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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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导言

　　汪晖(1998)的文章着重讨论思想层面，经济方面的讨论当然不是重点，不过认为「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是他论述中一个重要的对历史发展的认定，同时也显然是一问题与焦虑的来源。汪文不可能正面处理「进入全球化过程」的优劣问题，但这问题之重要性极为明显，故本文将针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全球化至今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不过它到底是什么意涵，它是否是一无可抵挡的趋势，后进国家在参与全球化之后，是否会失去自主性，而担任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命定的边缘位置？

　　关于对全球化影响的看法，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学派(neo-liberalism)，也就是这三十年来在欧美领导风潮的新保守思潮。这派学者认为自由市场是解决经济问题、促进成长的最佳机制，依据比较利益理论，任何国家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到适合其条件的分工位置，而分工必能提高效率，因此自由贸易能使所有参与者都获利，是最佳的体制。至于资本的流动，此派学者认为外人直接投资（对产业实质的生产性投资），必然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对当地影响必是有利的。不过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帐的全面开放是否如自由贸易一般，带来双赢的结果，则即使在新自由派中也是有争议的1。

　　新自由派对于全球化趋势产生的原由，则多半采「中性」的解释，如运输以及通讯技术的变革，使得流通成本大为降低，因而使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流动更为容易等，或是由于GATT/WTO的贸易谈判2，以及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化的政策。既然自由贸易是最佳策略，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近二十多年来，持续施压要求众多后进国家开放市场进行自由化的作为，在新自由派眼中，当然是正义之举。

　　这个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派的看法，至今在国际上仍居领导地位，所受到的挑战基本上是来自广义被称为修正学派(the revisionist school)的阵营，而后者的批评比较是修正式的，而非全盘否定。近年来的争议主要包括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中国家以及产业政策的角色，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关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强迫落后国家采行自由市场策略的问题，关于全球金融自由化带来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问题等（这些理论争议将在文后3.1节中再讨论）。

　　不过修正学派并不全然反对全球化，也不会主张落后国家不参与国际市场与世贸组织，主要是挑战自由市场理论，并对制度与政策提出不同的论述。

　　主张后进国不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是在早期曾风行一时的依赖理论，不过此理论影响早已式微，即使在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阵营中也影响力大不如前。倒是先进国美国中一向主张保护主义的工会力量，以及其反全球化的盟友，有时会引用此理论来合理化其保护主义的立场，声称其保护主义不会伤害到第三世界的劳工3。

　　很多后进国已相当程度踏上全球化的路径，其中较成功发展的东亚等国，是全球化过程的得利者，而其它后进国虽未必得利多少，但在当前情势下，也只能希望在参与国际市场时得到较好的条件。只有如中国大陆这样开放较晚腹地广大的经济体，才有条件与余裕考虑是否加入世贸组织，并衡量加入的利弊。

　　本文所要作的是对全球化的现象以及其体制的变革作一简单的检视，主要将讨论近年来修正学派学者，关于全球化对后进国之影响所提出的看法。


　　2. 全球化的趋势


　　2.1 全球体制的变革


　　国际市场整合程度的持续上升，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五十年，就也曾见到如此的现象，不过两次大战之间的数十年，是相反的潮流当道之时，保护主义与管制盛行，当然还有强权之间争夺领域的战争。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在美国重新稳固霸权之后，欧美先进国才又开启这战后的整合过程。

　　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蓝图，主要是依据凯恩斯学派的设计，1944年在美国Bretton Woods开会定下方案。相对于二次大战前的失败经验，新体制着重稳定的秩序与管制，先进国家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强力调节国内经济，对外维持固定汇率与资本管制，同时决议成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作为维持这体系秩序的制度安排。不过也相对应于战前保护主义下不成功的成长经验，先进国于1947年成立GATT，决议互相开放市场，逐步协议降低关税。

　　不过GATT刚成立时只有23个会员，这战后秩序与制度的建立当然是由欧美先进国所决定，开放市场所指涉的也是先进国之间的关系。二次战后众多殖民地先后在政治上独立，不过在那时，或许是后进国实力还是太微不足道，美国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着逼迫后进国开放市场，同时对后进国的输出也比较开放，因此对后进国而言，在1980年代以前这段时间，它们不单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同时先进国市场开放的程度也比较高。
一般认为「市场开放程度随着GATT贸易谈判的成功与日遽增」的说法，其实只是从欧美的观点来看才是属实。譬如说，早期的贸易谈判主要是先进国之间互相在利益交换原则之下，谈判调降关税的幅度与范围，但先进国本身保护程度原本就不高，如1973到1979年的东京回合贸易谈判4，先进国的关税从平均7％降到4.7％。相较之下后进国关税原本就高，后其在压力下调降关税的幅度就很大5。

