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化、资本外逃与俄罗斯的产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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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资本流出不仅仅是使得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都减少，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资本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减少程度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减少程度。资本流出降低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加剧了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之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别的结构调整，而是降低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存量调整将造成高额的沉淀成本，这又会进一步地恶化经济绩效。

关键词：资本流出  结构调整  经济绩效

    1. 俄罗斯经济绩效及其解释
    俄罗斯是实行激进式过渡的典型国家。自1992年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以来，除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1999、2000年经济较有起色以外，经济一直大幅度下滑，呈现为负的增长率，并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将近20年。
俄罗斯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指标（%）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2000GDP增长率   -14.5    -8.7    -12.6   -4.0   -4.9   0.4   -5.5    3.4    7.0通货膨胀率   2508.8   840.1   204.7   131   21.8  14.7   84.4   36.5  11.4
资料来源：冯舜华等（2001）。
    为什么俄罗斯经济绩效如此差呢？经济学界从初始条件、过渡方式、政治约束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Sachs and Woo, 1994a, b; Blanchard and Kremer, 1997; 林毅夫等, 1994; 张军, 1997; 谢作诗, 2002; Johnson et al., 1999; Frye and Shleifer, 1997; Pissarides et al., 1996）。本文尝试从资本流出的角度来解释俄罗斯的经济绩效。应该说，从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解释转轨国家的经济绩效，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既有的分析没能指出资本流动对于转轨国家经济绩效意义特别在什么地方。在他们那里，资本流动对于转轨经济和资本流动对于普通经济没什么两样（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 1998; Zhang, 2001）。本文着重分析资本流动对于转轨国家经济绩效的特殊意义，从中给出俄罗斯经济绩效之所以差一个解释。
    2. 经济转轨与结构调整
    还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谈起。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与当时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协调，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 。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就形成了；进一步，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的流向、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有利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呢？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并剥夺微观主体的经营自主权。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 1994, P.18-54）。
    根据林毅夫等人的分析逻辑，转轨国家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一定过度发展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了 。即使以封闭的市场经济来看，也是过度发展了；进一步，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比较劣势产业根本就不会有竞争力（谢作诗、崔万田，2002）。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将引发结构调整。市场化改革将使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下降。
    3. 资本流动、结构调整与经济绩效
    然而，转轨引发的结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而是降低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转产将造成高额的沉淀成本。高额的沉淀成本必然恶化经济绩效。
    可不可以避免这样的处境呢？如果市场化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并且重工业也不是极度地过度发展了，又没有达到充分就业，那么是可以避免的，就是通过增量的方式进行调整。维持存量资源不变，而将新增资源配置到传统经济体制下受压抑的部门，从而实现结构的调整（谢作诗，2002）。中国的案例也支持了这一点（张军，1997）。
    这种处境还可以通过资本流入来得到避免。这是因为：资本流入将使资本的价格下降。假设其它因素不变，那么资本价格下降不仅使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也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特别地，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幅度将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幅度。如果其它因素不变，那么资本流入不仅使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出增加，也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增加，特别地，资本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增加程度将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增加程度。资本流入不仅仅是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可以避免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
    当然，资本流出的意义正好相反。资本流出不仅使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出减少，也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减少，特别地，资本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减少幅度将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减少幅度。资本流出不仅仅是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减少，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会加剧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的分析暗含了初始产出处于均衡水平的假定。考虑到转轨初始点上产业结构扭曲——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低于均衡水平，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高于均衡水平——的事实，即使资本流入国内，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真实产量也未必增加。反过来，即使资本流出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真实产量也未必减少。所以，实践中我们观察到大量外资流入了转轨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外资流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直接地避免了转轨初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外资流入提高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这又起到了避免转轨初期之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反过来，资本虽然不一定都是从资本密集型产业流出去的，但是资本流出毕竟降低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这起到了加剧转轨初期之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那些具备增量调整条件，能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的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天然地要好一些；那些不具备增量调整条件，又不能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甚至还发生资本外流的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天然地要差一些。对于转轨经济来说，资本流动的意义决不仅仅体现在直接的增长效应上，还体现在资本流动的结构效应以及与此相联的间接增长效应上。
    4. 美元化、资本外逃与俄罗斯的产出下降
    俄罗斯发生大规模资本外流了吗？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相反，1992—1994三年中，俄罗斯的外债增加了260多亿美元，并且俄罗斯还吸引了20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然而，如果将这些外债数字与经常项目数字做一比较，令人疑惑的不一致便产生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余额之和应该为零。一个有资本项目盈余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同样大小的经常项目赤字，反之反是。但是在俄罗斯，资本流入比经常项目赤字要大得多。1992—1994三年中，俄罗斯只有很小的24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仅吸引的20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能抵消经常项目赤字，更不要说那增加的264亿美元外债了。
表1               俄罗斯国家外债          单位：亿美元
1991          1992          1993          1994 670           777           837           934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y 1995.
