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古叙事中士人与市民地位的倒易

晴格格

内容提要：近古叙事作品反映着近古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士人与作为城市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圈的市民这两个重要的文化圈层地位的变化乃至倒易。随着近古时期商业和城市文化的发展，士人在城市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变得尴尬起来，表现在叙事艺术中，就是士人与市民这两个阶层的地位开始转换，士人阶层在叙事中的重要性逐渐减退，而市民的地位日渐上升。到了清代的中晚期之后，随着现实社会中士人阶层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士人阶层的形象在叙事艺术中终于退席。叙事艺术中士人与市民阶层地位的变化因此而成为中国近古社会文化蜕变的一种隐喻。 关键词：近古社会 士人阶层 市民阶层 一、 近古叙事艺术的文化背景中，士人与市民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描写世情的长篇叙事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明代最有代表性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中就可以看出士人与市民关系变化的一些特点。《金瓶梅》中屡屡写到一些与市民社会有关的士人，包括有功名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或皓首穷经的酸腐书生。诸如此类的士人形象应当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很普通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形象，但《金瓶梅》中的士人却与传统的士人形象大不一样。《金瓶梅》中提到的秀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第五十六回应伯爵举荐的水秀才，另一个是倪鹏引荐的温必古。水秀才在书中未露面，据应伯爵介绍“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而实际上这位水秀才的才学不过打油，人品则专事偷鸡摸狗，其实是一个无耻之徒。至于另外一位温秀才，从相貌上看“生的明眸皓齿，三牙须；丰姿洒落，举止飘逸”，而谈到行藏则是： 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峨其冠，博其带，而眼底旁若无人；席上阔其论，高其谈，而胸中实无一物……[1] 而且这位温秀才最后和水秀才的下场一样，因为鸡奸书童而被赶出门去。 这两位秀才虽然着墨不多，但几乎可以说是书中最卑贱猥琐的小人形象了。布衣文人的形象既如此不堪，官僚权贵也好不了多少。书中第一权贵当然就是当朝太师蔡京。以蔡京的地位而言，与西门庆相隔何啻霄壤。但他却独对这样一个文不成武不就的“破落户子弟”青眼有加。在书中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东京庆寿旦”里是这样描写的： 且说蔡太师那日满朝文武官员来庆贺的，各各请酒。自次日为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亲内相；第二日是尚书显要衙门官员；第三日是内外大小等职。只有西门庆一来远客，二来送了许多礼物，蔡太师倒十分喜欢他。由此就是正日，独独请他一个。见说请到了新干子西门庆，忙走出轩下相迎…… 以蔡京的身份这样隆重地对待一个仅仅因为贿赂夤缘而上的地方小官吏，似乎过重了。当然，西门庆的确送了他不少礼物。据有的学者估算，西门庆的礼物未免太重了，与他可能拥有的财富实力不相称。但这毕竟只是后人的估算而已。从书中描写的口气来看，西门庆一向出手大方，他无论是贿赂蔡京抑或只是结交蔡京的一个管家都所费不赀，却并没有成为他的负担。如人们常常喜欢引用来说明这个人无法无天的自白：就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这段话无论怎样被当成是夸大其词的吹嘘卖弄，毕竟表明书中为这个人设定了一个假想的条件：他可以无所顾忌地靠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来解决一切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他与声威赫赫的蔡太师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蔡太师不仅仅是像历史上一般记载的贪官污吏那样卑劣，而且在西门庆这样的人面前也显得猥琐。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西门庆的掌中玩物。 赫赫太师如此，其下的官僚士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如书中第三十六回“西门庆结交蔡状元”、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等章节中出现的有身份地位的士人蔡状元、宋巡按等人，在与西门庆交往时看起来气度彬彬，西门庆则对他们谦恭有加。然而说穿了这些人不过都是来西门庆这里打秋风的。更有趣的是，太师府里的大管家翟谦当然是西门庆夤缘所必求的人，而在第三十六回中，西门庆竟然把这位大人求他讨妾的事给忘了： ……“快教小厮叫媒人去！我什么营生就忘死了，再想不起来。”吴月娘便问：“什么勾当？你对我说。”西门庆道：“东京太师老爷府里翟管家，前日有书来，说无子，来央及我这里替他寻个女子。不拘贫富，不限财礼，只要好的，他要图生长。妆奁财礼该使多少，教我开了写去，他一封封过银子来。