易被提前终止，那么这种投资在次佳用途或使用者那里的机会成本变得非常低。”这可以描述各种关系专用性投资，包括专业化的实物和人力资本，以及R&D、企业专用性知识或能力等无形资产。
马克•瑞欧（Mark Roe, 1994, p. vii）出色地概括了最近经济学家们对企业问题的思想转变：
以前，经济理论把企业看作机器、技术、存货、工人和资本的集合。把这些投入倒进一个黑箱子，再搅拌一下，人们便可以得到产品和利润产出。现在，对企业的理论解释越来越多了，并且大都把企业看作一种管理结构。如果经营者能够成功地协调企业的活动，企业便会成功；如果经营者不能有效地在人和投入品与当前技术和市场之间进行协调和匹配，企业便会失败。处于企业最顶层的是企业的股东、领导者和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些关系失调了，企业就很可能跨掉。
在这种新的导向下，经济理论在财务、会计、管理及其他领域里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些领域以前被置于经济学视野之外。
三、经济计算与企业规模的限度
不幸的是，关于企业理论的经济文献尽管日益增加，但大多集中于市场交换的成本，而很少注意内部交换的成本。然而，这种新研究必须对企业规模限度提供一个圆满的解释（Williamson, 1985, chap. 6）。用科斯的话说，“为什么企业家不多组织一项交易或少组织一项交易？”或者，更一般地，“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生产都在一个大企业里进行？”（Coase, 1937, pp. 4243）。企业限度的理论也许是新的组织经济学中最困难和最欠发展的部分。现有的合约解释依赖于权威和责任问题（Arrow, 1974）；剩余所有权引起的激励扭曲（Grossman and Hart, 1986; Holmstrom and Tirole, 1989）；以及在企业内部仿造市场治理特征的成本（Williamson, 1985, chap. 6）。通过应用米塞斯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定理，奥地利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明显的贡献。罗斯巴德已经阐明，根据实际价格进行经济计算的需要，不仅解释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央计划的失灵，而且给出了企业规模的最高边界。
（一）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一个短评
为了理解米塞斯在那场计算辩论中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争论不是专门（甚至不是主要）针对社会主义，而是关于资本品价格的作用。企业家基于未来价格的预期和当年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而作出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为了获得利润，他们需要所有价格信息，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信息，而且包括生产要素价格信息。若没有资本品市场，这些商品便没有价格，企业家因此无法对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作出判断。简而言之，资源不能被有效率地配置。因此，在任何环境下——不论是不是社会主义——只要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价格，该要素的潜在使用者就不能作出理性的使用决策。从这种角度看，米塞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有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然而，由于学者们对米塞斯的“真正所指”存在不同理解，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那场辩论作一简评。
根据标准的解释，在1920年以前，社会主义理论家很少注意到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中如何运行，他们大都听取马克思的忠告，回避了那种“乌托邦式的”思考。后来，当时主要以金融理论家闻名的米塞斯发表了他那篇轰动性的论文，后来被翻译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经济计算》（1920）。米塞斯声称，若没有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因此就无法评价各种生产技术的相对效率，从而无法作出决策。米塞斯争辩道，即使存在消费品市场，中央计划者也不能把有意义的价格“归因于（impute）”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这预见了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简而言之，若没有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催生价格，即使最具奉献精神的中央计划者也将发现，根据消费者需要去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
