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导入：欠发达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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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技术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文化中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文化形式、文化结构决定着技术与社会的整合。本文在对墨西哥企业发展，信息技术引进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的输入过程中如果不注意与民族文化、社会现存结构的协调，不把技术发展与社会诸方面发展统一起来，则极易对发达国家形成新的依赖；再者，信息技术有可能成为统治者新的控制工具，激化两极对立，引发民族发展的危机。
[关键词]信息技术、民族发展、墨西哥、发展中国家

要充分理解现代社会，理所当然需要理解信息渗入该社会的程度、方式以及技术发展的水平。新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形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各个社会都会由于其自身发展而具有独特之处。就拉丁美洲这一区域，此种课题的理论探索已经开始。从笔者接触的资料来看，两类研究及由此建立的概念体系较有代表性：一部份学者沿用激进的批判理论，认为所有信息技术都是操纵在文化帝国主义、资本控制、外来统治手中的工具；另一部份学者则相信发展本身恰恰有助于克服不发达状态中的种种难题，因而信息技术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由于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根本有别，试图在这两种对立观点之间建立某种对话几乎不大可能。

在发达的工业国家，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通向新的发展机会的桥梁。然而拉美的情况却不一样：各国都面临着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诸多缺陷，缺陷的现状与最终解决之间的社会文化鸿沟仍在扩大，各国虽有弥合这一鸿沟的抱负，但无奈社会体系中潜在的"桥梁"尚在构筑之中时，便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且断裂之广、之深，足以使通过逐步演进实现这一抱负的希望化为泡影。

发达社会的技术"生命力"为大量信息的涌现与普及创造了条件，在这里，"生命力"意味着信息及技术与社会体系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是社会保持平衡的重要前提。相反，在发展中国家，信息系统与社会的融合程度较差，最需要信息的人往往得不到信息，信息技术非但没有促进社会整合，反而扩大了等级差距，造成更为严重的不平等，直接威胁社会的既有格局。

为揭示上述结论得出的原因并考察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现选取墨西哥为例详述之。

历史之考察――1940年后的墨西哥经济发展

到1940年，墨西哥已拥有适应新兴工业发展的相当完备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以及其它交通运输方式形成网络，农业基础设施布局合理，人民的生存，通过出口赚取外汇，工业部门所需的农产品生产都得到了满足。1938年墨西哥实行石油国有化，而36年至39年大量欧洲难民的涌入（先是因西班牙内战，稍后则二战爆发），成为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契机。不过，当时就存在的国民收入的不合理配置，大大方便了某些技术的进口。

这个时期，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正出现三种影响深远的趋势：（１）自动化；（２）产品与技术向纵深复杂化发展；（３）通过私人投资或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地区的制造业部门进行直接投资。

四十年代墨西哥开始工业化时，外国投资大部分集中于制造业（Wionczek,1971），高科技方面则主要集中在汽车、日化、计算机三大产业（Shaiken,1990），而其他经济产业，如采矿、农业、交通运输、石油、电力资源实行了国有化（Angus Maddison & Associates,1992）。随着制造业的发展，五六十年代，墨西哥推行进口替代政策。外国公司出于竞争的考虑，也纷纷在本地设立工厂，由此出现所谓的"稳定发展时期"。然而正如Barkin所指出，进口替代政策造成了墨西哥的技术依赖。私人投资者在利益驱动下，总是倾向于简单地从国外直接进口技术（Barkin,1990），他们无须为本地技术发展负任何责任。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策为私人投资与政府之间的腐败关系制造了温床，只要不逾越界限，后者可以授予前者在借贷、税收等方面的大量特权、庇护及优惠（Angus Maddison & Associates,1992）。