往后他在老爷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乱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这事忘死了，想不起来……你教我怎样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吩咐他好歹上紧替他寻着……再不，把李大姐房里绣春，倒好模样儿，与他去罢。”月娘道：“我说你是个火燎腿行货子！这两三个月，你早做什么来？人家央你一场，替他看个真正女子去，他也好谢你。那丫头你又收过他，怎好打发去的！ 看起来这一段不过是个信笔涉趣的小细节，但他不仅会把那些需要贿赂的大人物所求的事给忘了，甚至竟会想到用自己“收”过的丫头打发人家，以至于连吴月娘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了。就凭这一点已多少可以看出，西门庆实际上把那些需要用银子贿赂的官僚不怎么放在眼里。 《金瓶梅》中对士人的态度倾向，在此前稍早一些的通俗叙事作品中也可以找出来。比如在《水浒传》的叙述中就有类似的倾向。梁山聚义的好汉中，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算得上文人出身。在山上坐第三把交椅的智多星吴用虽然被称为“教授”、“学究”，实际上很难说是个道地的文人，如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中吴用初上场时描写他的一首诗所说： 文才不下武才高，铜链犹能劝朴刀。只爱雄谈偕义士，岂甘枯坐伴儿曹。放他众鸟笼中出，许尔群蛙野外跳。自是先生多好动，学生欢喜主人焦。 与其说他是个文人，不如说是个戴方巾的豪侠更为恰当。书中真正的书生大概只有那位不在一百○八好汉之列的白衣秀士王伦，而这个人物在《水浒传》中的地位与《金瓶梅》中的水秀才、温秀才差不多，都是百无一能、行同犬彘的猥琐小人。而上层官僚，像蔡京一类的奸佞不必说是一些丑恶的败类。有的士人官僚从叙述者的态度来看可以算作正面人物，比如从第五十九回开始出现的太尉宿元景就是这样一位贤臣。尽管如此，宿元景仍然是一副孱弱无能的形象，被宋江、吴用等辈玩弄于掌股之上。至于那些处于大忠大奸之间的庸庸之辈如梁中书、蔡九知府、王太守等人，在梁山好汉们面前更是个个显得卑琐渺小。如第六十二回“劫法场石秀跳楼”中，一个单身劫法场的石秀竟然把梁中书和王太守吓得不知所措，这种戏剧性地夸张了的形象对比当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同时也流露出了故事的叙述者对官僚士大夫的轻蔑态度。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在这些通俗叙事艺术中士人可以说是威风扫地。《水浒传》中对士人阶层的蔑视，可以被解释为市民乃至市井流氓无产者和农民对作为社会上层的士人阶层固有的疏远和敌视心理使然。但在《金瓶梅》中这种蔑视的根据就更明显地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对比了。在西门庆或西门庆所代表的商人阶层看来，士人阶层不过是自己用金钱任意驱谴、利用的工具而已。市民社会中商人实力的增长造成了士人阶层地位的软弱。 尽管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虚构着士人中心的梦，实际上这个时期在市民社会的环境中士人地位的软弱已成为士人自己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现实。清代前期文人创作的写实类叙事作品如《儒林外史》、《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出士人地位衰落的迹象。甚至在蒲松龄创作的神怪故事《聊斋志异》里虽然写的是与现实不类的鬼狐世界，同样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在大多数故事中积极行动的角色总归是由女性演变成的鬼或狐狸精，士人则往往不过是受惠者；有的故事中士人充当了解救女鬼或女狐的骑士（如《娇娜》、《青凤》之类）角色，仍然不能使他们显得更富于活力和力量，充其量使他们在鬼狐的世界中具有了某种作为“人”（而不是士人）的力量。总而言之，故事中的士人在多数情况下显得软弱无能而且无所作为。 可以说，在明清时代社会环境中商业气氛渐浓的情况下，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道德与物欲、传统与现实等等方面的关系都出现了矛盾，士人的地位因此变得尴尬起来。按照余英时的看法，这一时期商业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交融而产生的是一种积极的结果：使得商人接受了士人的价值观乃至整个道德体系，形成了“儒商”或商业意识中的“儒意”，这种儒与商的交融带来的是商业活动中理性意识或者说道德意识的增强[2]。但是实际上就在商向士靠拢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反向的过程，即士向商的靠拢，或者从传统道德的意义上说下降。余英时自己在书中曾引过清代沈垚的话说： ……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3] 沈垚所说的士与商混淆的问题是使得士风变得“纤啬”了，这似乎还只是个个人性格的问题。但实际上当“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而且天下之士多追慕商人时，所改变的就不仅仅是个人性格了。明人于慎行《榖山笔麈》中说： 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往闻一内使言，华亭在位时，松江赋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于相邸，相公召工倾金，以七铢为一两，司农不能辨也。人以相君家钜万，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积，工计然之策耳。愚谓倾泻县官赋金，此非所谓聚敛之臣也？[4] 这里提到的徐华亭虽然只是一个个人，但很难说他的所作所为不具有代表性。