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赤壁之战的叙事节奏

晴格格

【内容提要】
节奏是作品内在的旋律。赤壁之战的节奏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言语与语言。赤壁之战的语言可分为叙述性言语和人物言语。这两个部分不但创造了赤壁之战的艺术审美情境，而且还起到提升《三国演义》艺术质量的作用。二是时间与空间。作者用八回的篇幅写赤壁之战，将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拉长，多层面地强调空间在故事中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时空节奏。三是情节与非情节。情节与非情节作为赤壁之战的叙事节奏，不但决定了故事的发展速度，而且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情境。
【关键词】《三国演义》/赤壁之战/语言/言语/节奏


艺术的魅力来源于节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诗(指一切文学作品)的起源仿佛有两个，一是“摹仿的本能”，一是“音调感和节奏感”：“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1]12这一认识同样见于中国古代的典籍，如《淮南子·道应训》云：“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其实，韵文有节奏，散文(与韵文相对的非韵文)也是有节奏的，节奏既是文学艺术的外在形式，也是其内在的旋律。从这一意义上讲，关注节奏在文学中的形态，是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这里出发，本文在论述《三国演义》赤壁之战的艺术节奏时，将从言语与语言、时间与空间、情节与非情节等三个方面入手。
一、言语与语言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有必要将《三国演义》赤壁之战的语言分解为两个部分：一、叙述性言语；二、人物的言语。这两个部分作为赤壁之战的语言，不但创造了赤壁之战的艺术审美情境，而且还起到了提升《三国演义》艺术质量的作用。从叙述的视点来看，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自身的运动形式，其审美情境的创造与语言及言语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中间，作品的运动轨迹往往是通过语言及言语的表达来实现的。诚如高尔基指出的那样，“言辞描绘出作品中的图景、人物性格和思想”[2]321，作品中的语言与言语特有的运动节奏，不但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且还起到创造审美情境的作用。
在大家所熟知的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场面中，作者重点突出了诸葛亮的雄辩。在这里，诸葛亮或晓以大义，或动之以情，或暗藏机锋，或旁敲侧击，一口气驳倒了七个文士，从而为孙权与刘备联合拒曹奠定了基础。受雄辩这一特定的内容支配，作者在文本叙述中，有意识地将笔墨放到了人物的言语方面。“舌战”是诸葛亮与江东群儒发生冲突的中心话语，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通过关注言语的内在变化形式，强调个性化语言在人物话语中的意义，从而形成特有的节奏运动。从表面上看，诸葛亮处于被动中。然而，在雄辩过程中他主动出击，一步紧似一步，一环套着一环，迫使对方俯首就范。
舌战群儒是促成刘备和孙权联盟的重头戏。为了驳倒江东的主降言论，为了准确地传达舌战群儒时激越的基调，作者主要采取了以下五个方法：一是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静态描写(如肖像描写，环境描写，一般都是一笔带过)。二是根据对手的不同，雄辩言语的分量也不同。如对付孙权手下第一谋士张昭，作者不惜让诸葛亮发表一篇六七百字的宏论，以至“这一篇言语，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对待其他文臣谋士的挑衅，则仅用几十字不超过百字的言语予以批驳。三是为了避免读者阅读时的疲劳，作者除了强调叙述性语言在叙述中的作用外，还注意穿插人物之间的对话，从而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艺术效果。四是为了创造出雄辩时的激越氛围，作者还注意尽量少用长句而多用短句，以此达到明快有力的艺术效果，进而传达出慷慨激昂的情调。