表2            俄罗斯经常项目收支         单位：亿美元
1992            1993              1994 -42             28                -10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y 1995.
    那么，那些流入的资本到那里去了呢？
    一些借款以资本外逃的方式又离开了俄罗斯。资金外逃的原因可能与阻碍外国投资的原因一样，都是由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外逃还反映了俄罗斯人在以令人怀疑甚至完全不合法的途径获得财富后，希望将财富转移到本国司法权控制不到的地方去——苏联体系的瓦解不幸带来了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泛滥！
表3                 俄罗斯资本外逃估计             单位：亿美元
年    分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资本外逃         ---         ---       148.14      69.20      362.46      424.16
资料来源：杨海珍、陈金贤，2000。
    是的，俄罗斯资本外逃是极其严重的；俄罗斯是世界上资本外逃最严重的国家（杨海珍、陈金贤，2000）。
    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大量资本流入与接近平衡的经常项目之间的明显不一致还与俄罗斯国内外国货币的大量积累有关。这些外国货币主要是美元。
    据估计，到1995年，大约有200亿美元的外国货币在俄罗斯被用来储藏财富和作为交换媒介。在俄罗斯，流通的外国货币比起国内的基础货币还要大得多，可能要大一倍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 1998, P.674）。
美元在俄罗斯被广泛持有和使用这也是资本流出的一种形式。
    设想一个俄罗斯居民持有10000元美钞，或者在纽约开立银行帐户，存入10000美元。这意味着这个俄罗斯居民拥有对10000美元美国资产的要求权。然而这些要求权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要增加对美国资产的要求权，不管是美钞还是银行存款，俄罗斯居民都必须卖出相同价值的财物。这就是为什么美元化是资本流出的一种形式之原因所在。
    资本外逃和美元化导致了俄罗斯严重的净资本流出。事实上，仅仅资本外逃一项就远远超过了其利用外资的数目。
    资本流出不仅直接导致俄罗斯产出下降，还加剧转轨初期的结构调整。转轨国家转轨初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别的结构调整，而是降低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结构调整将产生高额沉淀成本，这又间接地导致产出下降。资本流出尽管不是俄罗斯经济困难的中心原因，但肯定是一个原因 。
参考文献
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2001，《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军，1997，《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海珍、陈金贤，2000，“中国资本外逃：估计与国际比较”，《世界经济》（1）。
谢作诗，2002，“中俄两国经济绩效差异的一个解释”，《经济评论》（4）。
谢作诗、崔万田，2002，“关于比较利益论的再思考”，《经济评论》（2）。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1998，《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72-677。
Blanchard, Q., and M. Kremer, 1997, “Disorgan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1091-1126.
Frye, T., and A. Shleifer, 1997,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2): 354-358.
Johnson, s., D. Kaufmann, J. McMillan, and C. Woodruff, 1999, “Why Do Firms Hide? Bribes and Unofficial Activity after Commun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Nobel Symposium in Economics: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Stockholm, September 10-12.
Zhang, K. H., 2001,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of Transition, 9(3): 679-693.
Pissarides, F., M. Singer, and J. Svejinar, 1996,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 in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Bulgaria and Russia”, Mimeo,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Sachs, J., and W. Woo, 1994a,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April.
Sachs, J., and W. Woo, 1994b,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in Lee, C. and H. Reisen, eds, From Reform to Grow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ECD, Paris, France.
Zhang, K. H., 2001,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of Transition, 9(3): 679-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