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旭烽的文化理念写作——论杭嘉和形象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晴格格

   关键词:王旭烽;儒家文化;《茶人三部曲》;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王旭烽的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以“茶”作为载体，从文化角度切人来表现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至20世纪末的百数十年的社会变迁，塑造了众多个性丰满的人物形象，演绎出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心灵历程，具有“史诗”的壮美宏大。其中杭嘉和形象以其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集中体现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杭嘉和从个体修养、家庭、社会诸方面体现出文化对人格塑造的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承中理想人性的实现，揭示了作家文化创作理念及社会道德立场。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思想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近代以来，虽然经历了“五四”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产生了所谓的“文化断裂”，但这只是针对学理层面而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人们生活、信念的影响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支撑着人们的行动。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引起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寻根的文本。浙江作家王旭烽的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更为突出，她的小说创作不仅有鲜明的文化理念，而且塑造了传统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知识者的典型形象。
    《茶人三部曲》是王旭烽的代表作，于9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前两部获得茅盾文学奖，具有史诗性追求。小说以茶文化切人，描写杭州茶叶世家杭氏家族从太平天国失败至1998年国际茶文化节在杭州召开的历史。通过茶庄兴衰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连，刻画了杭九斋、杭天醉、杭嘉和、杭嘉平、杭嘉乔、林藕初、沈绿爱、小茶、杭嘉草、杭寄草、叶子等数代家族成员。“杭家人尽管每个人都很有个性，但基本上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注重心灵的、细腻的、优伤的、的;另一类是坚强的、勇敢的、浪漫而盲目的、理想而狂热的。前一类人物有杭天醉、杭嘉和、杭汉、杭得茶，后一类人物则以杭嘉平、杭忆、杭得放为代表。
    作家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理想集中体现在其塑造的理想人物杭嘉和身上。杭嘉和在茶叶世家中长大，虽然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但是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更多的是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少有叛逆性。正如杭嘉和名字之“和”，《中庸》解释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中庸乃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强调节制、有度，也是杭嘉和形象的主导性格。通观全书，我们可见这个形象缺少波澜，普通平常，甚至感觉形象模糊，但他却处处体现出儒家文化的规范和理想，是超越常人而接近“圣人”的君子形象。
    儒家文化具有关怀现世的实用主义特征，它的要求和目标更多是对人际关系的思考，因而对于古代社会的君主统治有极大帮助。君子作为理想人格，其道德的正直有利于形成一个相互信赖的社群，从而使社会稳定，统治稳固。君子人格是接近“圣人”的或者是向着“内圣”方向努力的，在礼仪、伦理道德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和出色表现。儒家文化正是以君子个人修身为本，进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秩序。
    “慎独”是贯穿君子一生的修身之道，通过“慎独”而认识自我，也就了解了人性，从而在家庭、社会关系中达到和睦。杭嘉和生性敏感，感受细腻，在生活中注重内在自我的要求，以自己内在力量克服内省的巨大痛苦，从而使自我得到完善，把人性中固有的本质充分实现出来。如面对杭嘉平掀起的浙江五四风潮，他以年轻的激情参与其中;而在嘉平离家出走以后，他则认识到自己从未真心融人革命，激烈是不适合他的，正如他的名字之“和”，他崇尚“和平”“中庸”。正是这种忠诚于自我的要求更加培养了他内在的感受性和灵敏性，使它时时能够与周围环境相一致，达到“自得”的地步。
    在社会无道之时，这种保持与周围环境的一致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文革时期，他对“愈采愈发”的采茶理论的性进行了委婉的否定。但依然秉持着那种言多必失、点到为止的“慎于言”原则;同时要求儿孙们“要学会不说”，这是那个一切言论都可能成为反动证据的时代保住生命的最好办法。沉默并不等于认同，但他更懂得生命的价值，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鲁迅说过不做无谓的牺牲，而这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杭嘉和身上却身体力行，隐忍着岁月的苦难。这既是保存实力、珍重生命，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模糊性，超过了一定的度就走向了反面。
