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与转型性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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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学术问题。视角不同，逻辑路线和问题设定将有很大差别。本文主要从制度视角展开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绩效特征进行概括性分析和描述。分析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是转轨的政策设计以及转轨中的公共选择力量博弈的结果。

    关 键 词：俄罗斯  经济转轨路径选择  转型性经济危机

    作者简介：徐坡岭，男，1966年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教授。

    通讯地址：辽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66号，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110036；E-mail:xpl329@sina.com；电话：13066603948。

    一、问题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转轨，是俄罗斯经济制度演进长河中的一个片断。从历史渊源看，俄罗斯经济制度的演变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长期处于沙皇独裁专制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羸弱，经济制度中农奴制的气息浓厚，集权专制和宗教色彩浓厚[1]。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演进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但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制度中专制的成分并没有被摈弃。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苏维埃俄罗斯时期形成并稳定下来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结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的确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2]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内在的信息过载、缺乏激励、反应迟钝等缺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开始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弊端导致苏联计划经济在实际运行中出现巨大困难，它迫使苏联当局对这种制度进行调整乃至改革。这种调整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经济改革受阻，戈尔巴乔夫试图用政治体制为经济改革开路。这样，经济制度演进在宪法秩序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导致苏联解体的同时，经济改革。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

    从现实的角度看，俄罗斯之所以要进行经济转型，其根本原因是要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效率不断下滑和微观经济活力不断丧失的问题。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缺陷无法在计划体制框架内克服，因此，体制内改革转化为制度模式根本转变的经济转型。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在1992年初启动经济转轨？为什么以激进的“休克疗法”方式开始经济转轨？为什么俄罗斯的转型性经济危机是如此严重呢？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时机选择、路径选择和政策设计；俄罗斯经济转型期的非效率制度结构特征决定了其转型性经济危机的深度。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与时机选择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包括：深层次的经济转型成本收益比较；社会经济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以及实践意义上的偶发政治事件。

    1．启动转型的基本约束：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比较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即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的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或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的生产过程。发生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是出现了在现有制度结构下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变迁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还必须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

    在1991年的俄罗斯，甚至在更早些时候，俄罗斯社会面前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在旧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前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非效率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显露，这是赫鲁晓夫推行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到了70年代，制度弊端进一步成为前苏联经济增长的拖累，这可以从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中得到证实。60年代后期，前苏联的GDP约为美国的70%，到1989年，相应数据下降为25%。[3]苏联与老对手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距离迅速拉大。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国家经济发展出现重大转机。这些正是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而这种利润通过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得到的。另一方面，就改革的成本而言，俄罗斯在1991年前后进行经济制度变革的预期成本是很小的。制度变迁的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改革的机会成本（进行制度创新所必须放弃的旧制度所可能带来的净收益）、新制度的组织实施成本（规划、设计、组织和实施费用）以及制度转换的摩擦成本（废止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因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致的社会摩擦和改革阻力的费用）。众所周知，1991年的俄罗斯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可以继续为人民提供的净物质福利很少，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稳定预期，也就是说，放弃旧体制，进行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不大。新制度组织实施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制度变迁主体的组织沟通能力及其政治权威。由于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更迭中启动的，在转型初期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国家是制度供给的主体。在政治斗争中夺得政权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领导人（叶利钦等）和改革方案的设计者(Jeffry Sachs等)相信，即将实施的经济制度是已经在西方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无需规划设计，通过国家的组织推动就可以顺利建立起来，因此预期的组织实施成本不大。至于改革的摩擦成本则源于制度变迁的利益再分配实质。在苏联长期的体制内改革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求变心切。进行大幅度的制度变革已经是全社会一致的呼声。“保守派”为了阻止对社会主义基础的破坏，发动了试图扭转改革方向的“8·19”政变，但不能得到社会的有力响应。在挫败政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叶利钦迅速赢得巨大的政治声望和高达70%的公众支持率。这些都证明了社会对变革的期望。

2．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宪政约束与制度创新边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制度的相容结构中，微观的具体制度安排（组织）、中观的一般社会规则和宏观的宪法秩序的变迁是不一样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制度安排和一般规则的变迁受到宪政秩序（包括道德习俗、意识形态和宪法规范）的约束，其变迁需要宪法秩序提供义理合法性解释。宪政秩序及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型的方向与时机选择。从50年代到80年代，前苏联进行了多次经济改革，但在前苏联意识形态的束缚下，改革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在几十年的改革讨论中，不断有大胆的、要求大幅度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设想，但囿于意识形态和宪法秩序的藩篱，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推行，甚至哪怕是试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领域进行的改革为经济转型提供了义理合法性。

    那么，意识形态等宪法秩序变迁的条件是什么？条件之一是既有宪政秩序框架下的经济绩效状况。在具有一定的物质和信息交换规模的世界经济舞台上，落后的经济体会模仿先进经济体的做法，这首先表现在对组织经济的方式和制度的模仿上，但如果意识形态妨碍了这种模仿，则产生变革意识形态的压力。诺思（North，1994）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某个时期领先的经济体往往有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或曰宪政结构），这套制度结构被一定的意识形态所解释。在国际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变化就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在其“加速战略”受挫后，转向政治领域的改革，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1987年戈尔巴乔夫系统阐述的“新思维”和1988年苏共19大的决议是苏联改革进程的转折点。“新思维”空洞、抽象，充满调和主义的论调，许多提法暧昧，没有明确指向，造成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地震和混乱。[4]苏共19大的决议更从法律形式上修正了苏共几十年执行的纲领和路线。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做法使前苏联几十年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迅速崩溃，各种昨天还是异端的思想和主张，一夜之间变成合法并可以实践的东西。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变加速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终结。