　　最重要的变化，当然是在于欧美政治与思潮的全面保守化。在1970年代之后，原先战后秩序的维续，在国际与欧美国内都遇到很大的阻碍，凯恩斯经济政策与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发展遇到瓶颈，失业、生产力停滞、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难题并陈，已难再用原有政策工具解决。在此情况下新自由派全面抬头，在政治上以英国首相撒切尔以及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为代表，思潮上则是提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

　　到了1980年代新自由派经济政策成为风尚，在撒切尔与里根领导推动下，私有化（在美国是去管制化deregulation）、自由化与全球化成了具高度正当性的目标。同时在先进国之间，固定汇率体系已经在1970年代初期解体，其后各先进国采取浮动汇率，并逐渐各自放宽资本管制，开启了日后金融市场走向整合的发展。另一方面，后进国在1980年代初期陷于国际债务危机之中，在美国推动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全面转向推动新自由派的政策，它们的新作法是在有困难的后进国中，提出紧缩方案(austerity program)，要求对方自由化开放市场、私有化、减少财政赤字并减少社会补贴等，实行这样的改革是得到援助的先决条件。至今这样的新自由派方案，已被称为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6。

　　同时，美国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生产力成长开始停滞，年成长率从原先的平均2.6％降到1％左右，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到了1980年代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居然开始受到日本的挑战，惊愕之余，甚至有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要步大英帝国之后尘而开始走上衰败之路。更重要的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赤字日渐庞大，在短短几年中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一些较老旧的工业，如纺织、汽车与钢铁，受到进口品很大的威胁，也开始向政府要求协助7。美国政府也开始用各种方法来提供协助，如要求日本等国「对出口自动设限」，或自行对进口品征收反倾销税等。不过最重要的是开始积极推动自由化，积极逼迫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国调升汇率并开放市场。1985年先进国间达成Plaza Accord，美国先迫使日圆升值，下一年就来逼东亚南韩与台湾的汇率升值，同时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超级301法案，开始每年以此为武器以贸易制裁为要胁，要求个别国家开放特定的市场，让美国资本进入8。

　　在此同时，1986年到1993年进行了GATT第八回合的谈判，欧美先进国在新自由派思潮的主导下，推动了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并且第一次涉及工农业产品之外的服务业以及智能财产权的规范。最重要的决议是决定成立一常设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并设立协调仲裁贸易纠纷的机制，世贸组织于1995年成立，现已经有134个会员。

　　虽然在表面上平均关税至今已经大幅降低，非贸易障碍也逐步减少，不过这个架构离真正无障碍的自由贸易，还有非常大的距离。譬如说国家对研究发展进行补贴还是被允许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放弃对自己国防工业的补贴，欧洲国家则坚持保留对国内发展较落后的地区给予补贴的权力，而欧美当然还是规则设定的主导者。同时各国还是可以用反倾销措施来抵拒进口品，而反倾销手段用的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与欧体9。

2.2全球化趋势之变化


　　以上是对现在全球贸易体制变革的简要描述，不过在这体制下，全球化的整合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全球化的趋势确实存在吗？

　　一般谈全球化会从贸易、资本流动、以及人力移动等三方面来看。在贸易方面，通常是用出口或贸易总值与GDP的比例为指针，来衡量各经济体参与世界市场的程度。就世界总体而言，总出口占GDP的比例，确实从1950年的7％上升到今日的19％左右，贸易量成长了16倍，生产总值则只扩大了五倍半。在战后贸易比例虽清楚升高，不过对一些西欧国家而言，它们在1913年之前也曾达到如此比例10。同时若观察历史上不同时期贸易比例的变化率，则可发现最大的变化是发生在19世纪，二次大战后贸易比例的成长率并不特别高11。

　　因此二次大战后贸易比例虽确实上升，但增加速度并未加快，至今也只是刚超过19世纪的高峰值。同时，国家经济之间的界线仍非常明显，即使就邻国而言，产品市场在国境内的整合程度仍远远超过跨国界的关系，各个国家的产品价格也并未显现趋于一致的趋势。虽说形式如此，不过国际贸易的产业内容有相当变化，后进国整合进这体系的性质也有显著的不同，因此整合之影响也与从前不同。譬如说，后进国出口中工业产品的比例已从1983年的42％升至1997年的66％12，同时后进国在近十多年来贸易依存度(贸易总量与GNP之比例)大幅提高，从1987年的35％升至1997年的48％13。