徐阶在明史上算得上一位贤臣，也许他的纤啬性格和聚敛行为比一般士人要更突出或更过分一些，再加上树大招风，所以引起了訾议。但从《榖山笔麈》所谈及的情况来看，至少说明徐阶的所作所为不是独一无二的偶然现象。事实上从于慎行的口气中就可以得知，在江南一带，士大夫不耻言利乃至孳孳经营商业谋取利益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一方面是商人在变为“儒商”，追求着道德意识的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士人在变为商人，甚至沦落为不择手段的奸商。这个时期的社会地位关系和价值观念似乎出现了二元性趋势。士人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当今的学者常常会提到明代（特别是晚明）的文人中多“狂人”，如王艮、李贽、汤显祖、徐渭、“公安三袁”等等。这些“狂人”们的“狂”气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士人对自身处境所感到的困惑和尴尬。美国学者黄仁宇把李贽这位最具代表性的“狂人”描述成一位始终在矛盾冲突和困惑中挣扎的“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就是说在李贽这样的人身上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这种叛逆性既有主张个性自由的内容，也有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的重利重商的市民意识；另一方面却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也就是说仍然属于士人阶层。[5]李贽的“自相冲突”可以说正是当时士人对自身尴尬处境的意识和价值观念中矛盾的一种表现。另一位“狂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在谈到自己心目中的人生五种快活时，则把作为传统士人生活理想的著书立说和市井浪子的声色之娱混在了一起。[6]总之在这些“狂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已难以分清作为士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与市民—商人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了。 从表面上看，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无论就结构还是价值观念来看都仍然沿袭着传统。然而对于士人阶层所面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言，已经形成了充满矛盾的尴尬处境。这种尴尬处境反映在叙事艺术所表现的文化涵义中，便形成了士人与市民—商人阶层地位的转换乃至倒易。     二、 清初顾天石在为孔尚任《桃花扇》写的序中说： 当其时，伟人欲扶世祚，而权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餗，而溺于宴安；扼腕时艰者，徒属之席帽青鞋之士；时露热血者，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 按照顾天石的看法，《桃花扇》所写的虽然是有关国祚兴亡的政治斗争，故事中的真正主角却不是与政治斗争直接相关的统治阶级中忠奸两党，即所谓“伟人”与“宵人”；而是“优伶口技”，即生活在勾栏瓦舍、青楼酒馆市井社会中的市民。这其实正是孔尚任作《桃花扇》的本意。作者写南明兴亡之事却以“桃花扇”为题，实际上反映了他对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阶层地位变化的一种感受。在他看来，妓女、优伶的市井社会已不再是与政治、国家兴亡无关的歌舞升平之地。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倒是那些妓女优伶之辈，不仅在道德操守上远远高于蝇营狗苟的权奸，而且在胆魄、识见和行动上也比那些倾轧内讧的藩将和扼腕浩叹的清流更胜一筹。所以《桃花扇》所表现的是，到最后国破家亡，帝基与权奸俱灰飞烟灭，惟妓女优伶的慷慨壮烈形象流芳后世。 与明代市井小说、传奇不同，《桃花扇》所叙述的故事背景属于传统的士人社会。然而就在这个士人的社会中，我们却看到市民与士人的地位颠倒了过来。这在近古叙事艺术的发展中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桃花扇》问世后大约半个世纪，一部真实、深刻地表现士人生活与精神的叙事文学巨著《儒林外史》出现了。关于这部书的主旨或主要思想意义历来众说纷纭。据卧闲草堂本评语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后人多以此说为的论。然而把如此一部大书的精髓仅仅归结为抨击功名富贵则不免肤廓。中国历史上淡泊明志的士人和粪土名利的文章不可胜数，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当然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其中。然而《儒林外史》的价值和意义又不仅在此。《儒林外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抨击了功名富贵，更重要的是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一个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功名富贵”的特点及其对于士人、对于社会而言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从而揭示了近古时期士人文化发展演变的特征。 这部书顾名思义写的是“儒林”之事，也就是士人社会的事。