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宁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管窥

晴格格

　　论文摘要：以王秀杰、李松涛等辽宁作家的生态作品为重点，运用生态批评视角审视辽宁生态创作的现状，着重分析其主要特征，探讨其发展趋势，以期利于辽宁生态文学创作的健康繁荣发展。

　　　论文关键词：辽宁生态文学创作；生态；生态预警；生态和谐

　　从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年)到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8年)再到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随着这些经典生态文本陆续发表以及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态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面前，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把目光转向生态问题以及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态，自觉地进行生态文学的创作。何谓生态文学?中者王诺的观点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他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笔者也以这种考量尺度选取王秀杰、李松涛、商国华、鲍尔吉·原野、林雪等辽宁作家的生态文学作品，着重分析其创作特征和蕴藉其中的生态价值。

　　一、辽宁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现状

　　辽宁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在数量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质量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商国华的《失衡》是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诗歌集，诗作采撷环境变化的碎片，捕捉传统的弊端，对诸多生态问题用诗歌的给予了生动地诠释，旨在把挽救失衡的地球作为人类的自觉行动。李松涛的诗歌作品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生态预警价值。他的长诗《拒绝末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和首届全国环境优秀文学奖，他的另一首关注母亲河生态现状的跨文体长诗《黄之河》获首届艾青诗歌奖。女诗人林雪善于聆听生命中自然的声响，感悟自然万物和谐一致的节奏与韵律，她用智性、灵动、略带感伤的诗句谱写出的《大地葵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王秀杰作为“鹤乡的女儿”，倾情于故乡的鹤与苇，出版了《鹤与芦花》《生命与自然》《中华鹤迹》《与鸟同翔》和《水鸟集》等散文集，“用作品寻找故乡”，被称为“盘锦生态散文第一人”(王向峰语)。她的散文创作深入探寻人与自然的生态文学主题，充分彰显了作家鲜明的生态审美意识。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一直以“草原歌者”的身份，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去书写他所魂牵梦萦的草原。他的《银说话》《羊的样子》等散文集，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和久违的一抹绿色。相对于生态诗文创作的活跃，生态小说的创作略显沉寂。儿童文学作家常星儿的《回望沙原》《苦艾甸》等小说热切关注家乡的生态环境，带有强烈的生态意识。

　　二、辽宁生态文学的创作特征

　　1．对生态伦理观的形象阐释——敬畏生命、尊重自然

　　西方生态伦的建构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法国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于1915年提出
　　“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他指出：“敬畏生命不仅适用于精神的生命，而且也适用于自然的生命……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这里所指的“敬畏”决非远古时期人类祖先以图腾崇拜的方式将一切自然现象看做“神灵的凭附”而产生的畏惧感，而是平等地尊重、对待生命的一种谦和的态度。敬畏生命伦理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把伦理关怀延伸到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体中。20世纪40年代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土地伦理”(LandEthics，又译“大地伦理”)思想。他指出：土地是一个有机体和共同体。“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他还进一步强调：“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一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可见，这与人类中心主义所坚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利奥波德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地生命共同体的成员都有其内在价值，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理论与古老的东方生态智慧有颇多相似之处：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经·第五章》)，的“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庄子·秋水》)，的“泛爱众”，孟子的“恻隐之心”，佛家的“普渡众生”等。这些具有朴素生态伦理思想的精髓在辽宁生态作家笔下都有形象化书写。

　　鲍尔吉·原野在《羊的样子》中，由解读“众生”一词有感而发。他说：“众生”不仅指鸟兽虫鱼与人类，“还包括草木稼蔬，包括你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小生灵”。而“众生皆有佛性”中的“佛性”是一种共生的权利，世间万物应以平等的眼光互视，互相尊重。的确，人与大自然的其他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受惠于大自然的滋养。女诗人林雪曾写道：“鹿向河的上游扬起头。雁群飞过了／最后的玉米田。新的一天正慢慢／越过永陵的山岭／N过生活的广大无边／TY物都在用自己的自尊偌着。活下去。一只无名鸟山谷里不停地叫着／“慈悲啊更加的慈悲——／天意里的慈悲降落在大地的心灵／降落在我们的悲悯之上／阳光和灰尘温暖弥漫……”(《新的一天正慢慢越过永陵山岭》)人类应该秉有博爱、仁慈之心。正如美国作家梭罗所说，“慈善几乎可以说是人类能够赞许的唯一美德”。
　　女作家王秀杰对自然生存的固有价值也有着敏锐的体悟，她发现了每种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美丽，因而面对自然界的美景发出了由衷喟叹：“芦荡日出竟是这样地美妙而短暂，但这一瞬却启示我要看重自然界。无论是静止的植物，还是可游移的动物，乃至飘忽变化的自然现象，都是生命力的显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自然连接。在每时每刻，自然物们都有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亲和方式。这是一种久远而神圣的联系。一瞬代表着永恒。对此，人类只应当敬仰，而没有任何理由去破坏。”(《苇海日出》)　　
　　这些作家无一例外地认为人类不能凌驾于大自然生命之上，而应该平等地对待、尊重其他的生命意志。

