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与大跃进新民歌运动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民间；北大歌谣运动；新民歌运动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都是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民间活动。但二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发生于新运动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而发生于当代共和国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旨在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因此二者在对“民间”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殊，表征了不同时代语境的文化、政治内涵。

　　北大歌谣运动和新民歌运动，是先后发生在“五四”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的两次民间文学活动，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二者皆取面向民间之姿态，但是，在面对民间的同时，却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北大歌谣运动反映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知识分子力图以清新刚健的民间文学精神反对封建的启蒙理想，旨在开辟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全新领域，并为文人创作提供一种来自民间资源的营养。而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完全体现了特定政治语境下权威意识形态的策略诉求，民间是用以实现其政治文化干预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媒介。因此二者各有倚重，一个旨在学术思想创新和文艺创作革新方面，另一个则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建构方面。因此，二者面对“民间”的价值取向存在明显分殊，是不同时代政治、文化语境特征的反映。

　　一

　　发生在北京大学的全国近世歌谣征集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文人、学者发起的一场民间文学运动。

　　1918年1月底，正在北大法科从教的刘半农首先倡议发起了这场运动。在《<国外民歌译>自序》中，他曾讲述了此次活动产生的缘由：“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元培)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眼，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之后，北大遂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刘半农亲自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号召北大及各地方团体师生搜集民间歌谣。各地搜集的许多歌谣，经择选审定后在《北京大学日刊》“歌谣选”栏目刊发，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刘半农、胡适、周作人、顾颉刚等，都是在文学领域和史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发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意识和启蒙主张。自近代以降，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境遇使知识分子“眼光向下的革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指向文化革新。民间的清新刚健被作为反抗陈腐封建传统文化、实现文化思想革命的一种重要力量。刘复的《江阴船歌》和顾颉刚的《吴歇甲集》作为这次歌谣征集活动中的重要成果，正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思想和学术追求。

　　发生在1958年被称为“新民歌运动”的全民性的文化实践，则是伴随的“大跃进”而在文化领域展开的一场激进色彩的文化革命运动。

　　1958年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民歌的搜集及创作问题。3月，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民歌的话题，倡议收集和创作民歌“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的，下次会印一本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现在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24月初，在武汉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继续就民歌的创作、搜集问题提出建议。4月14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正式向全国传达出了来自毛泽东这一政治权威人物关于民歌搜集创作的提议，把搜集民歌视作为“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号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之后，全国各宣传领导部门都根据社论精神把搜集民歌作为“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来贯彻实施，各地纷纷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一场大规模的民歌创作、征集活动就这样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有组织地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被誉为“主义新国风”的大跃进新民歌，显然不仅仅是一场单纯指向的民间文学运动，这一由毛泽东直接倡议推动的新民歌运动，是文学运动与群众性政治运动相互纠结的产物，抑或说是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一次有选择、有目的的倾斜。对民歌这一民间艺术的大力提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中已经发生了转移，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二

　　在“五四”时期北大的歌谣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从刘半农最初所拟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开始就对搜集歌谣提出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尊重民间歌谣的天然本真特性，规定人选之歌谣当为“有关一地方、一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寓意深远有关格言者；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童谣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而且“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从上述《简章》的规定内容可以看出，歌谣征集活动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

　　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词将歌谣征集的目的进一步明确为“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情感之上，一种新的‘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在这一思想原则主导下，北大歌谣运动也放宽了征集范围，刘半农所制《简章》曾特意提出搜集歌谣当“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但《歌谣》时期却有所超越，体现了对歌谣这一民俗文化形式进行研究的学术态度。《北大歌谣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规定：“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可见，“五四”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一方面体现了对学术研究方式及规律的遵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歌谣文艺价值及其之于新诗创作影响的肯定。对此周作人已有明确的阐释：“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品的共同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

　　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红旗歌谣》的编辑出版。其主要编纂者之一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以对“建设”背景下的新民歌运动及其创造者“劳动人民”的高度赞扬将其意义归结为：“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的精神浸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这场以搜集创作民歌为主的群众文艺大跃进运动，虽然以“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跃进目标在全国形成了“千人唱、万人和”的诗歌创作高潮，但是很明显，新民歌运动所追求的并不单单是大量诗歌的创作和搜集，它所刻意表达和营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豪迈气魄以及神奇的创造力量，相对而言，传统民间艺术中尤为注重的情爱因素在劳动人民豪情万丈的政治讴歌中早已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男女情感被隐含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当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被作为他们情感趣味的一个主要标准。新民歌中常见的诗句是“我盼阿哥像雄鹰，社别落人后头……我盼阿哥像河里浪，跟党一直走到头。”或者“情哥挑担快如飞，妹妹担子紧紧追；就是飞进自云里，也要拼命赶上你。”这与新文化歌谣运动中学者将情歌甚至猥亵歌谣的搜集纳入民俗文化学术范畴的研究态度、并从中发现民众精神的价值取向形成明显的区别。因此，新民歌运动在本质上是毛泽东以全民动员方式对工农兵主体文化革命思想的一次实施。民间文化已衍化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