在整个1920年代及1930年代初，米塞斯的观点成为德语文献中激烈争论的焦点。人们最终一致认为，米塞斯至少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离不开货币和价格这类东西，没有可行的方法根据劳动时间之类的标准去确定价格，早期社会主义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但维尔弗雷德•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和他的追随者恩瑞克•巴罗恩（Enrico Barone, 1908）证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错误，因为让系统“有解（determinate）”所需的需求和供给方程的数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都存在。如果计划者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关于偏好和技术的必要信息，那么他们就能够大体上计算出最终商品的均衡配置。
然而，对米塞斯最重要的回应是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 1929）、H. D. 狄根森（H. D. Dickinson, 1933）、阿巴•雷勒（Abba Lerner, 1934）和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1936-37）发展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或“数学解”，这一回应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在市场社会主义系统中，资本品是集体财产，但个人可以自由地拥有和交换最终产品和服务。系统将如此运行。首先，中央计划委员会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任选一组价格。在那些价格上，各类国有企业的经理被引导去生产一个最优产量，使每一最终商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价格，然后再选择一个使该产量下的平均成本最小的投入组合。然后，允许消费品价格波动，并且中央计划委员会根据最终产品的短缺和过剩调整资本品的价格。于是，通过一个基本上等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经理那样的“试错”过程，资源将根据供给和需求进行配置。一般认为，Lange的贡献在于他阐明了，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与资本主义同样的生产效率，因为社会主义计划者“可以像市场系统中的企业家那样，从社会化的经济系统中准确接收同样的信息”（Heilbroner, 1970, p. 88）。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回答了米塞斯的计算问题，而且可以看作是回答了哈耶克（Hayek）和里昂•罗宾斯（Lionel Robbins）所提出的“可行性（practicality）”观点。哈耶克不再集中于计算问题，而是集中于知识问题，从而改变了争论的内容，这体现于他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Hayek, ed., 1935a）论文集中的贡献，这一贡献后来在他的论文《竞争解》（1940）、两篇名著《经济学与知识》（1937）和《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1945）以及罗宾斯的《大萧条》（1934）一书中得到了扩展。在哈耶克和罗宾斯看来，社会主义组织的失灵是由于机制设计问题，因为计划者不能获得关于消费者偏好和资源可获性的完全信息，从而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更进一步，即使计划者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这些资料，也需要花几年时间去计算现代经济中的数百万种价格。兰格-雷勒-泰勒方法声称通过试错可以解决偏好显示问题，因此实际计算是不必要的。
随着市场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正统脉络（orthodox line）”，这在阿博拉姆•博格森（Abram Bergson）的著名综述《社会主义经济学》（1948）中，以及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 pp. 172-86）一书中得到了完整的总结。根据这一脉络，是米塞斯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但他仅仅遭到帕雷托和巴罗恩的反驳；然后哈耶克和罗斯巴德“撤退”到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能够计算，但实际中的信息问题将使这一计算太困难；再后，市场社会主义者证明，计划者可以采取试错方法，并不需要完全信息。因此，争论还在继续，经济理论本身不能对中央计划有效性作出任何结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必然是纯政治性的。
（二）计算与激励
随着激励和信息理论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正统脉络近几年来有所修正。现代激励和信息理论的典型观点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两种系统中不同的激励特征。中央指挥型系统被认为比市场系统具有更高的代理成本——经理自由决断、偷懒等（比如，Winiecki, 1990）。其实，兰格自己就警告过，“社会主义真正的危险是经济生活官僚化的危险”（Lange, 1936-37, p. 109；黑体原加）。
