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转为充分条件,似乎还要求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原则。那么,哪里才能找到这些原则呢?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于社会内部的动力──亦即在同一社会内部敌对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逻辑上还有两个与国家兴起有关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以及与其它社会之关系。马克思在其关于历史演变的一般理论中,经常抽去上述两个因素,亦即自有人类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就是多样化的。然而,对于国家构造而言,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一直就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竭力试图将这些并列配合因素加以理论化,直接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中。不过,有意义的是,它们也许表明了存在着残酷的历史否定性:「匮乏」和「分散」背后的力量削弱了人类群体控制自身发展、将事业联合起来的能力,而这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视作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之路的长期意义。萨特从最普泛的层次探索了自然匮乏和社会多样化对所有地区人类秩序建构的逻辑作用,为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极敏锐且根本的洞见。首先,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与战争在国家出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两者正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宗教仪式试图缓解以无形力量永远降下贫困和灾难的、难以控驭的自然界;而军事准备则旨在支配各种社团展现身手的舞台,这些社团彼此毗邻而又互相差异,永远怀有潜在的敌意。两者都显示了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的社会功能,控制并且增强了对周边物理和人类环境的「外在」干预。对剩余产品(它使国家有能力保持组织化的宗教、供养有力的军队提供了物质起点)的「内在」占有挪用,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合法性资源。因此,也许可以合理地假设,国家兴起的常规形态应该是三种动力的组合:经济剩余的产生容易导致不平等的分配;建立起以圣事等级制度为条件的宗教体系;产生出军事机构,使级别差距必要化。假如说战争和宗教在早期最大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太大了,那首先是因为,在建立起少数人对多数人稳定的、中央集权化政治统治过程中──以少数人征用多数人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两者都促使了「必要条件」向「充分条件」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