    3．公共选择视角：“8·19”事件与政治力量重组和转型时机

    尽管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转型不仅具有效率动因，而且有了转型的义理合法性，但何时、选择什么方案开始转轨仍是一个问题。在1989年中期组成的新一届苏联政府中，对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意义的几种主要的公共选择力量已经显露出基本轮廓。它们主要是由军事工业、燃料与动力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经济代理人组成的院外压力集团、政府中持改革立场的官僚（包括瓦连金·帕夫洛夫、斯捷潘·希塔尔扬、弗拉基米尔·施切尔巴科夫）以及一些持改革观点的学者（如列昂尼德·阿尔巴金）。到1990年，已经有了若干套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方案。其中的一些方案也已经大大超出了先前的“完善计划经济机制”的思路，明确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张，并拟定了过渡措施。但哪种方案最后得以实施，这取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互动，启动经济转轨的时机选择，也还需要等待政治突破口。

    从公共选择的角度看，尽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求新善变，但并不能赢得那些利用集权计划体制的漏洞攫取利益的人的信任，那些在1985~1990年放松管制的过程中利用混乱窃取国有资产的人以及那些期望通过改革改善自己生存状态的社会大众也不会把信任和支持的赌注押在这么一个善变的政治代理人身上。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拆毁旧制度基础的人，而不是那个可以凝聚社会力量建立新制度的人。

    1991年的“8·19”事件是政治“保守派”为制止前苏联宪法秩序被颠覆而采取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联合行动。但1988年到1990年，激进民主派已经有效地组织起来，1991年已经形成了以叶利钦为核心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挫败了仓促行事的政治保守派的反击，并使叶利钦在“8·19”事件中赢得政治得分，迅速夺得对俄罗斯政治进程的支配权。这为他们展开自上而下的经济制度转轨准备了条件和机会。

    三、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与启动转轨的方式和政策

    俄罗斯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启动经济转型，是当时俄罗斯转型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其政策设计是对所选择路径的阐释。

    1．俄罗斯经济转型约束条件与启动转轨的方式

    俄罗斯以激进的“休克疗法”方式启动经济转轨进程，是条件约束下的必然选择。

    第一、以激进的方式开始转型是俄罗斯多年来没有成效的渐进改革的逻辑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改革目的都是“完善计划经济的经济机制”，这些局部的和渐进的改革都没有能够扭转经济发展停滞、经济效率日益低下的局面。苏联官方1960～1990年的经济统计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很显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苏联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准备了条件。从1985年4月到1987年6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共中央先后做出四次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这被称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四步棋。[5]它完成了前苏联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权力下放和行政性分权调整。但这些经济改革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缺乏系统性和明确目标下的递进性，而且过于频繁，因此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实施。不仅如此，这些改革举措却使政府逐渐失去了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1988年苏共十九大把改革的重心移向政治领域。但对体制弊病的清算和对过去错误的反思演变成对苏联联盟国家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讨伐，对整个经济政治制度进行激烈变革已经不可避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失控，苏联也逐渐失去了进行稳定有序的改革的时机。

    第二、“休克疗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危机应对策略。

    1991年的苏联社会中已经积累了能够破坏一切的能量。寻找一个宣泄这股破坏性能量的出口是苏联改革的当务之急。在某种意义上，“休克疗法”不过是释放1991年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破坏性能量的相对可行的策略选择，它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应对策略。正如盖达尔所言：“到了1990年秋天，很明显一场危机就要爆发了……。一场革命就要来临，……。在这种背景下，有秩序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剩下的就是如何对付危机。”[6]

    到1991年，苏联联盟中央在政治上逐渐失去对国内局势的控制，联盟已趋于解体。苏共在1989年人代会选举和1990年地方立法选举中失利，激进民主派崛起，政治保守派发动反击，这些都严重削弱了苏联政府控制局面的能力。在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影响经济政策的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强大，经济政策越来越缺乏全局性，新的改革方案不断出台，但都不能得到贯彻，经济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人质”。弗拉基米尔·毛在论证“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像中国那样通过渐进的方式启动和实现经济转轨”时指出：“中国模式的关键是，（转轨开始时），中国的党政集权制度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全国局势，……而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开始时，不仅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而是根本就没有政府——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仍只是停留在纸上。”[7]

    另一方面，经济“灾难”也在酝酿着政治危机。1991年俄罗斯经济形势进一步急剧恶化，GDP负增长17%，货币贬值96%，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4.1%猛增到1991年的30.9%，工业生产减少2.8%，农业生产减少4.5%，食品生产减少10%，谷物总产量减少24%。同时，国家正在失去对货币流通和财政过程的控制，经济美元化趋势加强，商品货币关系被易货贸易所取代，区域间商品流通的行政控制日益严重。[8]但些这还不是酿成政治灾难的导火线。转轨前俄罗斯最具有爆炸性的因素是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短缺问题。[9]由于食品供应管理体制完全瘫痪，食品供应事实上已经崩溃。社会生活保障体系逐渐瘫痪，这一过程正在酿成一场社会灾难。

