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关于“又红又专”的问题就成为全国性的关注热点。而在这些讨论中,“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和“先专后红”都受到了批判,显然“红”被突出到了最为重要的位置。简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人民”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是获得这一崇高身份的重要途径。[16] 正如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66年就曾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发生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17] (p174)
三、再“翻身”:身份的置换
对于特殊“身份”与“权力”之间的等价关系,毛泽东十分清醒。他曾明确表示,如果不对特殊“身份”进行必要的变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 absolutely.”)[18] 的政治铁律必将自然地产生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他终生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付之东流。为此,他所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就是在制度角度上对政治“身份”进行强制性置换。在政治实践上,这种“身份”置换是在三种关系的路径上展开的。
[18]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