进口替代政策使墨西哥早在1976年便紧随加拿大、英国成为美国第三大直接投资国；在拥有美国公司的数量方面，墨西哥以625家，位居加拿大（1967）、英国（1189）、法国（670）、西德（632）之后，名列第五。由于墨西哥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前四个国家，这个数字恰恰反映了美资对墨西哥国民经济控制的程度之深。1988年过后，随着快速激进的私有化进程和贸易壁垒的撤除，以美国为首的外资再度大举挺进，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标志着高潮的来临，它把美、加、墨三国的经济绑在一起。
由于缺乏可选择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面对跨国公司的挑战，墨西哥政府只能交替采取三项措施：一、加快新兴工业部门的国有化；二、刺激外资公司增加本国商品与货物的消费；三、为实现一定的出口目标实施相应的进口许可，以平衡外汇消耗（Wionczek,1971）。三项措施于1992年12月签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被最终放弃，不过在此之前的历史表明，措施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

六十年代初，墨西哥政府为加快工业发展，推行部门与企业的特殊化政策，通常这些特殊企业都落到了私人手里，1988年的私有化把私人投资（当然他们与政府都有密切关系）又引向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因此有一段时期，墨西哥外资减少，技术发展受到影响，不过，这样的局面只维持了很短时间，1988年后外资的蜂拥而入与技术控制的蔓延在墨西哥交相辉映。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技术产业首当其冲，面向国际全面开放。

墨西哥的历史经验显示，在电力、信息和教育这些政府涉足的重要领域，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投资者都很难填补不断扩大的技术鸿沟，国家在这些领域步履维艰，危机四伏。再加上工业基础设施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步伐，高素质劳动力匮乏（Shaiken,1990），高科技生产面临的现实障碍更为巨大。Barkin认为"一方面当地的消费模式已日益国际化，另一方面具有实际意义的技术发展尚未出现"（ Barkin,1990, p.78），居民的消费品需求本地得不到满足，只能依赖于国外的供给。

造成技术鸿沟的出现并不断扩大从而引起社会依赖的重要原因在于忽视对相关技术人员的有步骤的培训（Shaiken,1990）。四十年代，墨西哥政府曾决心培训技术专家以积累本国技术资源，但后来这一努力不了了之，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新兴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由于起步太晚，供求之间的缺口很大。另外现实条件――如培训所需的场地与资金――的制约使得缺口的缩小变得十分困难，所谓的培训很多时候只能沦为仓促应付。因而Lusting强调，对墨西哥来说最重要的是"不遗余力的知识普及与技能推广"（Lusting,1992,p125）。
拉美的技术依赖不仅限于投资、设备、专利、商标与工艺设计，还广泛存在于管理、人力资源、新技术的规划等诸方面，它们体现着外国出口商的偏好，很少考虑到拉美的功能性需求。

拉美国家始终没能在自身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合本民族的技术发展理论，对国家发展的未来面貌也所知甚少。他们把在发达国家中发展起来的一套关于技术的概念、理论嫁接过来，由于缺乏对发展进程的历史反思以及结构性适应，概念、理论的嫁接常常造成严重的社会失调。

组织成长的两种模式

从150多年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来看，拉美的企业成长走了一条与之截然不同的道路。虽然19世纪初墨西哥便有工业发展的若干核心，但现代经济组织的巩固却远远落后于它的北美近邻。墨西哥资本主义的巩固恰逢世界大公司（尤以英美两国为主）进入跨国经营阶段，跨国公司对墨西哥及其它拉美国家市场的渗透与控制随时间推进愈演愈烈。

根据Fombrun和Astley两学者的研究，成功企业的成长一般来说有一个稳定的过程，包括（１）水平联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公司跨越地理界限开拓市场；（２）垂直联合（vertical integration），公司采取措施保证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３）通过互补产业的相互参股使相关与不相关的领域联为一体实现多元化（diversification）。水平联合一般发生在具有共同产品与共同市场的企业之间，垂直联合连接了生产的不同环节，多元化对互补企业实施整合，以服务于顾客。Fombrun和Astley指出，组织发展就是其在对环境要素的战略性吸收中，在水平、垂直、多元混合诸向度上的相互依赖。