    1991年底俄罗斯社会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尽快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社会供应，防止社会矛盾演变成社会动荡或内战。要做到这一点，俄罗斯有几种选择：第一，靠传统的国家行政命令体制组织供应；第二，通过价格自由化、经济主体市场化，利用经济利益机制恢复供应；第三，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第四，暂时无法恢复社会供应，但依靠社会高压实现恐怖性稳定，以便寻求时机推进改革。第一种途径因为政府实质上已经瘫痪而行不通。第三种方法也是死胡同。有能力提供足够援助的西方国家把这看作是解除苏联对他们的威胁的良机，不可能向苏联或俄罗斯提供足够的不附带条件的援助。第四种方法更缺乏现实性。到了1991年，苏联强力机关的效率和能力因为政治改革已经大不如前。因此，唯一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对整个经济制度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激进改革，通过价格市场化和经济主体市场化恢复社会供给，避免社会崩溃。而这一做法，正像我们论证的那样，还具有民意基础。

第三、“休克疗法”这一激进方式是公共选择力量角逐的结果[10]。

    前苏联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和政治上的日益保守使社会积聚了巨大的要求变革的压力，戈尔巴乔夫的以“人道主义”、“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改变了苏联政治角逐的方式，社会控制逐渐放松。从1989年开始，社会公众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政治生活。对过去的反思越来越活跃，日益变成对苏联共产党和对联盟国家制度的讨伐。与此同时，苏共内部关于改革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改革”主张和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渐进改革”主张从左、“右”两方面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张挑战。因为迎合了苏联公众不满现实、急于求变的情绪，主张彻底变革苏联社会的激进民主派迅速成长，并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1989年前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和1990年3月的地方选举是公共选择力量角逐政治权利的转折点。[11]激进民主派在1989年的人代会和地方政府机构选举以及1990年的各联邦主体选举中获得胜利。1990年7月叶利钦退出共产党。此时，尽管经济改革的官方主调还没有变性，但是改革的实质性方向和各联邦主体对改革政策的具体执行已经发生变化。1991年，经济“市场化”和企业“私有化”突然成了主要口号。

    在1990—1991年的苏联社会中，拥护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社会集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新兴企业家阶级，扩大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并增加其行动自由是他们的利益和主张。然而，当时他们还仍然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团。第二个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团是许多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一直受到压制，但公开性和民主化使西方的思想迅速在俄罗斯传播，同时也使知识分子获得了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机会。在政治观点上，相当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充满理想化的幻想，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在解体前的苏联受到广泛的崇拜。知识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极富煽动力，在公开选举中很多知识分子竞选成功。但是，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还不是决定性的公共选择力量。第三个主要的支持“休克疗法”这种激进方式的社会集团，是一群数量众多的前苏联国家的政治经济特权阶层，正是这个集团才使激进民主派联盟有了如此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实力。这个队伍人数众多，几乎所有主要的激进改革主张拥护者过去都是前政治经济特权集团中的高级官员。像叶利钦、索布恰克、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等自由派领袖更是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么多旧特权集团的成员为什么会突然成了颠覆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激进力量？原因极其复杂。通过私有化使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专制的制度结构攫取的物质利益合法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利用民众求变的心理，通过主导变革，使自己继续在新政权中拥有权力，进行权力投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2]

    在转型问题上，广大民众是苏联时期专制统治、官僚腐败和经济发展停滞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期望社会民主化能减少领导岗位所拥有的特权，减少腐败，改善生活。同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广大普通民众并不掌握支配事态发展的权力，他们只能在对事态发展具有支配能力的不同派别之间选择其一。

    转轨前夕和转轨初期俄罗斯政治构架中，几种主要政治力量的民意基础，可以对俄罗斯为什么以激进方式展开经济转轨做出公共选择视角的解释。资料显示，总统叶利钦在1991年赢得了社会的基本支持，1991年7月、10月、11月的民意调查支持率分别为53.6%、60.1%、50.7%。相对应的是，认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值得信赖的只有33%。但公众对叶利钦的未来社会制度构想并不明了。[13]

    在决定俄罗斯经济转型方式选择的诸种因素中，不能不关注外部力量的影响。当时，主要西方大国和由他们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如IMF等），以巨额外援为诱饵，要求苏联及其继承国采纳他们的建议，实行“休克疗法”，建立自由市场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前苏联经济形势逐步恶化以后，挽救危机局面的外援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在围绕经济改革的方向展开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如果某一方能切实保证可以得到需要的外部财政支持，这肯定会使它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正因为如此，叶利钦和他的改革班子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上述方案。

    上面的分析表明，俄罗斯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方式进行经济转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但它也仅仅告诉我们，民众从有限的方案“选择集”中选择了激进民主派的激进改革方案。方案所设定的目标模式和转轨顺序完全可能并不直接体现民意，而只是代议制决策制度下代表们偏好的现实和反映。1991年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所选择的未来社会制度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但转轨进程展开后，激进民主派却把俄罗斯引向了仅代表19%民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方向。[14]政策结果与最初民意的差距，一方面表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影响公共选择结果的因素是复杂的，除了一般的民意基础之外，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能力、经济影响力以及决策程序等问题，都会强烈地影响公共选择结果。

    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激进转轨的历史事件中，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和主要人物的个性都在事态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最根本的结构性因素是，苏联社会的后期已经没有一个与之利害共存的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应能保卫自己所统治的社会，并有能力使之不断创新，适应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变动以及国际局势变化的需要。一旦社会陷入略微严重一些的社会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主导部分马上抛弃旧制度，这是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激进方式开局的重要原因。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竟然会如此迅速地崩溃了。