然而，如本文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计算辩论主要还不在于代理和经理激励问题（Rothbard, 1991, pp. 51-52）。激励问题早就被认识到了，并被表述为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谁去丢垃圾？”或者说，每个人都“根据其需要”而得到补偿，有什么激励使人们去干那些又脏又讨厌的活呢；或者，由于所有劳动都是不愉快的事，劳动的激励是什么呢？传统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自利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将带来人性上的变化。在劳动者的天国里将出现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人”，他们乐于助人，劳动激励来自伙伴的需要。借用奥利弗•威廉姆森（1991, p. 18）在批评晚近的社会主义思想时所用的术语，这些早期的理论家似乎假定“国家机构已废除了机会主义”。经验已表明这种想法是天真的。
但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并不在于众所周知的激励问题。姑且假定，在中央指挥下和在市场系统中，每个人都同样地努力工作。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中央计划委员将发布什么样的确切指令。委员会必须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和服务，每种产品和服务生产多少，生产每种最终产品需要什么中间品投入，等等。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生产是多阶段的，资源配置依赖于资本品货币价格的存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价格形成于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动态竞价过程。这一过程不能用投入-产出分析、计算机模拟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人工市场来加以复制。米塞斯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决策者必须知道所有这些要素的有意义的价格，以便在许多可能的要素组合中作出选择。“如果不使用每时每刻在市场上被决定的货币价格结构，以对生产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计算和比较，那么人脑只能考察、评价和指挥像原始家庭经济那样小范围的生产过程”（Salerno, 1990, p. 52）。
计算与激励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因为关于组织设计的现代经济学文献——从企业规模的交易成本解释，到官僚科层的公共选择理论，再到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软约束”（Kornai, 1986）的最近研究——主要集中于激励问题（可能受到兰格关于官僚科层的著名警告的启发）。激励理论研究的是，在一个特定关系中，委托人如何使代理人去做合乎委托人意愿的事。然而，米塞斯的问题不同：委托人如何知道告诉代理做什么？也就是说，应该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投资？哪条产品线应该扩张，哪条产品线应该收缩？计算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意味着，当组织大到足以使所有活动都在内部进行时——以至于没有外部市场作为参照——将同时面临计算问题和激励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社会主义提议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问题基本上是无关的。这正是米塞斯自己在《人类行动》中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Mises, 1949, pp. 694-711）。他在书中抱怨说，市场社会主义者——以及所有的一般均衡理论家——误解了“这一经济问题”的本质。兰格、雷勒和泰勒主要关注的是消费品定价问题，而现代经济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资本结构：即，资本应该以什么方式被配置到各种活动上？米塞斯争辩道，市场经济的驱动力不在于“管理（management）”——经理在给定框架内执行明确任务——而在于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正是投机、套利和其他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活动决定了管理工作的内容。是企业家而不是经理，活动于资本和货币市场，成立和解散公司，创造和废除生产线，等等。但这正是市场社会主义想要废止的活动。换句话说，在激励很重要的时候，社会主义不能维持的高能激励不在于管理领域，而在于企业家的预见和决策。
