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人们通常把福特主义(Fordism)作为大规模生产模式的代名词。所谓福特主义乃是指由福特所创立的,包括了劳动分工、流水线生产,并通过高工资和福利保障制度来保护工人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组织模式。但是,福特主义并不是由福特所独创,而是集工业社会管理思想之大成的一种定型化实践,福特式组织的基础是等级森严的层次管理,或称科层制度(Hierarchy)和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原则,后者指倍增生产能力而不会倍增其生产成本的原则。所以,科层制度和规模经济原则也是大规模生产模式在工业社会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
如果说管理的“返魅”在20世纪仅仅是潜流涌动,那么,当21世纪之钟敲响之时,“返魅”将成为明显的潮流。我们已看到若干因素和趋势在推动着这股潮流,其中包括被称为“数字化革命”的信息技术的冲击,以及90年代以后出现的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的趋势和“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都将极大地削弱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使这种在工业社会中引以自豪的生产模式日益力不从心和风光不再。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巨大的、持续和稳定的消费需求,在以生产定位的短缺时期,大规模生产厂家通过以一对多的关系主导消费者,从而产生极高的成本效益。但是,在产品过剩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时期,大规模生产方式就显得僵硬和缺乏灵活性,因为大规模生产本质上要求固定:当企业找到了生产某种产品的最佳方案(产品开发)后,就尽快地将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固定下来,以便可以重复地制造大批量、低成本的产品。所以,大规模生产很难适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许多大规模生产厂家想用增加产品品种(多样化)的方法来应付迅速分化的市场,以维持大规模生产的传统。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创立的恰及时(JIT)管理体制,在主计划(大批量生产)的基础上利用“看板制”方式来灵活处理顾客需要的变动,以增加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柔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大规模生产方式产生的冲击是革命性的,数字化网络改变了一对多的关系和生产者的统治地位。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多个生产者对话,也就迫使生产者不断与顾客进行一对一的对话,确切了解他们的爱好并作出反应。信息技术促进了“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或者说“生产者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链条的末端交到消费者手中”,使新产品增多,从而消费者消费得更多。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生产模式将可能在很多领域内被大规模定制所取代。
从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1970年在《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一书中提到大规模定制生产,到1993年派恩(B•Josereh PineⅡ)在《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Mass Customization: The New Frontier in Business Competition)一书中对大规模的完整描述,大规模定制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派恩的定义,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是指,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为单个客户和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定制生产任意数量的产品。大规模定制不同于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多样化:多样化是先生产出产品,再等待需要它们的客户出现,而定制是应特定客户的要求而生产;多样化只是给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而定制则可能将生产的末端交给消费者,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参与产品生产。大规模定制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对外展现产品无限的多样化,又不能因产品内部多样化而导致额外的成本和时间的延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通过产品模块化来降低内部的多样化,并且能够为任何特定的顾客提供独特的模块组合。所以,大规模定制是一种固定但有柔性而且反应灵敏的生产方式,它提供动态的产品流,使企业以同时实现低成本和高度的个体定制。
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效率标准被置于首位,规模经济正在成为通行的原则,可以预料大规模生产模式会有长足的发展,“福特主义”生产将会中国盛行。我们也很赞同“先搞福特主义生产”,事实上,中国目前正通过两种途径来达到大规模生产,一种是国内优势企业通过兼并和收购,或者合营的方式形成规模经济;另一种是外资在中国组建大规模生产企业。但是,我们在此仍要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第一,中国现时的“福特主义”生产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已不同于原创性“福特主义”生产。信息技术的冲击已危及构成“福特主义”生产的重要条件,即是说,在“产品形成的决定要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下,已经不存在巨大的、持续和稳定的消费需求,大规模生产能否具有原创性的竞争优势。对于这一点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市场很大,这不会对大规模生产构成威胁。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市场已不分内外,商战已不分东西。第二,外资在中国组建大规模生产企业,按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大卫•哈菲的说法,是所谓的“边陲福特主义”(Peripheral Fordism)生产,其典型的特征是“弹性资本累积”(flexibl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即把投资弹性视为最高原则,随时准备撤离被认为不利投资的地区,将工厂关闭。这一特征不仅会危及中国经济稳定,而且会大大削弱外资企业员的议价能力,使其遭受到“祛魅”的痛苦而又得不到高工资和高福利的补偿。因此,虽然我们赞成先搞“福特主义”生产,甚至认为要踏踏实实地搞“福特主义”生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福特主义”生产绝不是原创性的,或者是冠以“中国特色的”这类定语的“福特主义”生产,而是建立在现实条件下的、经得起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具有柔性的“福特主义”生产,我们特别要警惕那种“边陲福特主义”,这就是我们对大规模生产模式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的看法。至于中国搞不搞大规模定制,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大规模定制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柔性的在规模生产与大规模定制只隔一步之遥,从全球竞争的角度出发,中国为什么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