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与郁达夫小说中的审美情趣比较

晴格格

　　摘要：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其创作对我国现代作家有着深远影响。郁达夫就曾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谷崎润一郎与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对唯美的文学观以及民族传统美的追求，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为唯美主义文学增添了不同的情趣。

　　关键词：郁达夫;谷崎润一郎;唯美;民族传统;比较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唯美派作家，他以独特的智慧和执着的追求铺就了自己的创作道路。文学创作上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在永井荷风的提携下，谷崎登上文坛，并成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两大代表之一，他的创作对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谷崎不但在整个日本文学中独树一帜，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影响着文坛后辈，而且在我国的现代作家中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比如郁达夫表现“性的苦闷’的官能主义作品就带有明显的谷崎文学的痕迹。”

　　郁达夫曾于1913年随长兄东游，一去就是10年。对于生活在这个特定时代的郁达夫来说，必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的影响，尤其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十分明显。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主要取材于作家个人的私生活，注重表现日常生活的消极阴暗面，强调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摹写，要抛弃一切人工修饰，赤裸裸地展露人的野性和丑恶面。“郁达夫对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等屡有论及，对他们那种描写上事无巨细、坦露自我的文风可谓‘深得要领’，无论在他的小说取材和具体的描写方法上，我们都能够很容易地看出受其影响的痕迹。”

　　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既相同，又各有各的特点，他们不仅在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丑”中求美的文学观

　　丑恶、怪诞、畸形、病态等作为西方唯美主义者的审美对象，使丑恶的东西经过艺术的表现成为美的事物，谷崎润一郎和郁达夫也深受此种唯美理念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两位作家曾一度热衷于寻求感官刺激、描写人生的丑恶面。他们选择那怪异神秘的题材，渲染人类病态的情感，从与死亡和恐怖有关的主题中寻找灵感。因此，谷崎润一郎、郁达夫的作品对恋物癖、性施虐、性受虐所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描写，有其特殊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心理。他们早期的小说往往通过病态描写，或者表现自己的压抑和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表现自己对艺术的认识和追求，他们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忧郁或者病态的，并且充满浓烈的感官刺激的描写，反映出极端的颓废情绪。同时，谷崎润一郎与郁达夫都属于浪漫主义作家，他们的创作又都受到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影响。面对人生无奈，去日苦多，他们以苦中作乐为解脱，以刹那间的快乐点亮黑暗的人生之旅，聊以自慰，因此在灵与肉的冲突间纵情声色，沉醉于感官享乐。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画像》中借亨利勋爵的口说“通过感官治疗灵魂的创痛，通过灵魂解除感官的饥渴”。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在灵与肉的冲突中便走向了通过感官治疗灵魂的创痛。而谷崎润一郎更是将这一点最大程度地予以发挥，他以虐待、受虐、变态的爱等异于常人、超出伦理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谷崎所谓的“美”，即是一种官能刺激、肉欲至上的概念。所谓“美”，多为男女双方共同沉溺于施虐(女方)与受虐(男方)的这种变态的官能享受之中，从而产生出无视任何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的所谓“恶魔主义”，亦即肉体上的“耽美主义”、“颓废主义”。在其创作的初期阶段，他经常是构思一些完全有悖常理的景象来试图寻找这种“美”。有了这种“美”，任何社会伦理、道德都失去了其本身的作用，任何人也无法抗拒其诱惑，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美”的左右。这种“美学”思想同弗洛伊德的性欲学说极其相似。而作家写作中所获得的自由的根据则是：对官能感受性的全面认可，那就是“爱罗斯”(Eros:情欲)。基于以上两点，谷崎氏的作品往往从荒诞、怪异的世界出发，追求美与丑的价值颠倒，从丑中求其美，从赞美罪恶中肯定善良，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性格，都使他表现为对“臻美”境界异常执着的追求和耽溺。

　　在郁达夫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情爱主题往往为体现“性的苦闷”，他描写情欲，但“性”在他早期文本中却是以不光彩的一面出现的。在《沉沦》中，学生在寂寞难耐中，在被窝里犯罪、窥浴。偶尔看到一对情人的野合，事后拼命“忏悔”。郁达夫很少直接描写“性”，而是写性的渴求;不写性的欢快，而写性无法得到满足的苦闷。他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作家的个性，无论如何总需在他的作品中保持”。从这个角度也就好理解为什么郁达夫喜欢写烟花柳巷，在那里士大夫的放浪形骸与唯美主义的感官享乐异质同构。而谷崎作品中是“从肉体的恐怖中产生的神秘幽玄，是从肉体的残忍中反动的体味到痛切的快感”。他礼赞崇高的肉体，作者认为“正如在精神方面有所谓的崇高的精神一样，在肉体方面也有所谓崇高的肉体”，所以“为了使女性在精神上获得优越性，首先必须在肉体上做好准备”，强调了崇高的精神与崇高的肉体的统一。“尽管他的小说写的是沉湎于肉感的变态性欲，但他本人却格外正常，抱着合乎常情的生活欲望，没有世纪末文学那种理智的苦恼。因此，郁达夫作品的情调往往是感伤而忧郁的，而谷崎的作品却是绚烂而豪华、多彩而华丽的。

　　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明治初年开放局面的延续使西方几乎所有近现代文学思潮和文学各流派作品共时地存在，如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等，造成了复杂的文学氛围。这些西方文化在与日本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形成了白桦派、唯美主义、以“真”为理想的自然主义。这种复杂的情况，可以给任何文学倾向提供滋养的土壤。郁达夫则体现出对“美”与“真”的偏爱，主张“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他认为：“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个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由于其审美取向有悖于传统文学“文以载道”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使他的小说集《沉沦> -经出版，就因“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引起广泛的争议，责备者诬蔑他是“色情狂”“颓废派作家”。郭沫若却有此赞誉：“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率直，使他们感着作假的困难。”郁达夫本人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是：“情调”氛围和带给读者美的享受，与道德规劝无关。基于对社会功利的拒绝和道德风化的抗议，郁达夫热衷于作家自身的内省，对弱国子民的留学生身上的性苦闷心理和变态性行为，进行大胆的暴露和描写，并从中发掘出病态的人格美和变态的情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