有人对米塞斯的观点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没有理由期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会像与企业利益唇齿相关的私人企业经理一样地“玩市场游戏（play market）”。这可能是米塞斯的观点。但米塞斯主要关心的却是，企业家没有获准“从事投机和投资”（Mises, 1949, p. 705）。他坚持认为，这不是下属经理（代理人）的激励问题，对他们来说要解决的问题是给定的，而是投机者和投资者（委托人）的激励问题，他们决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兰格、雷勒和泰勒以严格静态的新古典视角来看待市场，这时所有的系统参数都被给定，剩下的只是一个计算问题。其实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利用经济计算——使产业增长和萎缩，导致新的、不同的生产方法被尝试，另一些生产方法被放弃，不停地改变可获产品的范围。在私人财产所有权缺失的情况下，损失掉的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而不是代理人努力工作的激励。
事实上，像前苏联经济那样的传统的指令型经济，看来只能模仿市场经济从前已经完成了的那些任务；而不能确定和执行最初的任务。
当中央的优先任务涉及快速赶超时，[苏联]系统特别有效，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参照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去解决知道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如何做、是否被正确地做了等问题，可以利用杰钦科隆（Gerschenkron）所说的……“劣势（backwardness）的优势”……伴随这些优势的是系统内在的本质缺陷。当系统追求几个优先目标而不顾次要领域里的牺牲和损失时，最终负责的那些人不能知道这种成功是否值得。中央当局缺乏信息和实物能力去监督所有的重要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然而，给定该系统的逻辑，只有他们才真正有兴趣去了解这些成本。（Ericson, 1991, p. 21）
不通过经济计算，便无法确定任务是否已被有效率地完成。因此，没有实物和金融资本市场——其决定将要完成什么任务以及是否已被充分地完成——经济系统便难以产生新事物，从而必须依赖于外部参照去确定做什么。当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可以参照世界市场价格去确定他们内部买卖商品的隐含价格（Rothbard, 1991, pp. 73-74）。用米塞斯的话说，这些经济
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系统。它们运行于价格体系仍然有效运转的环境中。它们能够基于国外价格进行经济计算。若没有这些价格的辅助，它们的行动将变得盲目和无计划。如果它们能够计算、记帐以及准备它们常谈到的计划，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参照这些国外价格。（Mises, 1949, pp. 698-99）
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企业的情况类似：需要外部市场价格去计划和评价它的行动。
（三）罗斯巴德与组织的限度
罗斯巴德对企业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把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的分析扩展到垂直一体化和组织规模的研究。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写道，达到某一点时，企业规模决定于成本，如教科书中的模型所示。但是“最终限制企业相对规模的是，针对每一种要素都必须存在市场，这样企业才有可能计算其利润和损失”（Rothbard, 1962, p. 536）。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隐含成本”的概念。要素服务的机会成本的市场价值——即罗斯巴德所说的“隐含收入的估计”——只有存在那些要素的外部市场时才能被确定（pp. 542-44）。例如，如果企业家自己管理他的业务，那么企业的成本中就必须包括他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如果企业家不能度量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那么他的平衡表将更加不精确。
在具有多阶段生产的企业中，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大型的一体化企业被典型地组织成一些半自主业务单位或“利润中心”的集群，每一单位或部门专业化生产某一特定的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企业的中央管理层利用各业务单位的隐含收入（这可在部门利润和损失的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在各部门之间配置实物和金融资产。盈利多的部门被扩张，盈利少的部门被收缩。假定企业的一个上游部门向一个下游部门出售中间产品。为了计算部门盈亏，企业需要一个关于该要素的有经济意义的“转移价格”。如果该要素有外部市场，那么企业就可以用那个市场价格作为转移价格。然而，若没有市场价格，转移价格就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估计。