　　三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曾提出的“到民间去”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民间及其民间生活中的大众对于都市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两样的具有淳朴浪漫特性和感召力的所在。但与此同时，怀有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则并不把民间作为民族复兴及理想道德的庇护所，中国民众由来已久的民族劣根性对他们来说仿佛鱼鲠在喉，必须予以冷峻严肃的批判。因此，他们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从学术的和文艺的角度也呈现出了相对复杂的一面。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方所坚持的民间观，并不否认民众身上可能存在的迷信落后一面，但面对民众精神层面的所谓“负面”因素，他所表现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因此他所从事的民俗文化研究中，“各种城乡的庙会、朝圣、寺观节目等宗教活动中的民众实践”，都成了他极感兴趣的民俗研究事象。“从表面看，顾氏的这种肯定民众宗教生活的态度，似乎与他们这批‘五四’青年学者的科学价值观相违背，实际不然。……他对民间信仰的一系列解释，其实是反复强调一种理解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即通过他者的眼光去理解他者所在的民间及其文化，而不是以单纯的价值判断否定学术研究的意义。

　　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方则体现了相对矛盾复杂的态度。在他看来，民间文学具有真挚诚信的天然本性，即使是猥亵的歌谣，也“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因此民间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创作可以有所助益，此外，通过民间生活中猥亵歌谣的搜集，可以从中“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这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都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但是，民间文化“藏污纳垢”的存在特性也同时表现出了民众精神上的某种劣根性，就此而言，民间及其民间大众是需要启蒙的对象。顾颉刚和周作人对民间的态度和价值认同虽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民俗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取向上仍有共同之处。

　　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对于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高度称赞，则显然超越了一般文艺创作的夸张修辞，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一种全民动员参与的迷狂状态下的政治修辞。虽然有许多文人学者的参与，但此时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地位的迅速下降，已与民间大众地位的迅速上升形成鲜明对照。实际上，对新民歌运动的大力倡导包含了毛泽东希望借以进行文化革命的理想，即彻底颠覆由来上的尊卑贵贱的传统，还“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本来面貌，让劳动阶级成为国家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和享用者。因此，在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中，“群众和集体的智慧与创造力受到赞扬；知识分子和个人的知识与威信则被贬抑。一方面，农民和工人有能力完成伟大的事业，因为他们是用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一切问题的；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浸染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价值观。甚至自然科学家也被贬斥，因为他们‘重业务，轻政治，追求个人名利和个人兴趣’。作家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批判的观点削弱了对党的信任。周扬宣称，从此以后，文学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我们不要阴暗的负担，而是要文学给人以鼓舞。
　　在这场全民动员参与的文艺创作中，在举国若狂的浮夸状态支配下，毛泽东的这一革命理想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张扬。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创造了无数不朽篇章的古代骚人墨客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创了新诗传统的现代文人，悉数成为了新民歌创作者眼中最为无能无用的人而被反复嘲弄。新民歌在对现实生活的虚妄歌唱中，常常以一种今日国家主人翁的口吻渲染自己作为劳动者创造的豪迈之情，并通过与古代诗仙的对比凸显自己超越其上的创作才能。如“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优秀诗篇哪里寻，奉劝诗人下。山川田野天天变，哪件事情不动人。打破陈规人心齐，处处英雄创奇迹。遍地神话遍地诗，诗人何不快快拾。”这一类民歌显然是这种思想和时代情绪的最好说明。

　　四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分层及其互动是极为常态的现象。在我国，先秦时期因为正统上层文化还没有在全社会最终确立，集团的上下层还在分离过程中，原始文化的遗存还清晰可见，上层贵族集团参与民间活动也并不为忤，文化的共享程度在人类文明初期较高。而当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文化地位得到强化和系统化以后，他们的文化系统就与普通民众的文化系统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差别，形成“礼”与“俗”，“上”与“下”的对立关系。于是，拥有文化话语霸权的上层集团总是力图将自己所属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普泛地输人到民间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民间文化在上层统治集团眼中的观风知政和社会教化作用，也使得底层民间文化存在上升的可能，孑L子所谓“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即反映了将上层制礼对下层民间习俗的转化吸收。可见，上下层文化虽然是有区别的，但并不意味着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

　　实际上，广泛存在于民众生活的民间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互动的作用和意义。来自民间的、信仰、等文化形态，虽然与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都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因此对于文艺创作具有营养作用；就其民间构成的社会基础来说，深深植根于民间生活的大众作为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撑，对社会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因此被精英阶层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无论是学术的、文艺的还是政治的民间价值取向，都是特定历史语境影响作用下的一个表征。但是，“五四”时期北大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发现，开启了我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的大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民间视野，则显然是将民间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因此，无论是从活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参与者主体构成，还是其组织方式、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上，发生在上一世纪的两次民间活动均从性质、内容、目标等整体风貌上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是他们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及其价值判断，更使这两次面向民间的活动本身呈现出学术、文艺和政治的分殊。

　　“五四”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是出于新文化运动对于、科学的需要而展开的，“如果没有胡适、周作人、刘复、钱玄同、沈兼士、顾颉刚等人为了提倡白话文、以平民文学代替贵族文学、以全民的历史代替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利用歌谣、传说、故事等民间文艺，中国的民俗学就还不可能在那时发展起来”。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选择了民间歌谣这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民间文艺形式，将代表民间文化的民歌形式推向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但通过亿万民众激昂亢奋的声音传达出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和无产阶级激进革命文艺思想。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仓促退场，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建立在虚假理想之上貌似源自民间而实际却扭曲了民间艺术生产方式的伪艺术活动的虚妄，它已经无关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