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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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成长及其行为并非只是一个自身素质问题。企业家的劳动是一个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交换过程，社会价值的取向、大小直接决定着这个交换过程的成功与否、质量高低。同是华人，海外的华人企业家与大陆的企业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海外，华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很小，但在企业界的比重相当大。这并不单纯是因为个人素质。一个可能是“异类”、“边缘人”的奋斗精神在起作用，而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则与制度环境有关。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苏浙企业家及其成长环境之比较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历史上，一部“吴越春秋”演泽了千百年。至今，历史文化的烙印仍然存在存在于区域经济特征之中。因此，比较苏浙经济应当具备一种历史眼光和文化眼光。随着分权式改革的进程，区域经济特征及其竞争将继续存在并有强化之势。今后苏浙经济走向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地企业家资源的数量和素质，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家的生成机制和社会环境。

两地企业家成长环境之同

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苏企业家和浙江企业家并不是特征十分明显的两个群体，整体可比性并不是很强。江苏分苏北、苏南，二者经济基础、人文传统迥然不同，因此企业家成长环境也就明显不同。苏北虽也出了不少企业家，如“维维”之崔桂亮，“森达”之咎圣达等，但其作为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共性不明显，企业家总数也较苏南少得多。浙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杭嘉湖地区与苏南并无二致，其经济地理特征及文化、体制背景有很强的同质性，而最能代表浙江企业家总体特征的应当说非浙南的温州、台州企业家莫属了。因此我们有意将最能代表苏浙企业家特征的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做比较。这两个群体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成就突出，区域特征比较明显，备受人们注目。

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的相同之处甚多。

――同处于历史上的经济发达地区，非农产业起步较早，有深厚的手工业及近代工商业传统，草根工业都有一定基础。

――民众的商品意识普遍深厚，且能工巧匠多，苏动力素质相对较高；

――有深厚的人文传统。文人墨客，代不乏人，受功利主义思想影响较深；

――人口稠密，市镇、集市、码头珠连网接，交换市场化，市场网络化。占临海之利，得风气之先，如近代江浙财团，算是中国商帮史上的新式商人，较早进入面粉、纺织、成衣、买办、娱乐、航运等现代产业或高等级产业；

――同为东南经济发达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居于全国前列；

――苏南、温台两地的国有工业基础都不十分雄厚，其经济起飞肇始于农村工业，且以农村工业为主，因此两地企业家大多为农民出身；

――在经过乡镇企业改制之后，两省都已是非公有经济大省，非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比重均超过80%；

环境上的相通之处，决定了两地企业家有着许多共性：他们在市场中长大，是天生的“市场派”；他们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资源，也善于创造和运用非正式游戏规则；他们来自社会底层，土生土长，曾经长时间游离于计划体制之外，较少受到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这也就造就了他们的优势和自信。

两地企业家成长环境之异

然而，毕竟苏南、温台两地企业家成长环境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导致了他们在行为方式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苏南要比温州优越得多，一个是平原水乡，历代粮仓，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一个是临海山区，农业基础薄弱，人地比例高，粮食缺口大，交通不便。温台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是被逼出来的，多数人出身很苦，历尽坎坷，甚至经受过极限状态下的生存锻炼，如正泰集团的老总南存辉就是温州几十万修鞋大军中的一员。苏南物产丰富，但长期以来赋税苛重，民众便在富庶而高压的天堂形成了委婉隐忍的性格。人们普遍有较强的本土意识，视出门在外为畏途。温台人几乎没有什么本业（即农业）观念，相反，视做生意为正途。苏南企业家擅长的是“软功”、“内功”，而温台企业家擅长“硬功”、“外功”。

苏南还由于靠近市场和中心城市，其农村工业型式多属城市辐射带动和外资外贸拉动；温台则是典型的市场加工循环型，前店后厂，重视专业化市场建设，有相当一部分人纯粹靠经商起家。苏南有中工制造优势，但中间产品多，利润薄；温台地区虽是起点很低的百姓经济、家庭经济，但却大多生产最终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因此他们的市场直觉更好。