实际中典型的做法是成本加成；有时候，可以让购买部门与销售部门自由地讨价还价（Eccles and White, 1988; Shelanski, 1993; King, 1994）。但是，任何人工的或替代的转移价格怎么说也比实际市场价格包含的信息更少；罗斯巴德（1962, p. 547）非常注重这一点，认为这种替代价格“只是一个随意的符号（arbitrary symbol）”。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成本加成和部门讨价还价——译者），依赖于这些价格的企业都会遭受损失。“若不能计算出价格，企业便不能理性地把要素和资源从一个阶段（或部门）配置到另一阶段（或部门）”（p. 547）。使用缺乏外部市场参照而在内部交易的中间产品，将导致降低组织效率的扭曲。这是现代经济组织理论中缺失了的精要，即一个更高的边界：企业在内部交易的所有商品都必须有外部市场。换句话说，没有企业能够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中间产品的唯一生产者和使用者；因为在那样情况下，不会存在基于市场的转移价格，企业不能计算部门的利润和损失，从而不能在各部门间正确地配置资源。如罗斯巴德所述：
由于自由市场总是倾向于建立最有效的和最有利的生产型式（不论针对商品种类、生产方法、要素配置，还是针对企业规模），所以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资本品的完全垂直一体化决不会形成于自由市场（在最初的水平之上）。对于每一种资本品，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市场供企业买卖该资本品。显然，这种经济法则为自由市场上任何特定企业的相对规模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最大限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各种资本品的生产阶段和复杂性的增加，经济计算甚至变得更重要了。因此，维持发达经济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为所有资本和其他生产者的商品保留市场。（pp. 547-48；黑体原加）
像中央计划经济一样，企业需要市场信号来指导其行动；没有这些市场信号，企业便不能生存。注意，一般来说，罗斯巴德描述的只是企业的最高边界，而不是扩大企业活动的附加成本（当存在外部市场参照时）。然而，一旦企业的扩张取代了至少一个外部市场（指某一个中间品外部市场——译者），经济计算问题便会出现。当越来越多的外部市场消失时，这种计算困难变得愈加严重，因为这时“不可计算的无序小岛膨胀到大块陆地那么大。随着不可计算性的领域增加，非理性、不当配置、损失、贫困等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重”（p. 548）。换句话说，企业受到内部配置商品的外部市场存在程度的限制。若没有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企业就必须依靠相对成本较高且没有效率的方法去确定自己的会计价格，以完成内部计算。
重要的是，在《人、经济与国家》（p. 548）中，罗斯巴德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讨论，明确指出这两个问题是内在相通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计算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因为一个代理人拥有和指挥着所有资源。在1976年的论文《路德韦格•冯•米塞斯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中，罗斯巴德对此作了扩展，他解释道：
有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视了的领域，在那一领域里，米塞斯关于经济计算的分析需要被扩展。因为在深远意义上，这一理论根本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反，它适用于任何这样的情形：一个集团对生产工具的控制已遍及一个巨大的领域——或者，在严格意义上，遍及整个世界。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主义问题来说，这种统一控制是来自社会主义的专制剥夺，还是来自自由市场的自愿过程，都无关紧要。米塞斯理论集中考虑的并不是政府相比于逐利的市场过程而存在大量的非效率，而是资本品市场已经消失的事实。这意味着，正如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一样，没有一个大企业能够拥有和控制整个经济。米塞斯的分析适用于任何这样的情形：资本品市场在一个复杂的产业经济中已经消失，无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是因为大型兼并而成为单个大企业（One Big Firm）或单个大卡特尔（One Big Cartel）。（Rothbard, 1976, p. 75）
米塞斯的分析因此适用于特定资本品市场缺失的任何情形，因为这时企业已变得非常大，以至于成了该资本品的唯一生产者和使用者。如前所述，这种企业是不能生存的。