    第四、“休克疗法”的政策设计是激进民主派巩固到手的政治权力的需要。

    在政治权力角逐中逐渐胜出的激进民主派需要巩固到手的政治权利，需要建立和巩固适合他们需要的政治制度。“休克疗法”正是这样一种适合他们需要的政策。

    在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中，市场导向型改革只是整个宪政规则转轨的一小部分（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它不是要通过经济转轨来改善经济业绩，进而证明既定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而是要从根基上彻底摧毁既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转轨启动前后，叶利钦和盖达尔等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俄罗斯经济转轨在当时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那么，怎样才能确保改革进程不可逆转？这体现在改革政策上就是坚决实行经济的完全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

    关于经济自由化问题，激进改革者认为这是打击旧官僚特权的最有效的方法，私有化则是釜底抽薪之举。盖达尔等改革者接受哈耶克的思想，相信旧的计划官僚通过支配物资分配权而获得的特权，供应短缺和经济决策权的集中既是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官僚利益的源泉。因此，经济自由化是摧毁计划经济制度的关键。同时，产权制度国有制或公有制是旧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的关键是实行产权的私有化政策，摧毁旧制度的经济基础，同时，为新制度造就一大批与新制度的存亡休戚相关的中产阶级和无数的私有者。对此，盖达尔及其周围的人直言不讳：创造私有财产，即私有化是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目标。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所有的私有化方案中，俄罗斯选择“大私有化”这一方案也是出于使私有化不可逆转的考虑。因为，一旦股权被大规模地分配给人民，则民众就会期望私有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因为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与私有化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Roland and Verdier, 1996）。按照博伊科、施雷弗尔、威施尼(Boycko, ShLeifer, Vishny, 1993）的观点，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中包含的另一个不可逆因素在于：将无偿奉送的资产收回，较之于对那些通过出售而被私有化的企业实行重新国有化，其政治成本更高。大众私有化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木已成舟”的政策。把国有财富转移到民众手中，并使任何重新收回这些财富的努力代价高昂，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未来的“保守”政府可使用的预算手段，从而对其形成制约。为维护和巩固既得的政治支配权力服务，这是激进的“休克疗法”政策的基本考虑。

    2．“休克疗法”政策设计

    第一、“休克疗法”政策设计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

    俄罗斯启动经济转轨进程时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一政策设计有两个方面的依据。就理论渊源来看，“休克疗法”的理论依据是以货币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休克疗法作为一套经济政策组合，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为遏制1985年玻利维亚的超级通货膨胀而被设计出来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对付它的办法不是实行严厉的价格控制，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而是由市场自由决定价格，同时，实行严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缩银根，减少货币供应，增加税收，并减少政府开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逻辑是：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会自动带来有效配置资源的强烈激励，市场会为这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提供最佳的信息结构，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防止出现与政府干预伴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从而为经济的充分竞争提供足够的空间，而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在一个比较静态的分析环境里，在一个成熟完美的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上述逻辑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

    就事实依据而言，诚如盖达尔在《转轨时期经济》一书中所指出的，在1991年底的俄罗斯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三大经济任务是：第一，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稳定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制度问题，也就是要建立一种基于私有产权关系的发达经济体制。它将有助于消除财政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危机的根源；第三，俄罗斯经济长期增长面临的结构问题。解决垄断问题和垄断利益获得者反对改革的问题，增强经济的竞争性，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关键。[15]围绕这三大问题，“休克疗法”政策在被用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时，不再仅仅是遏制通货膨胀的方法，而且还包括了体制转轨的内容。

    第二、“休克疗法”政策的基本内容。

    “休克疗法”的第一项内容就是经济自由化，首先是价格自由化。价格自由化被盖达尔称为“渐进改革框架内采取的休克措施”，是改革由渐进转入激进的分界线。[16]“休克疗法”的第二个支点是紧缩政策。使中央银行成为俄罗斯独立的仅对币值稳定和货币流通稳定负责的一支力量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私有化改革将消除集权计划制度的社会基础。私有化作为一种体制重组现象，它的制度意义表现在，私有化是两个分开而且平行的过程。一方面，私有化是一个使国家逐渐放弃产权主体职能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私有化的实质是产权的非国家化过程。另一方面，私有化是一个生成新的经济机制、法律机制以及新的经济制度结构的建设性过程，没有这一过程，私有制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建立。

    概括起来讲，休克疗法这一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是：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强制性消除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缺口，制止通货膨胀的发展；放开价格，取消价格补贴，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实现货币的可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而由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体系；取消经济控制，尽快打破某些行业的经济垄断，放弃对私有部门的各种限制；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以上几个方面的核心是：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就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私有化是基础，经济自由化是核心，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
[1] 俄罗斯社会宗教传统对经济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经济组织形式上，俄罗斯19世纪独有的农村公社是俄罗斯农业组织宗教色彩的一大体现；道德习俗上的反商业传统也具有浓厚的俄罗斯宗教的禁欲主义色彩。这是马歇尔·戈德曼认为俄罗斯激进改革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参见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7页。

    [2]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参见徐坡岭著：《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3页。

    [3] 根据[俄]《统计问题》1997年12月号的统计数据和相关年份的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整理。

    [4] 参见（1）[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卷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9页。

    [5] 苏联时期的改革参见陆南泉主编：《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1988年前后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调整参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卷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第415～496页；Vladimir Mau(1996).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1985~1994.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es. P.9~64.