    在“慎独”的漫长过程中，君子是无所期待的，只是在等待天命中获得内心的平和。《中庸》说，“君子居易以埃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侯命”就是等待天命，按照杜维明的解释，儒家“命”的观念具有浓厚的伦理宗教内涵。埃命不仅意味着必须满足某种不可召回的指令，而且也意味着必须充分实现人的本性。在等待的过程中“君子不是消极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现状，而是努力按照中庸的精神来转化世界。因为他相信‘中’道也是最普通最适用的道。”杭嘉和面对自己对叶子的情感只是默默等待，并尽其所能地帮助这个弱小的异乡女子，最终获得了挚爱。杭嘉和的一生都是在“慎独”的等待中，因而在遭遇任何意外事情时都能保持高度警惕，以自己的敏感性、明察和警觉的能力迅速把握在通常环境反常的事物，并作出智慧的调整，勇敢面对，直至事情结束。因而他经历了人生风浪而没有被击垮，依然理智清醒，靠的正是君子不同于常人的毅力，是儒家文化鲜活生命力的体现。
   《茶人三部曲》将杭嘉和写成儒家人格的化身，还体现在家庭伦理中的至孝。他自小熟读四书五经等古籍，儒家思想“孝”的伦理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成为杭嘉和身上儒家文化的闪光点。《孝经》日:“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论语·学而》第一篇:“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字面上看，孝敬父母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使家庭安定有序同样极有价值，因而杭嘉和严格按照伦理道德修身、治家。他成为忘忧茶庄的老板后，一直精心经营着茶业生意，并建立了良好的商业道德，深得周围人的敬重。在日本人侵华之前的杭家是安静的、安乐的，杭嘉和可谓做到了“齐家”。儒家文化认为“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这要求一个孝顺的儿子要按照父亲的教导做事，同时要努力领略父亲的内在思想。因而，孝子不仅要继承先父的意志和“续成”先父的事业，更要对其父的处境有深刻的理解。杭嘉和可谓尽孝的楷模，他自小聪慧敏感、善解人意，他深切理解其父杭天醉的处境，同情父亲无力承担而逃避内心痛苦的无奈超脱，这都影响了他的性情，因而他身上有杭天醉敏感细腻忧伤的影子，却比其父更加坚韧有力。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承担起父辈的事业，苦心经营茶叶生意并加以维持;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他坚韧的承担生活中各种沉重的打击，维系着杭家精神，成为家人的生活支柱。在杭嘉和的带动下，形成了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的和谐家庭伦理秩序，可见儒家思想“孝”的本初并非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扼杀人性和个体意志的愚孝，“孝”是“仁”的基础。它要求子辈要有批判意识，对父辈意志批判的继承，在新的环境中既能适应自己塑造的新世界，又能忠实于先辈的意图。这既是道德义务，也包含一种意识。
    另一件事例同样说明杭嘉和的至孝之心。抗日战争中，其养母沈绿爱不期然被自己的同母同父的弟弟害死，杭嘉和一直内疚，自我谴责，感觉自己没有照顾好长辈，没有善始善终。这在当今社会风俗里依然存在，父母去世时，儿女若在身边便是尽了一片孝心。但这并不能理解为儒家文化的形式主义做法。孟子曾说过“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按照儒家文化对孝的规定可以知道“送死”并非要强调祖先崇拜，也不是父母故去后尊崇他们比他们在世时侍奉他们在道德上更重要，而是要表明“孝”作为对个人存在根源的一种全面承担，是一项终其一生的任务。“养生”只是这种全面承担的一部分。《论语》中也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由此可见孝是家庭伦理的核心，是儒家理想人格的组成部分。
    在社会伦理秩序中杭嘉和依然保持着儒家君子形象，体现出儒家文化的“仁义忠恕”。他和搓着、小搓着的关系，进而推及与其他人的关系，是仁义的典范。这种仁义精神是有家学渊源的，如他的父亲杭天醉对搓着的收留。在杭家大院里，阶级界线不甚分明，它的存在不是阶级对立，而是伦理秩序。通过杭嘉和那句“你看怎么样?”的口头禅充分验证了儒家文化对其的熏染。他注重内省，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但他从来不以自我意志强加于他人。以“中”“怒”的原理行事是君子的所为，“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杭嘉和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对下人也能平等相待，从无欺凌之态。这主要是儒家文化的道德要求“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这使他和蔼可亲，同时又极具气节，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与外在环境取得和谐，从而达到时时都能感到“自得”的地步。
    当然，君子的“自得”并不是通过妥协来回应环境的挑战，达到与周围的和谐，而是有意识的针对当前情势作出某种选择。儒家文化推崇“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刚强，这要求君子必须始终是一个敏感性很强的自得自如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t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5〕抗日战争时期，杭嘉和面对日本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