　　资本流动可分为直接外人投资与金融资本流动两种，外人直接投资(flow)现约占全球总投资量的6％左右，而外人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stock)与全球生产总值的比例现则约为10％，而这比例在1913年是9％。其实在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时代，英法荷等国对外投资的数目，有时会高至等于其国内投资数量，规模远远超过今日14。虽然流向后进国的外人直接投资的数目在近年来比重稍有增加，不过以1997年的存量而言，七成仍是先进国之间的互相投资，剩下的三成才是流向后进国15。

　　外人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角色密切相关，虽然外人直接投资仍是以先进国为主，不过其在后进国的影响非常深远，跨国公司因拥有先进技术，而能长期占有国际主要产业的领导地位，这地位至今仍非后进国所能挑战。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值，其占全球总产值的比例，由1982年的5.3％已升至1997年的6.9％，而它们的出口在1995年占世界总出口的32％16。

　　在过去这十多年来，主要在美国的压力下，世界各国确实大幅降低了对资本移动的限制，因此全球金融资本的流量大增，汇率以及金融商品的跨国交易量年平均成长率近三成，在美国债券与股票跨国交易量对GDP的比例，在1980年只有9％，到了1995年达到了135.5％17。

　　金融资本流动的大幅增加，是导致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传的主因之一18，无论是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或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虽说各国国内金融问题也是危机发生之必要条件，但流动性高的短期国际金融资本之进出，是引发危机并使其恶化的主因，虽说支持金融开放的新自由派学者认为只要金融市场健全，则开放不是问题，但后进国的特征之一就是市场制度尚未建立完善，它们本身问题已经够多，实不需要额外的风险负担19。

　　不过到处流窜的金融资本，虽增加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不过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尚称不上是一整合的市场，国界内的关系紧密度仍远超过跨国界的关系，国内的投资资金来源仍主要出自国内的储蓄，即使先进国之间的利率也没有清楚的趋于一致的趋势20。

　　至于人力的移动则是清楚的没有整合的趋势。在17-18世纪大量非洲人被卖到美洲当奴隶，十九世纪中则有数千万名亚洲苦力被卖至各地，另一方面西欧约有六千万人选择移民到新殖民地，在那帝国主义时代移民管制并不普遍。二次大战之后，移民管制成了常规，不过在战后初期，先进国因劳工缺乏而进口后进国之外劳，但在1970年代成长趋缓之后，又开始严格管制直至今日。至今若有任何劳动力全球化之现象，那就只限于一些特殊的专业人才，或是跨国公司的经理技术人员，或是后进国的脑力外流到先进国。后进国虽曾在贸易会谈中要求先进国放宽人力流动的限制，但这可能性显然不大。


　　2.3 全球化趋势会逆转吗？


　　由上讨论可见贸易、资本、人力方面的全球化趋势之显著程度各异，不过在未来，这全球化的趋势会继续发展吗？这问题的答案至今并未有共识。诚然乐观者认为趋势难挡，不过这个全球化过程的主导者是欧美先进国，尤其是美国，而美国国内的政治的发展已经产生变化，日后美国政府是否会如以往一样全力推动全球化，则未必是没有疑问的。

　　譬如说，去年底西雅图的世贸组织会议，以及今春在华府的世银与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都引来了大批的示威者，规模之大近年仅见引起世人注目。示威者的诉求虽然相当歧异，但主要反应了美国人一般对全球化影响之焦虑，而这对美国大选政治必会产生影响21。

　　若真有转变，则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在1913年之后到二次大战之前，先进国各自扭转19世纪全球化的趋势，而转向保护主义。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之前全球化造成国内不平等所带来的反弹22。而现在先进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是否正在累积，矛盾是否正在激化，以致未来可能会产生对全球化的反弹，以致美国会改变推动全球化的政治立场？