相应的联合与多元化过程在墨西哥却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发生：大企业的巩固通常意味着一家或数家公司，或以家族为纽带的私人集团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试图在某些经济部门中建立垄断或寡断的局面，并以此为基础把控制权延伸到其它部门。典型的例子便是墨西哥的Televisa公司。

Televisa在1993年墨西哥电视网络私有化之前就一直是民族私人资本垄断的商业电视公司。该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大部分时间由三个家族控制：阿兹卡拉加家族（the Azcarragas）、 阿莱曼家族（the Alemans）和欧·法瑞尔家族（the O'Farrills）。30年代阿兹卡拉加便在广播行业进行商业拓展，1947年与欧·法瑞尔家族合作并很快于1950年开办了墨西哥，也是拉美首家电视台。他们的投资由广播、电视向其他媒体及汽车代理、房地产等产业铺开（Mejia Barquera,1985; Sinclair,1986）。1991年阿兹卡拉加家族作为最大股东，收购了另两个家族的股份。

曾加盟Televisa公司的小阿莱曼是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Miguel Aleman）的儿子。这位总统在墨历史上第一次颂发电视经营许可证，因此有人怀疑政府与私人电视公司之间存在的暧昧关系。1947年，就墨西哥电视经营究竟应该采取商业（美国）模式，还是公共（英国）模式曾有过争论，阿莱门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Mejia Barquera,1985）。委员会的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使Sinclair推测委员会可能更倾向于公共模式，他说："从随后阿莱门家族与阿兹卡拉加、欧·法瑞尔两大家族的在电视经营方面的合作来看，委员会的决定有以权谋私之嫌，不过这一现象在墨西哥的其他领域并不鲜见。"（Sinclair,1986）

如今，Televisa已成为全墨，乃至世界上有名的大公司，它是全球最主要电视节目制造、出口商，其股票在纽约、墨西哥城股票交易所交易，除包括有线电视在内的电视产业外，Televisa或者说阿兹卡拉加家族已经建立起一个多种行业、公司结合而成的巨型王国，其领域覆盖国际电视转播（包括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资）、广播、电影制造、报刊杂志、夜总会、剧院、宾馆、大型会馆、录像业、房地产、汽车租赁、足球俱乐部等等。

显然，在北美公司成长中表现出来的水平、垂直、多元混合式的联合并没有在墨西哥出现，连同一市场中较为成熟的竞争都不存在。相反，诸如Televisa这样的公司给人留下的则是另一种映象：拉美公司组织的巩固常常以此领域向彼领域不断蔓延的信息的垄断或寡断为特征。

美墨组织成长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墨西哥的私人企业虽然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握有愈来愈大的权力，但政府依然集中控制着大部分重要的经济权，尤其在1982年11月银行系统收归国有后，这一点更明显。据估算，墨西哥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民经济的数量超过GNP的50％以上，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88年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总统上台以后，这位总统重拾先前的自由经济政策，出售或关闭大量政府控制的企业。相似的过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过度参与导致强调私有化与开放市场的自由经济政策的大规模回潮――近年来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都曾发生。

拉美国家与美国经济模式的差别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尤其是技术方面。White认为，信息、知识从而最终权力的现代化要求信息技术首先满足信息在社会中的可得性，其次它能为特定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的潜在使用者创造相应的获取方式（White,1982,1984）。在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部分精英的手里，无论多么现代化的技术，一经引进，便成为加强精英力量的工具，拉大了精英与中下阶级――工人阶级、无产者和城乡贫民――业已存在的巨大差距。
墨西哥、拉美信息技术发展历史的解读

从上述历史概览中可以为墨西哥、拉美信息技术演进的历史勾勒下列基本特征：（１）依赖性；（２）技术发展政策之欠缺；（３）技术与社会文化的脱节。

一、 依赖性

作为技术输入的被动受体，连同产品进口一同输入的还有包含在技术中的概念、理论、模式、文化价值（当然有的昭然若揭，有的藏而不露）及发达国家关于技术发展优先性的定义。换言之，拉美进口的信息技术，不过是发达国家需要、目标、发展观的产物。这些国家的问题在于，技术的引进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而且人们在文化上的依赖比物质依赖更严重。