然而这个士人社会却与市民—商人的市井社会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就在全书的正式开场第二回中，首先写到身世的第一个士人是周进。这个人皓首穷经几十年却一直穷困潦倒，直到后来靠着商人金有余等人的帮助才得以发迹。紧接着周进写到的第二个士人是范进。范进在受到周进提携之前则是依傍着一个小商人胡屠户生活，靠着胡屠户偶尔拎来的猪大肠打打牙祭。范进这样的潦倒士人在胡屠户这样的小市民商人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窝囊，的确令人在忍俊不禁之余感慨系之。周进和范进的境遇可以说是《儒林外史》中士人社会的一个象征：他们的迂腐、潦倒以及得志后的种种丑态，不过是后面所描写的儒林形形色色人物的缩影，揭示出整个士人阶层的堕落。 这个士人阶层的堕落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书中对严贡生的豪猾、严监生的悭吝以及亲戚朋友们种种丑态所作的描绘，用清人黄小田的评点中语来说：“嫉世之深，一至于此。然而太毒。”[7]但如果与《榖山笔麈》中关于徐阶不择手段聚敛财富的记载联系起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吴敬梓的描写尽管“太毒”，却确确实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士人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向商人（甚至是奸商）的靠拢，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士人精神在充斥社会的物欲中的沉沦。 从个人的品行操守来看，书中的士人并不是个个都变成了势利小人。书中毕竟还塑造了一些具有传统士人风范、讲求文行出处的理想士人形象，从“楔子”中的王冕到后来正文中的杜少卿、庄绍光等人都属此类人物。然而这些人物却与周围的社会环境有一种格格不入之感。王冕从峨冠大氅惊世骇俗到最后飘然隐去，形象地表明他与这个社会无法共存。正文故事中的杜少卿等人虽然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中而没有像王冕那样遁去，他们在精神上却无法与社会协调起来。第三十七回泰伯祠大祭是这些正人君子们的一次盛典，但那种隆重的气氛却显得突兀而古怪，无论如何与前后所描绘的人情世态统一不起来。他们重整礼乐的努力令人觉得有点悲壮与滑稽兼而有之的堂吉诃德味道。 书中的杜少卿尤其是个值得研究的人物。他从一个家底殷实的世家公子沦落到后来典当衣物的地步，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问题在于，他的家道中落并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大的灾难或坎坷。据第三十四回“议礼乐名流访友”中高侍读说： ……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去，虽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子，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吃混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 显然这是一个真正遵循古训的传统士人家庭。然而这个家庭在周围的社会环境中显得未免不通世务。但在杜少卿之前毕竟还能维持。杜少卿不务农桑、不求仕禄又不权子母，他家的最后败落完全是坐吃山空的结果，而且败落得出奇地快。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败家子，是个品行高尚的人，是个真正的才子。他的麻烦在于，他在精神上属于传统的士人阶层，而他那种豪爽侠义、大手大脚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却深陷到了商业化的市井社会之中。第三十三回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话说杜少卿自从送了娄太爷回家之后，自此就没有人劝他，越发放着胆子用银子。前项已完，叫王胡子又去卖了一分田来，二千多银子，随手乱用。又将一百银子把鲍廷玺打发过江去了。王知县事体已清，退还了房子，告辞回去。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银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与本家，要到南京去住…… 就在这段话上，黄小田批道：“弃祖业，离乡里，此少卿之疵也。”这句批语的意思不仅是说杜少卿挥霍得过度了，而且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弃祖业、离乡里去繁华都市生活的做法实际上不大合乎传统士人进退出处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与王冕的隐身远遁相比就可以看出差别来。他的祖业之所以败落得那么快，显然与商业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影响是分不开的。 总而言之，《儒林外史》中的士人阶层，从整体上说是在市井社会环境中日渐衰落下去了。从生活方式来看，士人阶层的地位已倒转到了商人之下。这似乎意味着整个传统社会精神的衰颓。然而在作者看来，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道德精神，这种新的精神就出现在市民社会之中。就在故事一开始周进中举情节中，金有余等一拨商人就以济难扶困的行为塑造了一种远远高于周进一类迂腐士人的道德形象。卧闲草堂本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的评语中赞道：金有余以及众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偏是此辈不读书不做官的人做得来，此是作者微词，亦是人间真事。 在这些人身上，令人感到有一种更清新的精神存在。