　　2．对生态现状的预警——弹奏一支忧患交响曲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消费主义盛行，可利用资源被过度开发，生态结构与功能遭到破坏，生态日趋恶化。一批具有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的作家开始自觉地用饱蘸深情的笔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忧虑、焦灼的目光审视人类的所作所为，创作了大量的生态作品。
　　秉承良知进行创作的诗人李松涛在长诗《无倦沧桑》中，满怀焦虑地感叹：“人类随意欺负大自然，／成了不打腹稿的拿手戏，／这岂能不惹起山山水水的公债?／超载的地球迅速疲倦着，陇郁的地球急剧衰老着，／地球哇，几乎可以看做是——／飘浮宇宙的一口悬棺了!”诗人面对“飞得好好的禽鸟突然就坠毁了，／游得好好的鱼鳖突然就曝尸了，／跑得好好的野兽突然就断气了，／立占得好好的花草突然就凋萎了，昌得好好的清泉突然就哑默了，／，日青得好好的蓝天突然就昏暗了，这一连串的‘突然’，／……”痛惜道：“地球已千疮百孔，天空已恶云密布，／曾经的无限风光，／皆成深秋后蹀躞的背影了j“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征搭乘特快列车远去，／且不遗归期”，可是人类却欲壑难填，其行径令人发指：“伐香樟，砍银杏，煮天鹅，烹熊猫，炒鲸鱼……”因此，诗人大声疾呼“SOS!”(《S()s——紧急呼救》)诗人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视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
　　此外，诗人对科技时代工具理性的反思也颇为深刻：“农、化肥、种种毒素又导致——人吃的东西，／成了吃人的东西” “钻机轰鸣，凿岩，／井架林立，挖洞，／采金、采银、采铜、采铁，／采铅、采锌、采气、采油……／先是为了脱贫，后是为了致富／一拥而上疯狂地掠夺，甚至不惜杀鸡取卵。”
　　(《疮痍遍地》)刀砍，斧劈，火烧——寸森林的大屠杀，寸植被的大围剿”。诗人给地球诊断为“贫血败血并发症”。“有毒的工业废水，侑害的生活污水，／江河当做水道。”“声势浩大的围海造田，傲浪打成了一丝不挂的教训。”“没有水的滋润，／世人欲哭无泪。／……没有液体流动的时候，／衷虻是人类／无路可走的时候!”(《贫血败血并发症》)被称作“工业革命的杰作”的酸雨涔涔，“噪声、工业噪声、生活噪声”充斥耳边，“厄尔尼诺现象横空出世”，“温室效应又来布控”(《娲石何在》)。无休止的战争使得生灵涂炭，家园不在。“枪口炮口持续争吵，炸的唾沫星子飞溅——／把冲锋陷阵的生命淹没，／把老实巴交的青山淹没，／把天性活泼的绿水淹没……”(《尖锐的敌意》)诗人一再发出警告：
　　“一错再错的人类，／难道还要一错到底吗?／当发现后悔药无处可买，可就只得听任顶之灾灭顶了!”(《疮痍遍地》)[…“当自然界诸花凋谢，／人类就只有泪花缤放，俪那时，心花他就胎死腹中了……”(《凋枯的葱茏》)。
　　同样，作家王秀杰面对故乡大片芦荡遭到人为的破坏而歌哭：“拦海造川，使堤内芦荡干涸；改苇塘为稻田，使芦荡面积大大减少；采掘石油，占据污染了周边的芦苇；修建道路，将芦荡像棋盘一样破碎化……也许，这一季，人们能够获取到黑色的石油，但你想到过没有，那生存了千百万年的绿色芦荡和那白色芦花却从此一片片地退出了地平线，人们就丢失掉了一种人类无法复制的绿意和美感，那可是万劫不复的天设地造的自然景致呀!”(《大芦荡之歌》)
　　林雪面对现代工业化给“家乡”带来的破坏，感伤地写道：“四个世纪以前，一些栽种柳条的人／阻止了另一些人的脚步。如今／他们的后代成为生活的同谋／正一起毒化着水源和天空”(《柳条边》)。“水。含苯量／超标的水，孩子们在无知地喝饮做乡的槐花曾开满我的青春。如今有一只青蛙停下来的节奏俄才能分辨出天空和云朵上面／叨5些是椴树花粉／叨5些是水泥和白灰，哪些是／来自星星的磁粒”(《一个农民在田里直起身》)。“山谷里巨大的坑像一处难看的伤口，炸药还在崩开／大山的脏腑，她那警惕的血／晶体的肉，晶体的骨头飞溅／耙莹天的雪能否为你镇痛?”(《有一个造成下起了雪》)