第二，文化传统、舆论氛围、价值观念上有许多微妙的差异。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前者开拓解放，豪迈大气，而后者则精巧纤细，温柔敦厚；前者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后者则强调均衡集体、等级。显然，吴文化有利于工厂制度的产生，在为工厂内部管理离不开合作与秩序。在苏南，“乡镇企业”也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同义语，这是思维定势；永嘉文化则更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所以，温台地区乡镇企业一记号实指各类载红帽的私营企业。自转制以来，苏南经营较好的乡镇企业普遍存在集体股太大，经营者买不起，企业改不动的问题，而浙江人却果断地以“创业股”的设立解决了转制中存在的“冯根生难题”（经营者买不起大股），从而使企业家地位迅速合法化；苏南农坟企业产权模糊，平均主义盛行，个人的创造价值难以确认，且迫于舆论也不敢露富。美国《福布斯》杂志上一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中国大陆最富有的50人中，作为大陆经济最发达最富有地区之一的江苏，竟无一人人选（见《南方周末》2000年11月16日）。

苏南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而温州多战略型、技术型的企业家。这就如同民间所谓“吴中多管家”、“绍兴出师爷”。苏南地区过分注重等级制度和现有秩序，较易形成企业传统，日积月累，渐显制度之美，但却缺乏管理创新；而温州人较少受到传统制度的约束，善于不断超越自我，直接与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接轨，如最早出现的民间自治的小商品市场、民办金融机构、个人承包飞机航线，集资入股修建铁路、城市建设市场化等等。显然后者更接近企业的本质。

第三，苏南与浙温有不同的工商业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中，苏商是实力强大的近代新式商帮，是清末以来实业救国的一支劲旅。苏南是控工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和产业工人的诞生地。这个基础是国内任何其它地区所不可比拟的；温台地区没有什么近代意义的实业基础，甚中国之后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国有企业和大项目。其商业传统仅限于走街串甚巷鸡毛换糖的货郎、跑江湖剃头修鞋的手艺人，其工业产品起点大多是一些塑料时代的跳蚤产品。甚至温台地区在80年代一段时间里，从事制假售假的人和从事不明不白“魔鬼生意”的人比比皆是。

温台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而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他们永远是自己的主人；而苏南的普通百姓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柔顺到近乎奴性的意识。许多人认为，“工作”是领导施舍的“饭碗”，自己能当企业家是由于某官员的青睐和提拔，于是埋头做事，低调做人。不论机关还是企业，“领工资”（法定苏动收入）从来只叫“发工资”（可随意赏罚的赐予）。

第四，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起点不一样。苏南农村工业比温台早出现近10年，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与旧体制有紧密的关联度。苏南企业家们在费劲把旧体制撕开一个大口子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不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温台企业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多数游离在旧体制之外，“民营性”强，也更符合占典市场经济发育的内在规律。越是市场化程度高，温台企业家们越是如鱼得水。

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政治待遇曾十分悬殊。乐清柳市镇电器“八大王”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都有一段“在逃犯”经历；苏南企业家基本都能得到体制内的保护，而且只要产值达到几千万或上亿元，就可农转非，可到不同级别的党政部门兼职、挂名。苏南企业家政治资源多，风险小，但也因为找惯了“市长”，找“市场”的本领和意识就比温台企业家要弱一点。温台企业家有着极强的配置和组合资源的本领，几乎带有狂想色彩。1991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立包机公司，之后又迅速打入乳品家国营商店，之后又进军三峡，盘活几家涪陵的国有企业；徐文荣在小山村建世界磁都，建影视城，建大学，硬是闯出了“横店”的金字招牌。
在融资方式上，温台企业家善用民间资金产生了一批民间金融家；苏南则由社区政府出面搞贷款或搞拆借、集资。温台企业内部对人才的待遇、激励早已超出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他们对人才价值的认识要深刻得多，有明显的以人为本的取向。在苏南，由于渗透至深的城乡分野和干群鸿沟，企业转制后又突然出现了劳资矛盾，普通职工对企业走向漠不关心。苏南企业习惯于使用强大的行政背景来支配职工，其企业文化、人才观念要比温台滞后一些。

第五，两地在企业家生成的体制环境和体制传统上也存在许多差异。曾强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其体制特征可概括为四个字：政府推动。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1980年代承包制的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短暂分离，催生了一批能力突出的“准企业家”（因带有指定性质，承包人产生过程不明确，所以只能称作准企业家）。但当地规定企业领导人公开收入最多是普通职工的三倍等政策，企业家行为大受掣肘。集体产权和平均分配分散了企业家的风险，却削弱了企业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人格矛盾”：一方面要尽力去应付频繁而随意的政府行为，一方面又对那些与企业效益最大化无关的形式主义恨得牙痒痒。

在温台，大多数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者。这种企业制度之下，企业家风险过大，抑制了企业家的快速长大，但企业家生成的门槛低，后备人才多，且由于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风险与激励紧密相连，经营中的灵活度更高。