    [6] 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398页。

    [7] 参见V. Mau(2000): Russian Economic Reforms as Perceived by Western Critics. http://www.iet.ru/archiv-fre.htm。

    [8] 对此的详尽描述，可以参阅盖达尔：［俄］《转型时期的经济1991-1997》（莫斯科1998年版）第3章第3节“改革前夕的社会经济形势”；Russian Economic Reform.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Structural Change. World Bank, 1992。

    [9] 俄罗斯历史上的一幕可以提醒我们这一问题的重要性：1917年2月，正是圣彼得堡的面包危机成为沙皇政权被推翻的直接原因。

    [10] 对这一问题的过程描述可以参阅Vladimir Mau(1996).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1985~1994.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es. Part Ⅲ,--Loss of Controllability or Drifting Towards a Crisis (1989-1991).P.49~64。

    [11] 参见大卫·科兹：《改革与新思维---苏联：从社会主义改革到向资本主义过渡》，华岳论坛，2000年8月。

    [12] 可以参阅［俄］叶利钦在《总统笔记》中对前苏联官员的改革心态的描述。

    [13] 资料来源：全俄罗斯民意调查研究中心。——转引自：Vladimir Mau(1996).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1985~1994.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es. P.125-127.

    [14] 参见大卫·科兹：《改革与新思维---苏联：从社会主义改革到向资本主义过渡》，华岳论坛，2000年8月。

    [15] 参见［俄］盖达尔：《转型时期的经济1991-1997》（俄文），莫斯科1998年版，第5-8页。

    [16] 资料来源同上，第117页。

   
    四、俄罗斯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及其结构性原因

    1．俄罗斯的转型性经济危机

    1992年初在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政策，其核心任务是实现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这三大任务隐含了休克疗法政策的两大目的：一是制止转轨前俄罗斯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趋势，通过释放和消除经济系统中积累的爆炸性矛盾，来恢复经济系统的健康；二是对经济制度进行根本变革，消除俄罗斯当前经济危机和长期以来经济资源不能被有效使用的经济制度基础，通过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来恢复俄罗斯经济的生机与活力。1992—1993年的经济形势表明，“休克疗法”政策实施后，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局面并没有被克服，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危机的性质由短缺性经济危机演化为转型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制度基础也由非效率的集权计划体制演化为转型性非效率制度结构。

    俄罗斯转轨之前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短缺性经济危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国家对经济的长期控制和非正常干预，直接原因是计划手段失效，危机的制度基础是计划体制失灵。1992—2000年的俄罗斯经济危机，就性质而言，一般被人们称之为“转轨性或过渡性经济危机”。“过渡性经济危机”是一种由于经济转型所导致的暂时性制度缺失或制度混乱造成的短时期经济混乱或经济衰退现象，并可能伴随有暂时性的货币危机、信用危机、财政危机和投资危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经济转轨，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缺失或制度混乱。过渡性经济危机由于是制度转型造成的，一般具有不可避免性。俄罗斯1992—2000年的经济危机具有上述“过渡性经济危机”的一般性质和特点。但俄罗斯1992-2000年经济危机又具有一般转型性经济危机所没有的特征：非同寻常的长期性和严重性。如果从1990年算起，危机持续长达10年，经济总量缩减50%左右，工业生产能力丧失三分之二。危机期间，需求严重不足，供给能力丧失，同时，伴随着长期的货币危机、信用危机、财政危机和投资危机。

    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深层次原因或制度基础已不是简单的过渡性制度混乱或暂时的制度缺失，而是一种已经相对稳定的非效率制度结构。从1990年到2000年，俄罗斯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走过三个阶段：1990—1992年由计划制度失效引起的短缺型经济危机；1992年年初到1993年10月的制度混乱引起的过渡性经济危机；1993年年底到2000年年初的由相对稳定（也是不断演化的）的非效率制度结构引起的过渡期经济危机。危机的制度基础已不是非效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也不是过渡性的制度混乱或制度真空，而是一种用“休克疗法”手段建立起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制度。

    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自由市场制度结构下，表面上，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已经确立，微观经济主体已经获得了进行市场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了形式上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价格形成和资源流动的国家控制已经取消，国家已不再对经济生活进行大量的直接干预。实质上，在这种制度结构下：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垄断被新时期的寡头垄断所代替，表面上的经济私有化已经完成，实质性的企业重组和企业经营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并没有发生（大众私有化导致“内部人控制”型公司治理结构阻碍重组和机制转型），集权制度瓦解所生成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被市场垄断力量消灭，价格形成和资源流动的国家控制演变成垄断寡头控制（俄罗斯关键领域的生产垄断程度极高），国家从最开始主动放弃干预经济活动演变成国家实际上丧失了有效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国家的财政资源和财政能力丧失，行政效率因官僚腐败和受寡头力量制约而非常低下）。这样一种制度结构是俄罗斯转型期特殊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它使俄罗斯经济缺乏基本的投资激励和创新激励，失去必要的资本形成能力。这正是1992—2000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基本性质和深层次原因。

    2．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的初始原因是“休克疗法”的失败

    俄罗斯经济转型期经济长期混乱和衰退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它的导火索却是休克疗法政策组合的失误。

    “休克疗法”政策组合在付诸实施的时候，其最初的举措是从解除价格控制开始的。苏联时期政府的强制储蓄政策和苏联后期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向中央银行透支增发货币的政策，使转轨前的俄罗斯民间积累了巨额没有商品支持的货币。为了防止发生通货膨胀，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机构对商品价格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俄罗斯以解除价格管制开始经济转轨，使实际上业已存在的隐性通货膨胀显性化。因此，放开价格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具有货币性和制度性双重诱因的通货膨胀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1992年，通胀率达到2508.8%。