　　诗人商国华面对污染使良田荒芜的现状扼腕叹息：“3250万亩良田就病人了荒蛮／也只是重金属魍魉的翩跹／1200万吨金盔银甲般的谷粒／煲占上了‘禁止人仓’的印鉴”(《最后的底线》)。诗人吞咽着农化肥酿造的苦水，忧愤地写道：“与其说我们播种富裕／还不如说我们在种植忧郁……今天我们戏弄了大地／明天我们的子孙又该如何生息”。诗人同样对急功近利地乱占滥用土地，片面追求效益的恶果痛心不已：“唯GDP牵引的缆绳／而伤痕累累的耕地／又一次紧缩了裙衫／地冥府的孝子贤孙／哭了／发出了一声声圆梦的啸喊：／‘大地的后生啊可不能／为了一纸功绩单僦撵走了祖宗的魂魄／百丁不能为了一阵风的奖杯僦预支了／子孙生存的栖息地。”诗人拷问：“失血的土地还能撑起多少丰收重的田园还能托起多少富有”。
　　是竭泽而渔，以牺牲为代价聚敛财富，还是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前提下追求可持续发展，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亡羊补牢，迷途知返的时候到了。具有浓郁忧患意识的李松涛感慨道：山清水秀到山穷水尽，仿佛咫尺之遥。“向前一步是激流，回身一步是堤岸” “妄图与大自然比身高，脏定成为最终的矮子。”(《激活开花结果的根系》)诗人来到中华的发祥地——黄河，“来倾听滚滚滔滔的教诲!／来领略浩浩荡荡的启迪!咀嚼实实在在的警策!”(《黄之河·夜旅》)诗人意识到“只有环保的护身符，／台黾够稀释人间危情”(《S0S——紧急呼救》)。清明时节，他呼吁道：“趁着湿润，不失时机地自我救助——／植树吧!种草吧!／开始给环境做人工呼吸……”(《黄之河·子章》)鲍尔吉·原野在《栽树吧》一文中也写到“也许是因为细数平生，并无点滴创造。我吃着喝着用着兼以眼睛看着世上的一切，维持自己可有可无的生命。我惭愧了也许是害怕了，想补偿一些什么，于是想做一件普通人所能做的事，又是富于创造意味的事：栽树……
　　我们为过去的破坏或污染感到卑鄙吧，然后做一点事，譬如栽树。”从这些自嘲的文字中可看出作者深沉的自省意识。他的长篇报告《警方，向猎枪出示红牌》则对非法盗猎猖獗的恶行触目惊心地加以揭露，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常星儿的小说《沙原红了》中，主人公占信在甸子上找到了一大片欧李，并要和小伙伴一同分享。可是占信的父亲却将这片欧李砍下来，开荒种地，结果风暴一来，这片地顷刻被毁，父亲种的庄稼荡然无存，父亲的行为不仅没给自己带来丝毫利益，反而加速了甸子的沙化。于是，占信在八百里瀚海中垒起一个泥屋，栽上欧李来绿化甸子，阻止沙化的蔓延。
　　正如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言：“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布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