令人吃惊的是，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扩展在奥地利主义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尽管这种观点在《人、经济与国家》（p. 536, p. 543, p. 547-48, 和p. 585）中出现了四次，并且在1976年的论文中又出现了。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发展和精炼，这将是一项有益的研究，因为关于企业规模的现代文献对组织的限度缺乏一个充分的解释。罗斯巴德的分析还意味着商业战略领域里的一种研究思路：所有其他情况相同时，在长期来看，能够利用基于市场的转移价格的企业，将比利用行政的或内部协商的转移价格的企业，表现得更好。但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很少，尽管可能出现一个“奥地利主义战略学派”（Jacobson, 1992）。然而，已经引起极大关注的相关问题是，很难在各部门之间分配一般管理费用或固定成本。如果一种投入品基本上是不可见的（或不可排他的），那么就无法计算某一特定部门所使用的那部分投入品的机会成本（见罗杰森1992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因此，一般管理费用高的企业相对于能够在各业务单位间更精确地分配成本的企业，具有劣势。事实上，在成本会计文献中，已有人开始讨论“市场模拟会计”（Staubus, 1986），认为企业可以基于观测到的市场价格和相关信息，通过市场模拟会计去确定某一价格，使其等同于资产在活跃的市场上交易的价格。企业规模限度问题上的罗斯巴德主义观点意味着，市场模拟方法将会成为一种有用的会计技巧。
罗斯巴德在1976年的论文中讨论企业规模限度时，采纳了明显的科斯主义框架。罗斯巴德说他自己的分析方法
可以扩展科斯教授对企业规模的市场决定因素的著名分析（或者说，对企业使用内部计划与使用交换和价格机制的相对程度的著名分析）。科斯指出，这两种模式都具有递减的收益和递增的成本，用他的话说，这导致了自由市场系统中的一个“最优的计划数量”。我们要补充的是，只要资本品市场开始消失，内部公司计划的成本就立即变得极高（prohibitive），所以自由市场最优永远不会是一个大企业取代全世界的市场，也不会是任何特定市场的消失从而那种产品或资源的经济计算的消失。（Rothbard, 1976, p. 76）
这值得注意，因为甚至到了1972年，科斯仍然在说他1937年的论文“引而不用”（Coase, 1972, p. 62）。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在1972年才发表，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一书在1975年才出版。因此，罗斯巴德也是扩展科斯主义观点的最早的作者之一。四、经理自由决断与金融市场
如上所述，当前对现代企业理论的许多研究都集中于代理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经理能够采取自由决断的行为？可以设计什么规则或机制去结合经理与所有者的利益？若没有有效的规则，经理将采取什么行动？早期的应用是所谓的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争辩道，现代企业不是由股东这样的所有者经营，而是由拿薪水的经理经营，经理的利益包括执行官额外津贴、声望之类的报酬，这与股东的利益不同。如果公司股票被分散持有，那么单个股东便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耗费成本地）监督经营决策，因此自由决断得以盛行，导致企业市场价值的损失。
亨利•曼恩在《吞并与公司控制权市场》一文中的回答是，只要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的自由决断就会受到限制。当经理采取自由决断的行为时，企业的股价将下降，导致接管及随后对在职经理的替换。因此，尽管经理在企业日常工作中拥有巨大的自主权，但股票市场对他们的行为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当然，关于接管机制对经理约束的有效性，还存在大量的不同的文献（见罗曼诺1992年的总结）。如果经理希望通过吞并来增加他们自己的声望或控制范围——着手“建立帝国”——那么没有管制的市场将产生“过多的接管”。另一些批评者指出，如果企业当前（被低估）的价格与接管后的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共同知识，那么目标企业股东（target firm’s shareholders）就会等到股价上涨后才肯抛售股票，这便剥夺了吞并企业股东（acquiring firm’s shareholders）的部分回报。在那些情况下，市场将产生“过少”的接管。
在米塞斯的《人类行动》（1949）中区分所谓“利润管理”与“官僚管理”的那一节（Mises, 1949, pp. 308-11），也可见到曼恩论文的主要见解。米塞斯的确承认，公司的工薪经理在企业日常工作中有非常大的自主权。但是对企业的资源配置作出最终决策的还是股东，因为他们可以买卖股票：
[伯利和米恩斯]教义完全忽视了资本和货币市场，即股票和债券交易（其最贴切的称呼就是“市场”），在引导公司业务时的作用……资本家可以利用普通股、优先股以及公司债券的价格变化，最终控制资本的流动。资本和货币市场上的投机以及针对大额商品交换的投机所决定的价格结构，不仅决定了每种公司业务的经营能够得到多少资本；而且创造了某种关系状态，经理必须根据这种关系来仔细调整其经营行为。（p. 303）
米塞斯并没有明确地把接管机制本身当作资本家实施控制的手段——接管在1950年代末期以前不太流行，在1950年代，收购股票才开始作为一种吞并方法取代委托人竞争（proxy contest）——但他的主要观点是清晰的：市场系统真正的基础不在于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或经理市场，而在于资本市场，企业家判断和决策只有在资本市场上才能得以实现。