    解除价格控制这一措施是与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卢布的可自由兑换措施相配合的，但价格自由化措施与其他经济改革举措是相互孤立的。由于其他经济改革举措滞后，在中央集权时期形成的经济垄断程度很高的条件下，价格自由化演变成价格的持续不断的上涨。特别是，由于没有其他制度重组措施相配套，1992年6月开始实施的国家私有化计划，实质上把原先的国家垄断转化为私人垄断。私有化后的垄断企业在价格自由化的幌子下，把垄断高价而不是扩大产出作为盈利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动了价格上涨。

    政府在这一时期的金融稳定措施是当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线和优先考虑。就当时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而言，实现宏观稳定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压缩总需求[①]，从而降低通货膨胀。这种举措的实质是把经济最大限度地推向萧条。俄罗斯经济研究机构ЦЭМИ РАН利用经济数学模型对这一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需要付出生产下降3—5%的代价”。[②] 1992—1993年，俄罗斯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其结果并不是“休克+治疗”，而是“无秩序休克”。

    我们可以用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俄罗斯价格自由化、外贸自由化与财政金融紧缩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和生产效应。

    在产权改革前，俄罗斯政府首先实行价格自由化、对外贸易自由化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试图实现经济稳定。价格放开后，物价水平迅速上升。为了制止价格攀升，俄罗斯政府执行紧缩政策，试图压缩总需求，迫使价格回落。但紧缩的需求效应并不明显：经济中的预算软约束、易货贸易、大企业自己发行的准货币、企业间三角债、工资拖欠和税款拖欠等，都抵消了紧缩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而，抵消了紧缩的需求效应。但是，紧缩政策沉重打击了国内生产能力：紧缩造成经济中的流动性下降，企业生产陷入困境，大批企业停产或实际上已经破产，从而使供应下降。同时，在企业经营机制没有变化，企业间原有供货与销售渠道突然中断的情况下，外贸自由化使来不及做出反应的国内企业迅速失去国内大部分消费品市场。而外贸自由化仅解决了部分日用品供应的问题，且价格不菲。至于生产资料的供应，还主要依靠国内企业。同时，企业预期价格会继续上涨，手持产品待价而沽，垄断企业在商品销售上实行垄断价格，使总供给能力进一步下降，人为加剧了短缺，加剧物价上涨速度。卢布的可自由兑换政策，在人们预期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的情况下，促使人们窖藏美元，卢布贬值开始自我循环；外贸自由化和卢布自由兑换政策形成通货膨胀的外部导入机制。当通货膨胀和生产衰退的经济危机酿成政治危机的时候，俄罗斯政府重新扩大财政支出，以便缓和社会矛盾，并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来弥补财政资源的不足；俄罗斯中央银行重新放松银根。使社会总需求曲线强劲反弹，在供应能力下降的情况下，物价水平进一步螺旋式盘升。这形成了1992—1993年俄罗斯经济中通货膨胀螺旋式盘升和生产供应能力“自由落体式”下滑的奇特现象。

    站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角度之外，概括地讲，“休克疗法”的失误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简单地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黑板”推论翻译成政策组合来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实践。这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的基本原因。实际上，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说的全部实质是，它只是基于制度既定和理想竞争状态的一套价格理论。它向我们证明了理想的经济制度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指出了，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比如私有产权的运营方式、竞争的程度等）偏离了理想状态，应该向什么方向调整。但怎样才能使一整套市场制度从无到有，它却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因为其他人简单地视制度为当然。”（诺思，1997）在制度完备的经济环境里，对策论中的“无效策略”路径是必然被抛弃的，但在一个制度转换过程中，恰恰需要关注这些“贝叶斯均衡之外”的“点”。需要创造制度去支持这些“点”。第二，界定清晰的产权制度结构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是竞争而不是私有制。俄罗斯“休克疗法”中的私有化措施可能导出一个司法关系意义上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却不必然导出竞争的局面。相反，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下来的高度垄断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之前，私有化只是把过去的国家垄断换成了私人垄断。这种高度垄断的经济结构，既不利于企业在价格机制作用下恢复供应，也不利于私有化后的企业重组。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产权市场，都难以引入有效竞争，从而推迟了重组和生产的恢复。这是“休克疗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第三，由于忽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转轨过程中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细节问题被忽略，这导致转轨措施的设计和执行在许多方面流于形式。这是休克疗法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最后，休克疗法的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执行问题，这是导致休克疗法失败的直接原因。休克疗法所遭遇的执行和实施问题，其实质是公共选择力量根据自己利益对不合意的政策的强制性修正。这其中，尤其以私有化所形成的垄断利益群体的影响最大。私有化的结果反过来反对“休克疗法”的经济转型指导思想，这是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有别于其他前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3．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非效率制度结构

    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之所以具有非同寻常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是因为俄罗斯经济转型开始后，逐步滑入了一个制度结构的非效率均衡状态。

    经济转型作为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从制度不均衡到制度均衡的制度创新和变革过程。制度非均衡意味着出现了在现有制度结构下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与此同时，制度创新的利润大于进行制度创新的成本。制度均衡则表明现有的制度结构是处于一种改变现存制度安排不能带来任何额外收入的一种状态。制度均衡状态只是表明了改变现存制度结构是得不偿失的，却不能表明现存的制度结构是最有效率的，或者说是能带来最佳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据均衡制度结构与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可以把制度均衡分为效率制度均衡和非效率制度均衡两种状态。