当然，就书中第五十五回的几个市井奇人来看，像季遐年的孤僻、王太的傲岸、盖宽的洒脱大方和不谙生计等，与其说是市井之人，不如说是杜少卿一类狂狷士人的影子。这说明作者的视野毕竟还是局限在士人社会中。尽管如此，吴敬梓在全书结尾所投注的理想不在儒林而在市井，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士人与市民的地位已倒转了过来。 略晚于《儒林外史》的另一部叙事巨著《红楼梦》与前者不同，书中所写的生活内容比《儒林外史》涉及的生活圈要小得多，几乎全部故事都发生在官僚士大夫家族的萧墙之内。然而这两部书同属于一个时代，同样是现实地反映士人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的作品，因而同样可以从中看到士人地位的变化情况。 《红楼梦》中的贾家虽然可以说是个书香门第，然而其中真正可算得上标准的传统士人的人差不多只有一个贾政。除了后四十回续书中为了使贾家复兴而生编出宝玉叔侄应考、“兰桂齐芳”的情节外，偌大的贾家竟没有一个人走过应举入仕的正途。这当然与贾家作为世袭勋贵和后来作了皇亲国戚的特殊家族背景有一定关系。但无论如何，这种特殊的背景使得贾家的人们──尤其是贾宝玉──得以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上观察和评价士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 据书中称，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从科甲出身，不料代善临终遗本一上，皇上怜念先臣，即叫长子袭了官，又问还有几个儿子，立刻引见，又将这政老爷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叫他入部习学”。无论从贾政出身还是人品来看，他都可算作一位标准的士人。从他对宝玉的期待与失望的态度来看，他心目中的社会地位与人生理想都是与功名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另一方面从《红楼梦》中荣宁两府以及与之相依为命的另外三大家族（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是薛家）的生活方式来看，虽然他们是世家贵胄，维持他们那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不那么传统，不能简单地归之为祖辈留下的封荫和皇上对贵戚的恩赏。贾家“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生活靠的是经营，薛家当然更不用说直接就是皇商。也就是说，这个贵族世家的生活方式和煊赫的地位从物质基础的角度来讲，是依靠商业经营支撑的，可以说是商业化了的士族。这层关系在书中表现为作为经营者的王熙凤在这个家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贾政和王熙凤分别代表了以功名为中心和以经营为中心这样两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除此之外书中还表现了第三种态度，这就是贾宝玉的人生态度和以他为中心的大观园众姐妹的生活方式。贾宝玉对贾政的价值观念势不两立，他用“禄蠹”一词表达了他对传统士人人生态度的鄙视。同时宝玉对商业经营活动更是一无所知。那么他所寻求的是什么呢？透过宝玉与黛玉、宝钗等人缠缠绵绵的情感纠葛和大观园里的风花雪月可以看出，在他的世界中士人也好、市民或商人也好，都没有任何地位。他的世界是以个人的才华和情感（还有容貌风度）为中心的。这是一个充满了绚烂色彩的理想、唯情的世界，然而也是一个被大观园的围墙封闭起来与世隔绝的孤岛，而且是个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孤岛。 总起来说，《红楼梦》中表现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一是贾政所代表的以功名为中心的传统士人社会意识。但这种观念在书中显得贫弱无力，只是贾政与一帮无所事事的清客，再加上外边那个“貌似有才、性实狡猾”的贾雨村，既未见于国有经纶济世之才，又不见于己有飞黄腾达之象。显然在曹雪芹眼里，这些人不是尸位禄蠹便是迂腐书生，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已经失去了真实的地位。二是由贾母撑腰的王熙凤所代表的讲求实际、具有经营意识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王熙凤在《红楼梦》的世界中显然是最富有活力的角色，她可以说是商人的实利主义侵入到贾府这个传统社会中的标志。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在曹雪芹看来，她那商人式的精明才干并不能解决贾府这样的传统社会寄生物的根本问题。三是贾宝玉们的以才华、情感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作者最欣赏的，然而也是最虚无缥缈的。 《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世界比起《儒林外史》来当然要小得多，然而作者对社会的洞察并不由此而较弱一些。作者显然已经意识到，禄蠹书生们的士人社会已经在衰落下去，所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仅从书中有限地涉及到的外部世界就可以看出，真正有活力的人物和生活仍然存在，但只属于这个家族围墙之外的世界：不为“呆霸王”的金钱和势力所屈的柳湘莲，质朴中带几分世故的刘姥姥，最终给了袭人一个温馨家庭的蒋玉函等等，都使人想象到存在着另一个更有活力的世界，只是作者不可能从大观园的围墙内看到那个外面的世界中更多的东西。     三、 鲁迅把清代小说分为四派，即拟古派、讽刺派、人情派和侠义派。