如上所述，米塞斯对金融市场重要性的分析，也是他在《人类行动》中最后反驳兰格、雷勒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对其计算观点的批评的关键之处（Mises, 1949, pp. 694-711）。他争辩道，市场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市场系统所执行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消费品定价，而在于资本在各行各业的配置。社会主义者的分析焦点在于给定资本结构中的生产和定价决策，从而忽视了资本市场的关键作用。罗斯巴德（1993）年认为，可以对教科书进行同样的批评，在企业的生产函数模型中，资本是给定的。“新古典微观理论谈论‘经理’把生产推至MR=MC的那一点，而从来不谈是谁或什么把资本配置给他们（指经理——译者）。简而言之，新古典理论隐含地假定，一个固定的资本量配置给了经理……经理只是用这些资本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其他地方。因此得出荒谬的结论，即每个企业的经理将努力攫取最后一份利润，把生产推至MR=MC的那一点。”幸运的是，关于合约关系的交易成本决定因素的新文献，已经开始把资本带回到公认的微观理论中。
最后，针对伯利-米恩斯教义，米塞斯在《人类行动》中解释道，“全能的（omnipotent）经理阶层的出现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现象，”而是政府政策的结果（Mises, 1949, p. 307）。在该书中，米塞斯扩展了他早期在《官僚主义》（1944）一书中的分析，在早期的那本书中，他批评了企业增大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的观点。米塞斯把官僚主义想象为与逐利（profit-seeking）相对的规则遵循（rule-following）行为。他用“官僚主义管理”这一术语来表示对没有市场现金价值的活动的治理（govern）。只要企业的投入和产出被买卖，企业的中央管理层就可以获得市场价格中的信息，评价企业内各分部和部门的效率。于是，企业就可以让下属经理对日常经营决策拥有广泛的自由决断权。如果组织生产一种没有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比如，政府机构的产出——那么下属经理必须得到如何完成任务的具体指示。
米塞斯争辩道，私人企业中的经理可以自由地作出日常决策，并不会使企业变得“官僚主义”。“如果其管理层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任何一个逐利的企业，无论它有多大，都不会倾向于变成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僵化的趋势并不是商业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是政府介入商业的结果”（Mises, 1944, p. 12）。在这里，米塞斯的意思是，政府干预妨碍了企业家的经济计算以及企业家利用价格去约束经理的企图。米塞斯给出了三个例子（pp. 64-73）：税收和价格管制，它们影响了公司利润（扭曲了一个重要的经营业绩信号）；法律，它们影响了雇佣和提升（比如，需要雇佣公关、法律和会计人员去应付政府报告要求）；以及专断的反托拉斯或管制活动的普遍威胁，它们导致企业家必须变得精于“外交和行贿”（p. 72）。
马克•瑞欧（1994）在他最近对公司财务政治学的研究中发展了一个类似观点。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强经营者，弱所有者”，并认为这不是市场过程的结果；而是对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施加法律限制的结果。比如，在美国，银行和其他机构被禁止拥有企业；反托拉斯法禁止像日本keiretsu那样的产业联合；反接管限制稀释了接管机制的约束作用。要求所有权分散的法律造成了瑞欧所说的“伯利-米恩斯公司”，在这种公司里，“零散的所有权把企业内的权力转给了经理”（p. 93）。米塞斯可能这样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法律限制，那么经营自主就不是没有效率的；它是经营大型的分权化组织的必要工具。但这种大企业必须有精确的部门会计报表，以评价经营绩效，因此，企业需要市场价格中的信息。
五、其他奥地利主义方法：奈特、不确定性和“基于市场的管理（market-based management）”
最近，一些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建议，科斯主义框架太狭隘，也太迁就于一般均衡传统，不能充分反映奥地利主义思想（Boudreaux and Holcombe, 1989; Langlois, 1994a）。他们批评说，追随科斯的现代企业理论，保留了静态均衡分析的观点，仍然是在已知概率条件下针对一组固定产出进行利润最大化。有些学者建议采纳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一书中的框架。他们争辩道，奈特主义框架提供了真正的关于不确定性、非均衡和过程的分析，从而提供了现实企业家才能的范围——这些特征更符合奥地利主义。“科斯主义与奈特主义企业理论在分析[企业存在]问题时，选择了两个不同的出发点（vantage points）。科斯主义理论把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当作给定，把企业模型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其行动旨在使投入转换为产出的成本最小化……然而，在奈特主义模型中，企业家才能是企业的主心骨”（Boudreaux and Holcombe, 1989, p. 152）。兰格罗易斯（1994a, p. 175）特别说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把成本最小化的概念扩展到既包括交易成本也包括生产成本，但它基本上仍然是一种静态分析，预期只起到有限的作用：“该理论很少考虑到环境可能会影响组织形式，这些环境只以未来概率形式而存在，让企业家去想象或担心。”