依赖性指的是一国无法生产那些它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战略产品从而只能依靠从国外进口（实际上可依靠的国家为数甚少，而在冷战的几十年中，政治上的归属使这一数字再打折扣。）依赖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民族创造力、本身的技术基础、生产部门是否自成体系，资本、高素质劳动力、人才都可成为考虑的对象，当然依赖性的最终表现是决策制定过程中意思自治的缺位。

信息领域的依赖性可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一）成本。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信息技术比自己制造更合算，这一点过去曾被广泛接受，但拉美近几十年，特别是80年代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经济衰退的历史事实致使这一观点遭致沉重打击。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82年年中，美元对墨西哥比索的汇率是1∶27，一个10美元的电子部件在墨西哥价值270比索，两年后，经过几次货币贬值，同样的部件卖到1700比索，增长了600％强，80年代末，汇率变为3000比索兑1美元，10美元的部件相应卖到3万比索（这时由于经济通胀与货币缩水日积月累的影响，最低月工资大约100美元）。如果零部件的进口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普遍情况，其后果可想而知。

成本的另一面是新技术推广的困难。技术设施的落后，专业人才的匮乏要求管理层所有成员必须接受培训，以此给陈旧的组织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然而，这一要求无论在时间，还是在可利用的资源上，消耗都超出了可接受的地步。结果，新的信息技术只能停留在组织的最高层，形同摆设。从组织系统到组织成员，都没有消化吸收的准备。进口技术所造成的经济、人力资源及其它方面的成本都十分高昂。而且由于经济部门与研究机构的联系向来很少，这一问题变得非常难解决。

（二）功能性。功能性指的是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与特定国家文化结构整合的可能性与整合的方式。过去很多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无关。根据这种思想，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只用来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传递信息、操纵机器。诸如此类的活动与文化领域是分离的。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新技术，至少信息技术不再是中立的了。首先信息技术何以出现与进化，其过程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密码；其次技术的使用无法在真空中进行，第三，技术的引进意味着创造技术的文化与接受技术的文化的相互碰撞。

在发达的工业国，能够获得新的信息技术的人正在大规模地增长，这一趋势表明每个人最终都能取得那些技术。而在依赖性社会，取得信息技术的机会受到重重限制，本国精英有可能利用新技术，保持其已有的社会地位与特权，至于信息民主化，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由此看来，无论是文化整合，还是弥合现已存在的经济、信息及权力的不平衡状态，新技术给拉美社会造成的后果都不容乐观。

（三）结构性重负。一国进口信息技术的同时也输入技术暗含的文化――关于技术及社会经济的概念与理念，它们对应于一套与输入国判然有别的社会传统。新技术一旦强加于另一社会，且这一社会只知全盘照搬，而不进行批判性吸收并注重功能性调整，那么问题便在所难免。第一，直接的技术进口有可能威胁并削弱这一社会中的某些文化成份；第二，它可能阻碍这一社会中适应机制的发展，因为附着在进口技术上的清晰可见的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念与潜藏在社会深处的欠发达的文化成份经常互不兼容，从而存在冲突。第三，这种冲突与不兼容直接在文化与社会心理上造成价值的迷惘。

（四）战略危机。信息技术从来不是孤立的，仅有一堆硬件显然不够，它还需要软件、程序定义、技术维持等支撑，它们至少部分地依赖进口。一旦进口的途径受阻，信息技术先前建立的一整套任务体系便无法健康运转，有时甚至陷入崩溃，因而技术输入国时时存在战略性危机的隐患。不幸的是，维系外国供应商与本国使用者之间的绳索极其脆弱，外国供应商可以随时以任何理由切断这种联系。另外，不可控的突发事件（如大规模货币贬值、外国资本突如其来的操纵）极易左右供应商的判断。如果不幸言中，脆弱的绳索真的崩断，那么再复杂、再现代化的技术系统也不过是一堆破烂。