    非效率制度均衡指的是，这种制度结构是非效率的，但改变它的成本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对其进行制度创新变得不经济，从而使一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均衡制度结构状态得以维持。非效率制度均衡表明现有的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阻碍了经济人利用潜在的获利机会。它指出了对现有制度进行创新的必要性，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创新的阻力或者说是成本太大，从而使制度创新变得不可能。

    在理论上，理性的经济人必然会抛弃那些没有效率的制度，去选择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但实践中的结果却并非如此。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无效率的制度结构长期存在？我们认为，一种低效率的制度结构之所以可能长期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制度交易市场上新旧制度交易的结果对包括制度交易主体在内的社会经济主体的最直接影响首先是其财富分配效应，然后才是其财富增长效应。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经济活动界定一个相对稳定清晰的产权结构和经济活动的行为边界，从而也就决定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财富分配结构。制度创新必然要改变现有的财富分配结构，这是那些现有制度结构的既得利益者所不愿意的。他们会利用手中的财富优势阻止制度变迁的发生。从而制度交易这种表面上的经济问题最终需要在政治市场上解决。也就是说，由于制度变迁的溢出效应，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演变为一个公共选择过程。非效率制度均衡意味着制度变迁的阻力太大。

    Bates（1987）对非效率制度均衡结果的出现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市场从来不是新经济制度产生的根源，制度的变迁只有在权力分配不均衡的政治领域中才可能。他认为，尽管制度有促成资源有效分配的力量，但制度往往不是人们选定的，而是政治所强加的。市民社会的货币化和商业化会对劣势政治团体的自主能力造成严重伤害，迫使他们接受某种起码的行为规范。在不发达的国家中，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信仰、行为模式都是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以至一些低效率的组织和制度得以存在，而且改变这种制度也非常困难。因此，经济制度的变化本身没有什么效率可言，这种僵化、惰性等制度性现象，随时可能阻碍一种制度对环境变化所做的适应性调整，从而造成制度的无效率(Nugent J. B. and Nabli, M., 1989）。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认为，俄罗斯十年转轨失误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错误的政策选择使俄罗斯陷入严重的转轨性经济危机之中，而俄罗斯特殊的公共选择过程使转轨初期形成的非效率制度结构被锁定，使经济转轨陷入了宏观经济制度和微观经济制度的双重非效率均衡之中，致使转轨性经济危机被非效率制度均衡固化。

    第一、俄罗斯1992—2000年非效率制度结构特征描述。

    在宏观宪政层次上，在转轨的第一阶段，俄罗斯经历了把整个国家带到内战边缘的政治权力斗争。在第二阶段(从1993年10月到2000年)里，第一阶段获利最多的那些人采取种种措施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这一巩固过程伴随着一些正式法律和更有条理的制度规则的出台和实施：国家杜马在新规则下运作，选举按计划如期在1995年12月进行，另外，总统选举按计划在叶利钦的5年任期的最后阶段举行。与此同时，许多深层次的宪政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和总统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争夺行政权的斗争以一种新的，更少伪装的方式继续进行——1992年以后，总统机构总是被置于宪政约束和公众监督之外。

    在中观层次上，法制建设是整个制度建设的核心。尊重法治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他们将政府权力在分离的部门之间分配，牢固确立宪法屏障后面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通过公平选举提供政治权力的有序转移（Sachs and Pistor，1997），把主权置于预设的法律约束之下，这影响国家公法和私法的发展。在这种约束下，任意的行政行为被最小化，作为一个调节者、税收管理人或者合同执行者的国家行为，变得公正并可预见。重要的社会组织机构遵守共同的明示性行为规则活动。对照这一标准，很难说俄罗斯的法律法规和重要制度规则在从1992年到2000年的转轨进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更加难以认定俄罗斯政府系统的行政行为符合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要求。19931年以前，在俄罗斯几乎没有满足法治的任何特征。从1993年起俄罗斯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开始实行一部新宪法，尽管有人质疑宪法被批准的程序，但它显然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合法性。两次议会选举按这部宪法如期进行，最重要的是根据宪法进行总统选举，未成功的竞争者也认输(选举失败者不认输是宪政在很多国家失败的原因)。这些成就是显著的和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俄罗斯新宪法对权力分离所做的名义承诺的局限性。特别是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不清楚，最明显的是分配给总统的立法权力：总统可以通过命令统治，他的命令和法律一样有约束力。而且，还要注意到，俄罗斯新宪法的大多数规定都经不起宪法学家的严格推敲。例如，宪法缺乏确定性的程序化保障条款，来确保包括法律平等保护在内的公民自由的实现。俄国有很多为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设计的特殊法。它们为税收豁免、个别私有化计划，以及对那些最受惠于总统命令权的人给予权利上的分配提供了法律根据，其结果，国家保留了大范围的专制，这不仅造成了不确定性，也提供了腐败滋生的土壤。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的非歧视性不相容。