在这四派中，拟古派的代表作是《聊斋志异》；讽刺派除了晚清的谴责小说外，《儒林外史》“几乎是唯一的作品”；而人情派小说在《红楼梦》之后接踵而来主要是形形色色的续作，直到晚清“《红楼梦》才谈厌了……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8]侠义派小说则包括从清中叶的《施公案》等公案小说到后来的《儿女英雄传》乃至晚清的《七侠五义》等五花八门的侠义小说。当然，这一时期的小说不仅限于以上四类，还有继承《水浒》风格的英雄传奇和承《三国》余绪的历史演义等不少其它类型的小说。但就形成这一时期特点、产生了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代表作的小说流派而言，鲁迅所归纳的四种小说流派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和传播的主导趋势。 在上述的四种小说流派中，前三种的代表作都出现在清代前期，而侠义派则鼎盛于清中叶以后。这种时间顺序是否有意义呢？从叙事内容所表现的社会文化背景关系来看，《聊斋志异》比较庞杂，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都是以士人社会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写实类叙事作品。我在上文中曾指出，这两部书中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价值观念已逐渐衰落下去。同时还应当注意到，此后在这两部书问世以来的近百年中，这类写实性的世情小说基本上没有出现重要作品。这一点在近古叙事艺术发展的历史上不是没有意义的。 明代的世情小说当以描写市井社会的《金瓶梅》为最。《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至今无定论。前人有种种传说，如“嘉靖间大名士”、“世庙一巨公”等等，而后又有种种考证，如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等等。大多数说法似乎都相信《金瓶梅》的作者是有一定地位、才学的文人。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异议。如梅节就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后人指为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等等，皆缺乏可靠证据。从本书的内容、取材、叙述纠葛和语言特征看，《金瓶梅词话》应为民间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其作者大概是书会才人一类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梅节的观点与此前徐朔方先生的观点相合。[9]确实，其他姑不论，只要看看《金瓶梅》回目双句标题之粗陋稚拙，比其前后较有名的作品中类似标题都要差得远，仅这一点就很难想象是什么“名士”、“巨公”的手笔──出自“名士”大手笔的东西怎么可能连稍微象样点的起码的对句都写不出来呢？尽管作者无法认定，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金瓶梅》所表达的文化涵义的确与士人的自身状态与命运相去甚远。而清代的世情小说代表作则是描写士人社会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描写对象的这种转变从艺术上讲，是高水平的文人作家即真正的“名士”大手笔对写实艺术兴趣的增长；从叙事的文化涵义方面讲，应当说是表现了文人对自身状况和命运的关注。 然而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之后，叙事艺术的潮流转向了公案和侠义故事。这类故事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相比，最明显的当然是写实兴趣的消退。同时从故事的文化背景还可以看出，士人在这些故事中的地位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对于叙事潮流的演变，鲁迅曾作过如下分析： ……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10] 他认为叙事潮流演变的原因是“时势屡更，人情日异”。可以说艺术演变的原因通常的确不外乎“时势”──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情”──读者的欣赏要求这两端。问题在于为什么时势和人情会导致人们的欣赏趣味的彻底翻转，从醉心于旖旎缠绵的感伤情调一变而为“揄扬勇侠，赞美粗豪”？仅说“文人或有憾于《红楼》”，“民心已不通于《水浒》”，似乎过于简单了一点。 从故事内容那种白日梦般的虚幻意味和人物性格的过分矫饰来看，《儿女英雄传》与其说是因“有憾于《红楼》”而作，倒不如说是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潮流另衍出的一支更接近一些。与《玉娇梨》和《平山冷燕》那样的纯粹才子佳人故事不大相同，《好逑传》的故事中在才子佳人之外加上了一点豪侠气，有点《儿女英雄传》中儿女柔情与英雄豪气合为一体的味道。而到了《儿女英雄传》中，书生安公子已经没有了才子佳人小说中士人那种高人一等的尊贵地位，在侠女何玉凤面前像个可怜虫。至于《三侠五义》一类侠义小说中，则干脆没有书生一类士人的地位，全成了市井豪侠盗贼们的天下。至于以断狱为主的公案类小说，有人认为起源于宋代，可以话本《错斩崔宁》为例；[11]鲁迅则以为唐代传奇中的断狱故事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影响于后来之小说者甚大……若《包公案》中所叙，亦多有类此者。”[12]如果拿《谢小娥传》与后来的《施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作比较，可以看出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谢小娥传》居于关键地位的是明断是非的官僚士大夫，而《施公案》中的关键人物则是侠客黄天霸。