二、 技术发展政策之欠缺

如何根据自身国情，鼓励、规范新技术的引进与使用，墨西哥与其他拉美国家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一套相对合理的技术发展政策，这可能由如下原因造成：

第一，公共及私营部门缺乏研究经费，基础与应用研究无法开展，因而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对拉美的现实作出恰当、可靠的诊断。在确定国民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发展目标，制定政策以自主、有效地指导国家沿着既定目标与方向发展等方面，这样的诊断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庞大、冗杂、低效的政府体系中缺少政策设计方面的专业人才。直到最近，政府才开始吸收少量的专业政策设计师，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制定规划。在此之前，发展项目也好，社会活动也好，几乎都没有什么总体计划，因而也就缺乏内在一贯性。虽然其中大部分创意与执行都不错，但由于项目本身的孤立性，无法融入整体性的经济体系，从而使效果大受影响。仍以墨西哥为例，尽管政府领导人都是政治与政策制定方面的专家，但直到70年代，他们才开始把规划作为政府程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来看待，不过近年来的规划依然是局部，而非全局的，常常局限在特定的关键部门，如教育和工业发展。在洛佩斯·波蒂略（Lopez-Portillo）（1976-1982）和德拉马德里（de la Madrid）（1982-1988）两届政府中，这一点很明显，虽然他们制定出版了所谓的"国民发展计划"（Secretaria de Programacion y Presupuesto,1980,1983）。墨西哥受到资本全球化如此剧烈的冲击，政府却始终没能就政府行动如何适应全方位的世界发展作出清晰的、前瞻性的规划与政策回应。

第三，历史上，拉美、墨西哥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围绕一个或数个占统治地位的部门组织国民经济（如1976年墨西哥政府在石油工业基础上实施经济重组）。确定支柱产业本无可厚非，但政府往往系统性地忽略那些本该值得同样重视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萨利纳斯政府推行的经济重建成功地使经济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到1993年，石油虽然仍是利润的主要来源，但在国民收入中已没有哪个经济部门能单独占有1/3的份额。不过这样的变化可能使制定中长期国民发展计划的难度越来越大。

国家技术发展政策之欠缺导致一系列后果：（１）每届政府都努力采取措施促进进口技术与本土社会文化的适应，但这些措施缺乏连续性；（２）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缺乏真正的技术整合。（３）技术领域的不同决策之间缺乏合理性与平衡，因而不同的经济部门或同一组织的各个分支常常为了一项与自己工作毫无关系的技术争得头破血流。

三、 技术与社会文化的脱节

这种脱节至少表现在七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对拉美的技术引进、发展及社会、经济、文化造成某种后果：
第一方面表现在技术的局部运用与整体经济的隔离。不同领域与结构要素孤立地生长，如同一个个没有联系的孤岛（Shaiken,1990），每个孤岛都是一群人关注的焦点，但这群人与整天在孤岛上辛苦劳作的人没有丝毫联系。孤岛与孤岛空间虽近，但很少交流，这使他们成为"遥远的邻居"。一方面,工业生产的目标与现实要求不相吻合，另一方面这些目标又不能在科学界的规划中得到体现，由于拉美社会对外来技术的消化、适应能力较弱，进口技术瓦解了拉美社会的技术联系机制。

第二方面发生在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技术以模糊不清、断断续续的方式进口与运用，它只是少数人的福音，大部分人离它很远。在学校、家庭、工作场所人们了解不到关于技术的经济社会功能。技术背后的文化密码使它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进口技术与本土文化面临着艰难的调适。现实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教育的振兴，让下一代对技术有全面的思考，真正把技术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第三方面是技术过程的脱节。在发达国家生长起来的先进技术经历了一系列完整的演进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输入的技术则往往是没有过程，没有联系的单个实体。发展过程的空心化使技术所联系的社会结构要素的相互配合严重错位。

第四方面表现为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拉美、墨西哥的城市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心：传统文化被取代，文化与生活方式高度模仿美国，至少对中上阶层来说，现代技术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物。而在农村――包括以往的农村社区与最近形成的城市移民社会――其生活方式较为传统。在农村，变化是持续的，但十分缓慢。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活方式经常遭致强烈的抵制。这样一来，在城市中上阶层较深地卷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同时，城乡贫民对那些与他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技术影响却一无所知。