温台企业社区性没有苏南强，许多企业长大后搬迁异地，生产厂遍布全国，导致本地经济空心化。苏南恰恰是本土情结太重，企业利益过分服从社区利益。

泰晖先生曾对中国农村工业的发源地概括出两个特征：“市场半径所及，政府控制弱区”，这一概括也适应于农村企业家的产生条件。显然苏南的优势在前一句话，而温台的优势在后一句话。1980年代浙江乡村工业开始引起人们注目，务实遍通的温台人发明了只有自己才心知二明的“股份合作制”概念，瞒天过海也罢，偷天换日也罢，反正“制度租”已使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温台企业家曾经害怕政治，反感政治。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尤其十五大之后已有明显改变，一些温台企业家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这种热情有的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有的则是因为民间经济发展之后导致了新的基层层主政治模式。企业家们不仅有行业自律的要求，亦有较强的民主自治能力和需求；不仅有较强的纳税意识，也有强烈的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需求。他们渴求公正的权力和透明的
政治运行。

第六，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体制环境，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有坐商与行商之别。300多万温台人遍布海内外的角角落落。欧陆各国城市几乎都能见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台人。在温台人看来，他们没有固定行业，没有固定地方，因此民间素有“浙商不倒”和“中国犹太人”的说法。

温台人靠原始的“差序格局”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现代营销网络。早期是供销员，如今是大老板。“跑供销”是温台企业家们的第一堂课。苍南县的曙光印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诗力，1982年开始为家乡的众多家庭工厂跑业务。19岁第一次出门时实在是迫于无奈，父亲重病卧床，而他28天跑遍广东省花去263元还没有拿到定单。最后他费尽心机闯进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老总答应他以低于原供方20%的价格、13天拿出样品的条件“试试看”。之后10天时间里，朱诗力一眼未眨，找人刻模子、制版、出样，提前三天把样品送到对方的办公室。目瞪口呆的广东老总马上签定50万元供货合同，并预付10万元定金。这一次朱诗力就25万实际上这种发财模式是温台地区最常见的版本，也是温台企业家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经历。在温台，这样以市场营销为纽带而组合起的虚似企业至今还大量存在。

温台企业家组合生产力要素的本领简直达到了企业与市场没有边界的程度。他们最早在国内实行营销代理制，产品就是靠早年出门在外的一些手艺人来代理推向海内外市场。因为温台企业多属“市场导入型”，企业内部多数是老总主外，副总主内。而苏南企业“产品导入型”居多，一般是老总主内，副总主外。

第七，在治安状况等社会环境上，苏南明显好于温台。这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社会条件。在东北、西北、华南、华北地区，敲诈劫掠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个人财产的事时有所闻，给投资环境带来灾害性影响，百在财富、人口均相对集中的苏南则比较少见。

为企业家成长营构法治环境

好了，让我们索性走出苏浙两地企业家丛林（人工林和原始丛林？），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长不大”？为什么一些民营企业家“不长寿”？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企业家？除了上述区域性的社会环境、体制环境、人文环境之外，我想还有一个整个国家的法律环境问题。

通常人们讲“改善投资环境”的时候，只注重引进外商的投资环境，但却忽视了我们身边企业家的投资环境和成长环境。而对投资环境，今日改之，明日善之，也不是个人法。能为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社会环境才是最为重要的。一上社会，如果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调节越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进行，那么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就越趋向透明、稳定和可预测。在中国现实社会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调整通常有这样几种方式，宪法――法律――行政命令――政策――领导指示――领导意见。从左向右，越往右的管理方式越多变，越往左的管理方式越稳定。最常见的管理方式是政府的政策，比政策更多变的是领导指示，比领导指示更多变的是领导意见。领导指示大多数时候还有个书面文字。而领导意见，常常是打个电话或和领导喝个酒，就能得到。对个人创新精神的保护和激励也是这样，越是在法律框架内的越稳定，越是靠领导意志越靠不住。优秀企业家总是流向最适合创新的地方，也即对创新精神的保护和激励最稳定、最有效的地方。

中国的体制肯定会有利于企业家辈出的方向转变，但新旧体制有一个反复博出的方向转变，但新旧体制有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企业家们处在博弈的最前沿，套用马克民形容十九世纪德国产业工人的一句话：他们既为旧体制的残存所累，也为新体制的发育不足所苦。让我们共同推进体制的转轨，共同营造良好的、稳定的环境，让我们更多的企业家跻身于世界企业家之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