总而言之，当人们因“有憾于《红楼》”而转向“揄扬勇侠，赞美粗豪”时，实际上意味着在《儒林外史》、《红楼梦》乃至才子佳人小说中作为作者所关注的中心的士人社会已悄悄退席了。 士人阶层所生活、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叙事中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这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致于士人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地位。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从清初以来随着科举制度和捐纳制度的发展，作为官僚士大夫文化背景整个士人阶层变得越来越庞大，应当说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无论是就人口比例而言还是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言都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了。然而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庞大的士人阶层也在日益走向腐败。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这一时期士人社会情况时则提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与人口过剩相关的对国家政治产生毁灭性影响的“文化人生产过剩”问题： 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人们要求得到这种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致使县官们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贿赂而大发其财。清代实行捐监，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它虽然不断地用这种办法来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在地方上，最显著的后果是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许多人在谋取官职时受挫，也有许多人转而在官制以外谋求其他职业。[13] 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士人阶层已经走向最后分化、瓦解的过程中。《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为这个阶层、这个社会所唱的挽歌。 到了晚清的时候，与公案侠义小说并行，描写世情风俗的写实类叙事又再度兴起。其中有代表性的应推鲁迅所说的“狭邪小说”和“谴责小说”。这两类小说的内容和思想性相差的确很大。但可以看出二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这两类故事中虽然都描写到了士人社会，但所表现出的已经是完全堕落、腐败了的士人社会。这些小说中对传统的士人社会不再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所表现的那种哀惋和感伤，而是变成了鄙视和丑诋。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士人社会终于真正走到了尽头，将要从现实社会中退席了。
  注释： [1]《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梦梅馆1993年版。 [2]参看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3]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97页。 [4]于慎行《榖山笔麈》卷之四，中华书局《寓圃杂记 榖山笔麈》1984年版。 [5]参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 [6]参看袁宏道《龚惟长先生》，《袁宏道集笺校》2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7]黄小田评点《儒林外史》第五回批语，黄山书社1989年版。 [8]参看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国小说史略》   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9]参看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附录“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梦梅馆1993年版。   徐朔方的相关论点参看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0]《中国小说史略》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1]参看杨子坚《中国古代小说史》第十三章第五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2]参看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三讲“唐之传奇文”。 [13]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17—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