　　3．对生态和谐的美好展望——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马克思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人是人的自然”。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以自然之身依托于自然界而存在，因而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人同自身的关系。
　　“被抽象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认为，理想“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对后来生态学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20世纪70年代挪威学者阿恩·奈斯提出了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理论。深层生态学强调以生态系统中任何事物互相联系的整体主义思想来审视生态问题，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其基本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与中国思想颇为契合。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经·第二十五章》)也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构想即“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是一致的。庄子指出“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大宗师》)，这里的“天”是指自然，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和关系。“和”也是中国古代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辽宁生态文学作家也是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辽宁作家创作的生态作品大多以自己熟悉的生活场域作为书写对象，营造了独具特色的意象，展现了人与自然相亲相偶的和谐图景，寄予作家理想化的生态审美情思。王秀杰的创作倾心于盘锦之湿地、仙鹤、天鹅、白鹭、野鸭、芦花……，从中感受到生命的脉搏。湿地是许多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地方。“湿地是生物的家园，也是人的家园”。人与自然万物是主体间的平等关系“鸟是人类的朋友，人和鸟只有互为条件、互为依存，生态才能平衡，世界才能完整。”(《与鹤结缘》)因而作者感叹：“我愿永世与鸟同翔，让眼和心随着那自由飞翔的鸟群，飞进无限的蓝天白云。”(《与鸟同翔》)
　　鲍尔吉·原野“能够穿透污染的烟雾瞩望故乡”(《对酒当故乡之歌》)，他的目光停留于胡四台之山川草木，羊、马、狗……，他“欣慰于胡四台满山遍野的羊，自由嚼着青草和小花，泉水捧起它们粉红的嘴唇。”(《羊的样子》)，他讴歌那流淌着蜜汁一样的暮色的草原(《蜜色黄昏》)。鲍尔吉深情地写道：“站在草原，会感到这里的主人决不是人，而是众生。你能够理解，蒙古人赶着羊群漫游，人与羊那样和谐，已然融为一体。”(《行走的风景》)在他的笔下自然万物是那么鲜活，充满灵性：“树叶亦如一只只小鸟，伏在枝头，它的纹路像披挂羽毛，在风里，这些羽毛颤抖着，欲飞”(《树叶欲飞》)；松树会在雨中睡着并梦见自己“和后街的柏树幽会”(《雨》)；而密密麻麻的雨滴都是“上帝的伏兵”(《上帝的伏兵》)；疾徐有致的雨中，树在唱歌(《树的弥撒曲》)；“人的居处在草原上像缩着肩膀的孩子”(《土墙》)；“星星对我产生一种人格化的亲近姿态”(《星子缀满天空》)。
　　作家常星儿笔下总会出现与他血脉相连的辽西沙原(一个与内蒙古相邻的较为贫困的半农半牧区)和苦艾甸。那生长在沙原和平原交接处的嘎拉花给沙原人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失明的麻爷能够感知到自己开垦过的土地上有多少只沙雀，并为丢失一只而痛苦不堪(第十一只沙雀》)。“我”被红狐不顾生命危险探望被捉的草狐的友情所感动，开始喜欢这只红狐，并敬佩它。(《红月亮》)
　　诗人林雪把赫图阿拉(满语，汉意为“横岗”，即平顶的山岗。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苏子河南岸，依山而建的古城)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反复书写：“赫图阿拉!我书写着你，一直写到／灵魂里开出玫瑰。一个女人／边向前走，边从心灵里摘下刺荆／A我的碎片!绝处的生机!”(《我从归来的村庄出发》) "我的眼睛在天空和牲畜的复眼中／看着大地的欢乐悲苦。赫图阿拉!俄的一部分血管盘旋在你的矿脉里俄的手，一部分的头发和指甲积成钙，混在你的尘埃里”(《在大地上风不为人知地吹着》)。“赫图阿拉，每块土地都有自己的性格今天，你的早上，你的泥土／生命和天气的和声德动了我。你看／当林鹤将在8月的滩涂上嬉闹伥嘴鸥在9月的天空歌唱一般地呜叫／山楂树通红的果子‘咚咚’／掉进10月的落叶里／11月霜冻后叶子堆集，像剩余的智慧……”(《在早上最纯真的时分》).
　　作家们渴望生命与大自然的和谐，渴望诗意地栖居于大自然怀抱时的舒朗、温馨与宁静。正如诗人商国华所希冀的：“在大地衍进的日子里放牧借种人与的情感／擦拭良心的叶片……生态的芽苞展枝吐叶了／延放大着一种渴望……渴望人与环境推心置腹的输入输出偶望和谐增容抚平每个人浮躁的神经”(《我该在哪里栖居》) “人鸟合一生命长青／天人合一万物常绿”。

　　三、辽宁生态创作的发展趋势

　　辽宁作家生态文学创作体现了作家的现实情怀，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因为并非所有描写自然的文学都可以称为生态文学。有的作品只是把自然作为人的陪衬、装饰，或者当作人的情感投射的对象，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作者无法观照自然内在独立的生命价值。而辽宁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不仅仅是对自然的绿色书写，而是“引导人类文明在创造之途上遵从自然，在更高意义上复活自然。那是人性的无限性追求重回正途”，真正实现了对大自然生命价值的关怀和尊敬。
　　虽然辽宁生态文学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还处于起步阶段，仍有诸多不足与缺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思想深刻性不足。大多数作品未能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更为冷静、更为理性的剖析和反思，未能深入挖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包括思想、、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二是各种文体创作发展不平衡。生态诗歌和生态散文佳作迭出，而生态小说创作则相对滞后，尤其缺少像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陈应松的《太平狗》这样的精品。但是，生态文学的春天已经到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2l世纪是“生态纪”。辽宁作家生态文学创作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人们期待更多更好的生态文学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