　　近三十年来美国国内的所得分配持续恶化，有技能与无技能者的劳动报酬差距日益扩大，即术语所谓的技能溢价(skill premium)提高了，不过这是否是源于与后进国的贸易，意即后进国的进口是否造成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23？欧美工会以及些亲工会的左派学者，确实是持如此看法，并因而主张保护主义，或是要求世贸规章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由实证上检测国际因素对美国薪资差异之影响的研究不少，至今结论则多是「有影响但不大」24，不过这当然还是有争议的议题。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影响不只是表现在技能溢价提高与否的问题上，全球化使得有技术有资产能够从全球化中得利的人，与无法从中得利的人，两者之间的鸿沟随全球化日渐扩大，但同时在新自由派政策的影响下，可以协助后者调适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近二三十年来已经大为减弱，使得问题更形严重。即使对全球化的反弹最后不发生，阶级严重的对立必也会带来社会问题，社会中全球化的胜利者也将要为此付出代价25。
总之，先进国尤其是美国国内的情势，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在国际推动全球化的决心，这些发展对全球化之趋势是否持续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3. 全球化对后进国经济发展之影响


　　3.1 经济发展思潮变迁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演变，主要是由欧美先进国主导，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后进国在这体系中无法有自主性，只能据有命定的边缘性受剥削的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不加入这体系对于后进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在二次战后初期，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后进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一般皆持乐观的看法，其中最甚者如现代化学派就认为，若假以时日后进国必能跟随先进国的步子而发展，不过结构学派则强调后进国的结构弱点，因此需要鼓励或扶植私人投资，并采取进口替代政策等。到了1970年代前后，因为多数后进国经济发展并不成功，作为对原先现代化理论之批判，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因应而生。依赖学派主要依据拉丁美洲国家的失败经验，而认为后进国与先进国的关系正是问题之所在，后进国与先进国的经贸关系越密切，则受到伤害越大越无法成长发展，无论是贸易与投资的关系，都是先进国得利而后进国反而受损。

　　在此同时，主流经济学中新自由派大势崛起，他们却是从另一角度批评结构学派，此派学者认为东亚四小龙能够成功发展，而拉丁美洲反而失败，主要是因东亚采取出口导向与对外开放的策略，而拉丁美洲则相反，因此其实是证明了自由市场理论的优势。
修正学派则对东亚经验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此派学者认为东亚发展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发展取向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在发展过程中国家以强力干预方式来扶植新兴工业，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政策并用，国际市场不单提供实践经济规模的可能，更提供了国家规范资本检验成果的工具26。

　　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经验给依赖理论很大难题，因为这些经济体出口依赖度很高，但这样的「依赖」关系显然并没有阻碍其成长，甚至反而有助于其成长。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依赖」难以清楚定义，贸易与投资为何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结果，为何必然成为中心剥削边缘的机制，则也是在理论上很有争议的问题。同时即使马克思学派本身看法也相当分歧，Warren(1980)在他这本以「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先锋」为名的书中，就批评依赖理论是后进国国族主义的迷思(nationalist mythology)。这二十年来在学界其实依赖理论已不太得到重视。

　　东亚经验其实再次证实，后进国必须要学习先进国的技术与经验，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对小国是不可行的选择，Gerschenkron(1962)就曾对「落后」提出了很辩证的看法，亦即落后必然是包袱，但也可以是动力，越落后就越有进步的可能，可以学习的先进技术就越多，也越可以跃进(leapfrog)的方式，来直接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进行工业化，这在21世纪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之时，显得有点太过乐观27，但也表示追赶的急迫性，不过无论如何，闭关自守不是合理的作法。

　　新自由派政策已经主导世界经济发展近二十多年了，近来的争议多与对此主导性理论与政策之批判有关，即众多学者针对这些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经济革新(economic reform)提出批判。譬如对于东欧等国经济转型的问题，修正学派就批评新自由派所提出并被采用的休克治疗(shock therapy)，认为其因迷信于自由市场理论，而无视于市场机制必须依赖各种非市场制度的支持才能运行，以致于这些经济体在采用这样政策后，至今都尚未恢复到革新前的水准28。譬如这几年来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引发了众多对金融开放的质疑，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的批评29；同时这二十多年来，世银与货币基金在第三世界所推动的经济革新，尤其是其紧缩方案，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成长的影响，也引起不少的批评与争议30。

　　由此脉络来看，现今依赖理论其实已经失去影响力，只是此次在美国工会保护主义者，反对全球化影响之时又再次出现，作为支持他们反对后进国出口导向发展的理论依据。

　　现今当然全球化成了众人所注目的议题，世贸谈判的进展，先进国尤其是美国提出在贸易规范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之要求，极具争议。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对于全球化，新自由派是采积极肯定态度，在下节将呈现修正学派对此所提出的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