然而，这些描述难免以偏概全；如弗斯（1993c）最近指出，存在“两个科斯主义传统。”一个传统是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有关的合约-纽结分支，其研究事前机制设计，以便在监督耗费成本时可以限制偷懒。其分析重点在于（被外生地决定的）道德风险关系中的监督和激励。前面所提到的批评可能适于这一类现代文献，但不适于另一种传统，即治理或资产专用性分支，尤其是威廉姆森更加异端的表述。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框架融合了非最大化行为（有限理性）；真实的“结构的”不确定性或真正的意外情况（完全合约被认为不可行，这意味着事后的意外情况不能事前约定）；以及过程或时序适应性（交易关系随时间而发展，典型地经历了一个改变交易条件的“根本性转换”）。简而言之，“至少有些现代企业理论根本没有预先假定‘封闭的’经济世界——这时的所有有关投入和产出都被当作给定，人类行动被描述成最大化，等等——（某些批评家）声称这种预先假定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Foss, 1993a, p. 274）。换句话说，人们可以基本上采纳科斯主义观点，却不放弃企业家作为不确定性承担者、创新决策者的奈特主义或奥地利主义观点。
类似地，本文所描述的方法有别于最近“基于市场的管理”文献（Ellig, 1993; Ellig and Gable, 1993）中所发展的方法。基于市场的管理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在组织内部复制类似市场特征（market-like features）的能力。这些特征之一就是中间产品（以及金融、法律、会计和R&D支持等服务）的“内部市场”和建立严格的部门利润中心。像市场价格一样，这些内部价格传递了关于局部环境的信息。另一些特征包括：明显的“使命”或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认识，明确界定较低级雇员的地位和责任（类似于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基于业绩的雇员回报，被很好界定了的“公司文化”（习惯、行为规范），以及分权化决策。
基于市场的管理的理论基础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推动的企业的团队生产或合约-纽结模型，埃迪斯•彭罗丝（Edith Penrose, 1959）、G. B. 理查德森（G. B. Richardson, 1972）及戴维德•梯斯（David Teece, 1980, 1982）的“能力”理论。在此，我不打算进一步讨论能力观点；指出这类文献既有捍卫者也有批评者也就足够了。与本文有关的问题是，基于市场的管理的文献，像合约-纽结传统中的其他著述一样，错误地描述了企业内“计划”的本质。比如，它认为科斯-威廉姆森传统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内部市场注定要失败，因为工商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命令科层”（Ellig, 1993, p. 9）。然而，科斯主义传统并不意味着采用了或应该采用命令-和-控制结构；相反，如上所述，现代企业将倾向于明显的分权化，以至于所有工作层级的经理和工人都可以利用局部知识。并非所有的决策都是以执行命令的方式从上而下地作出；威廉姆森和钱德勒（Chandler）所描述的“M型”公司是市场与科层、集权与分权的混合。
换句话说，企业家的确会通过“专制”作出某些决策；企业显然是一个“军团（taxis）”，而不是一个“和谐体（cosmos）”（这是哈耶克的术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决策都必须来自最高层；我们赞同基于市场的管理的文献所说的“中央计划以及命令-和-控制都不足以界定工商企业的特征”（p. 11）。事实上，给定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企业将总是倾向于选择最优数量的“市场类似”特征。那么，企业的问题就不是太多的“有意识的”计划；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计划是否是在一个更大的市场环境中被作出、被检验。如上所述，只有当所有内部交易的商品或活动都存在明确的市场时，企业家才可以作出计划。企业所需要的不必然是内部市场，它们所需要的是市场价格产生的信息。
六、结论
本文目的在于，凸显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一些贡献，并提出这同一思路上的未来研究方向。特别地，罗斯巴德所提出的对中间产品市场的需要，以及这种需要如何限制组织规模和范围的观点，值得进一步发展。这也许会比其他奥地利主义传统中的研究更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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