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非常强调历史的偶然(small accidents of early history)对经济地理形态的影响,这样,既然产业集聚是经济地理形态发生变化的主线,因此,用“历史的偶然”的观点来解释产业集聚形成也变得越来越流行。克鲁格曼也承认制度的重要性,认为集群往往是一个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报递增的结果,技术创新带有偶然性,来源于产业集群区域的文化、创新精神以及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为本地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借助于制度创新提供的良好的发展环境,该增长点就会凭借技术溢出、知识溢出等报酬递增优势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产业。图1总结了克鲁格曼关于产业集群的过程机制。
三、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产业集群的观点
克鲁格曼以外的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断地拓展这一逐渐走向经济学主流的研究领域。贝尔托拉(Bertola,1993)应用内生增长模型来介绍资本及劳动力的转移,如何通过各地的报酬递增使一些地方经济活动在损害其他地方的基础上逐渐集聚与增长,他的模型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要素的流动促进欧洲的经济联合,并将导致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地理集聚。波斯玛(Boschma,1994) 认为,建立在新知识和新过程生产基础上的新企业相对来说具有区位选择的自由,但是,一旦其位于某区域,新企业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便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从而影响着该地区集群的形成。恩格尔曼与瓦尔兹(Englmann and Walz,1995), 瓦尔兹(Walz,1996)应用有关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来解释地方上的研究与开发如何产生一个空间集聚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区间要素的流动性与厂商对不完全可贸易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偏好,那么仅仅因为拥有中间产品数量多寡初始条件的差异,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垂直的产业联系便会导致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他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沃纳斯伯尔(1996)从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也会促成集聚,即通过制造业中间产品“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促成厂商的集中而形成产业集聚而生产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的联系作为经济集聚的机制,其背后首先是生产要素集聚,正是资本和劳动的集中才形成形式上的产业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相同的演化原理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在一个区域内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因集聚而造成的分离导致城乡分开;一个国内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特定地域内范畴的集聚导致产业地方化;在国际范围内,某种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集聚导致国际专业化。沃纳斯伯尔(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1933)①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 & Schmutzler,1999)通过两阶段双寡头垄断模型(two-stare duopoly model)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着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沃纳斯伯尔与李茂(Venables and Limao, 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HO贸易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人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察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市场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对贸易方式或生产方式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市场中心的位置与要素的禀赋状况无关,它是外生决定的。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从拉马克主义的(lamarcism)①意义上说,厂商和其他组织作为积极活动的主体,不但使它们的经济行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且它们也同时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地区区位的一般因子对新产业的布局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新产业的创造性过程将地方一般化要素转化为特定化要素,使该地区产生了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产业吸引力,从而导致产业集聚自我循环累积下去。因此,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主体决定过程,而是一个常常带有经济活动主体无意识影响、外部经济城镇化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在竞争中获胜保持领先地位的地区并不一定是起初经济最有效率的地区。鲍德温(Baldwin,1999)指出,由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关注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产业的垂直联系,因此集聚的向心力量有两种:需求联系与成本联系,据此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复杂的集聚模型。鲍德温认为,仅仅根据前向联系的内生资本产生的需求联系效应建立的简单模型就可以分析产业集聚的许多动态问题,如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区域自由化与产业集聚等。波斯玛和兰布(Boschma & Lambooy,1999)认为,偶然性事件和规模收益递增,与环境选择相比较,更有利于解释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的形成。如果说克鲁格曼(1991)重点研究了规模经济是产业集聚的前提的话,Henderson(1999)则对规模经济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规模经济来源于企业之间关于投入市场和产出市场信息的交流,如哪个供应商的成本更低、质量更好、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信息,以及对公共产品的成本的共同承担,如果行业需要较大金额的中间产品投入,由众多企业进行分摊更利于企业发展。此外,在研究开发中,相比前期研究,后继研究往往风险更大,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对企业有很重要的作用。大的规模无疑对信息分享、公共产品负担以及研究开发的联盟有重要作用,这是规模经济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此外,Henderson(1999)还指出,专业化城市产业更依赖于区域化经济,因为这种专业化城市可能就以生产某种标准化工业产品为主,更依赖于行业内的集聚;而大都市的产业集聚更依赖于城市化经济,因为大都市中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产品生命中期的成长阶段的、未标准化的产业需要的是差异化的市场环境、丰富的人力资本、巨大的市场容量等。专业化城市和大都市集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Henderson 、Shalizi和Venables(2000)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为了解释以上问题,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Romano, Passiante和Elia(2000)分析了29个虚拟群,用组织接近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地理接近概念,认为组织接近是虚拟群形成动力的新来源,而组织的接近则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来实现。他们突破传统的产业聚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把产业聚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扩展了产业聚群活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