诚如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的那样，“没有节奏的语言，又太没有限制了。”[3]93五是注意运用人物的言语表达人物的情绪和性格。亚里斯多德指出：“语言表现了情绪和性格，而又切题，那么，你的语言就是妥帖恰当的。所谓‘切题’，那就是说，既不要把重大的事说得很随便，也不要把琐碎的小事说得冠冕堂皇。……在表现情绪方面，谈到暴行时，你要用愤怒的口吻；谈到不虔诚或肮脏的行为时，你要用不高兴和慎重的口吻；对于喜事，要用欢乐的口吻；对于可悲的事，要用哀伤的口吻，其余以此类推。”[3]92人物的言语可以准确地表达人物的感情情绪，可以凸现人物的性格。由于人的性格是丰富的复杂的，人的思想感情也是有变化的，在不同的场合下就会表现出不同的风貌。我们说，这就是节奏的运动，就是强调在变化中塑造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诸葛亮游说江东时，先后有智激孙权和周瑜两个场面，同样是“激”，因对象不同，言语也就有所变化。它不但表现和丰富了诸葛亮的性格，同时也刻画了孙权和周瑜思想感情的变化。对待孙权，诸葛亮故意不提破曹良策，又故意违背鲁肃的叮嘱，渲染曹军的强大，甚至劝说拥有一定实力的孙权降曹称臣，迫使孙权对诸葛亮产生反感。在击中孙权心病后，诸葛亮又宕开一笔，和盘托出破曹良策，以坚定孙权抗击曹军的决心。对待周瑜，诸葛亮先是冷笑，然后又有意迎合江东降曹的论调，借此侧击和讥讽周瑜，紧接着又机智地曲解曹操的《铜雀台赋》，以引发周瑜的怒火。在这里，诸葛亮的每句话都似乎与周瑜无关，但绵里藏针，句句直刺周瑜。应该说，“舌战”作为这一场面的中心话语，把握的尺度是讲究言语的变化，关心节奏在其语境中的意义。
节奏是作品内在的旋律，只有节奏的运动和变化，才能充分体现人物的思想情感和风貌，才能再现人物的性格。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注意到节奏的和谐，将叙述性言语和人物言语协调起来。然而仅有和谐是不够的，还必须紧凑，只有紧凑才能把握住节奏。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紧凑——是作品美学价值的第一个条件，一切其他优点都是由它表现出来的。……现在主要的美学通病——就是水分过多。”[4]502要紧凑，作品的语言就不能拖沓，因为拖沓就会使画面苍白，情节萎靡。进而言之，作者通过创造悬念，激起人们等待结果的兴趣，实际上就是为了创造紧凑的艺术境界。我们强调紧凑，并不是把弦绷得太紧，如果太紧，也会适得其反，收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试想如果作者采用这样的写作方法，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双方皆在调兵遣将，不写孙刘联盟内部的争斗，也不写孙刘与曹军的隔江斗智，恐怕这样就会破坏应有的节奏，使我们感到冗长。如果一味地写热闹的战争场面，今天厮杀，明天还是厮杀，最后某一方取得了胜利，表面上看很紧凑，实际上只会使人乏味。只有突出赤壁之战的鏖兵和斗智这两条线索的齐头并进，注意穿插抒情场面，有张有弛，才能准确地把握节奏。孔明草船借箭、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等抒情场景，既缓解了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又留下了很强的悬念。
与西方小说不同的是，中国古典小说擅长于人物的言语和行动的描写。可以说，人物的言语和人物的行动(叙述性言语的主要部分)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两大支柱。作为叙述的原则，它们不但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巧妙地把作者的主观情感和创作意图寓于其中，而且还创造出故事的叙述节奏，进而使读者通过它了解故事的结局，把握住作品的进展。相比之下，西方小说则不太注意这两个方面的技巧，如司汤达的《红与黑》可以有整个章节的心理独白或描写；托尔斯泰可以在《战争与和平》里加以宗教说教和发表对历史的见解；巴尔扎克可以不时以评论家的身份不断地对其作品的人物加以评论，不甚强调言语对情节推动的作用。可见中西方古典小说的言语的传达方式是极为不同的，其内在的节奏也是不同的。中国古典小说强调言语对情节推动的节奏，注意在时空中塑造人物，注意在情节的推进中展示人物性格；西方古典小说则注意运用言语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致深入的描写，精雕细刻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