这类现象，墨西哥著名社会学家冈萨雷斯·卡萨诺瓦（Gonzales Casanova,1965）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本国统治者（政治老板）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控制。城市精英集团对大众的统治使得农村社会经济上越益被剥夺，文化上越益被驯服。于是，保证大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承诺便成为一张空头支票。

第五方面表现在管理与控制的现代理念与实际操作的对立上。管理与控制是技术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欠发达社会对管理与控制的评价体系与现代性理念差距甚远，这些差距可以在时间观念、人际关系、绩效评估上反映出来。当然这套评价体系与拉美的文化传统是吻合的，也许从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角度可以说明其合理性，但这样的合理性无助于对立的缓解。

第六方面是大众对新技术的陌生感造成的心理脱节。在现代化国家，新技术与新技术所代表的事物的产生，一切都顺理成章，大多数社会成员视其为社会文化环境中和谐的成份，而传统社会的多数成员所面对的新技术是输入的、强加的，因而也是不和谐的。

最后一方面指的是抵制新技术的文化运动。对于拉美大部分人来说，运用新技术是一种威胁。进口技术的文化不兼容性使社会形成这样的观念：新技术是外部强加之物，它给本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带来了灭顶之灾。要想避免，就只能靠原始暴力行动，实施文化抵制。

新技术在其产生的环境中非常有效，但在另一种经济、社会环境中，即使完成同样的任务，也有可能变得无效，这时它也会遭到唾弃，甚至是抵制。
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拉美、墨西哥在信息技术方面面临严重问题。技术的使用、管理在使一小部分精英受益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变大部分人贫穷与无助的状况。对于那些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的人而言，再先进的技术也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当然有人反驳，虽然他们没有直接使用技术，但他们的日常生活正经历着现代技术的强烈冲击。不管怎样，我们相信，真正重要的是技术并没有成为他们直接经验、文化与日常生活模式的一部份。相反，拉美引进技术的不和谐性扩大了业已存在的鸿沟，本应该成为信息普及与民族发展推动器的现代信息技术实际成为另一种统治的资源。信息技术不但没有为信息民主化与大众参与广开方便之门，反而助长了控制。经济发展并不能掩盖社会固有的矛盾，由于两极尖锐对立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可怕局面近年来在墨西哥不断发生：1994年，恰帕斯州农民首先起来向政府发难，随后农民武装暴动和人民革命军起义在全国此起彼伏；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多位总统遭暗杀，社会治安混乱；1995年，经济中不断积累的顽疾酿成一场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外国投资锐减，民族资本外逃，金融市场失控，政局动荡，国民经济经历了60年来最严重的全面衰退。


参考书目：

Angus Maddison and Associates. (1992).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Brazil and Mexico. A world bank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kin, D.(1990).Distorted development: Mexico in the world economy. Boulder, CO: Westview.
Fombrun, C.,& Astley, W.(1982).The telecommunications community: An institutional overvie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2, 56-68.
Gonzalez Casanova, P.(1965).The Democracy in Mexico. Mexico City, Mexico: Editorial Era.
Lusting,N.(1992).Mexico: A remaking of an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jia Barquera,F.(1987).50 year of commercial television in Mexico: A Chronology. In R. Trejo(Ed.),Televisa: The Fifth Power.(2nd ed.,pp.19-39).Mexico: Claves Latinoamericanas.
Shaiken, H.(1990).Mexico in the global economy: High technology and work organization in export industries[Monograph Series No.33]. San Diego, CA: Center for U.S.-Mex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inclair, J.(1986).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broadcasting: "The Mexican formul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8, 81-101.
White, R.A.(1982,September).Contradictions in contemporary policies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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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onczek, S.(1971).Investment and foreign technology in Latin America. Mexico City: Cuadernos de Joaquin Mort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