    行政行为的扭曲（行政腐败和行政低效率）同上述俄罗斯社会缺乏法制权威密切相关。皮斯特(Pistor，1997)曾经探讨了在私有化开始时缺乏一部有助于产权的发展和后私有化公司治理的发展的综合性公司法可能产生的影响。她不但从俄罗斯的立法传统，也从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做出的政策选择方面，探寻了后计划经济时期的俄罗斯颁布的法律规则的性质和质量。她论证说，综合性的立法改革被经济改革优先的主张所耽搁。经济改革以行政决策权的任意行使为基础，这种行政命令对产权以及治理结构的发展往往有害。俄罗斯行政系统的腐败和随意行为尽管缺乏可靠的统计调查资料的支持，但俄罗斯媒体经常披露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勾结的案例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产权制度结构和政府体制设置的微观制度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层面上，名义上的私有化企业被企业领导人和企业职工等内部人控制，在这种“内部人控制”的企业治理结构下，产权结构重组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这样作为“经济转型基础”的俄罗斯私有化产权制度结构调整被阻滞在途中。私有化过程打击了左派官僚势力，加强了政府的政治力量，但私有化的结果却使大量国家资产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政府的经济能力。切尔诺梅尔金推动的组建金融工业垄断集团的政策以及在这一政策作用下新诞生的金融工业寡头与政府的勾结或对政府政策的牵制，进一步削弱了政府政策的独立性。一种无效的产权结构和一个低效率、弱能力的政府体制结构，这构成了转型期俄罗斯制度结构的主要特征。在这一制度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从旧的计划官僚制度中蜕变出来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精英，他们主宰着经济政策的走向和利益分配格局。

    在微观的市场产权交易制度层面上，垄断力量利用从政府那里获得的交易支配权，实际控制着产权交易和重组过程。掠夺性交易和暗中操纵打击了弱小的微观市场主体，隐意性非法交易阻碍了有效的合同执行机制的形成。

    第二、俄罗斯1992—2000年非效率制度结构的一般特征。

    1992—2000年俄罗斯非效率制度结构的一般特征是其相对稳定性。1992—1993年俄罗斯处于摧毁旧的计划经济制度阶段，市场制度建设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还未能启动，出现了严重的制度真空。除此之外，从1993年10月到2000年初，俄罗斯的市场制度结构尽管在发生着实施机制的悄悄的变迁，但总体制度结构框架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的制度结构一直表现出恒定的非效率特征。

    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宏观的制度环境、中观的制度规则和微观的制度安排。宏观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宪法秩序。随着政治自由化改革的完成和新宪法的颁布和实施，俄罗斯已经明确确立了资本主义宪法精神。但实质上，新宪法确立是“有自由但没有民主”的总统集权宪法秩序。叶利钦的总统权力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加上他过于沉溺政治权术和个人权威，导致他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对于社会来讲具有随意性的政治行为（如政府总理的撤换），严重削弱了人们进行市场交易的稳定预期。中观层次上的制度规则设置，199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很快成型。但依法行政和按国家颁布的规则行事，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奢望。中观制度层次的无效率或无能力（如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严重影响了政治领袖人物政治意志的贯彻，也影响着社会合同的执行。在微观的企业制度安排层次上，形式上的私有化和实际上的企业重组滞后，意味着企业经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综合以上三个层面俄罗斯制度结构以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把转型期的俄罗斯制度结构概括为“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制度结构是合适的。这是一种非效率的制度结构，它不但没有明显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反而延迟了俄罗斯经济的复苏。

    五、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未来走向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结构特征是缺乏效率。但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群体必然会抛弃那种没有效率的制度结构，去选择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结构。在宪法秩序已经改变，制度环境为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广泛的方案“选择集”的情况下，非效率的制度结构均衡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这种非效率制度结构的相对均衡会不断被打破，从而制度结构会不断演化，直至实现经济转轨对制度结构的效率追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预期，俄罗斯在具备了突破非效率制度均衡的条件后，会克服转型性经济危机，走上复兴之路。第一，从政府角度看，2000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实际提供了澄清中央权力结构的契机，依照宪法规定程序完成的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为各派力量所接受。这是推动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困境的重要因素。第二，从社会公共选择力量的成长角度看，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长期的经济危机使民众的社会生活福利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积累了要求改变现政策的强烈要求。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必须反映民意，推动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结构。俄罗斯经济转轨和制度调整的进程被特殊利益集团左右和影响，是造成制度结构演化偏离社会效率目标的根本原因。这种政府政策被寡头左右、长期偏离社会效率目标的状况已经严重危及到政府存在的社会合法性。为了寻求社会大众对政府的支持，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寡头，实现政府独立。普京执政以后，对寡头干预政治，操纵政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严厉打击了垄断寡头势力。这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朝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又一有利因素。

    以上这些制度环境的改善，为市场经济机制的正常有效运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都有利于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困境。

    与此同时，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回升，促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绩效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开始完善，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条件。而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也为进一步完成经济转型任务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支持。在引导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问题上，俄罗斯政府仍面临许多难题。然而，宏观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和微观经济活力的逐步提高已经预示着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制度结构已经向效率均衡方向演化，同时也为制度结构的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创造了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1．［俄］A·布兹加林 & B·拉达耶夫：《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2．青木昌彦、奥野正宽著：《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3．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中译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D·穆勒著：《公共选择理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马歇尔·戈德曼著：《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7．杰弗里·萨克斯、杨小凯：“俄罗斯的宪政转型”，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3月3日第四版。

    8．盖达尔：［俄］《转型时期的经济1991-1997》（俄文版），莫斯科1998年版；

    9．[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10．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卷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9页。

    11．Milan Nikolic. “Money Growth-Inflation Relation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No.2, 2000.

    12．Jerhard Schüsselbauer “Privat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Revisited”, Europe-Asia Studies, Vol.51, No.1, 1999.

    13．Vladimir Mau(1996).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1985~1994.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es. P.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