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

晴格格

    [摘  要] 张资平是现代著名的作家，还是一位学家。但“汉奸文人”的帽子一直被媒体和各种舆论紧紧地戴在他的头上，高等法院未有判决他的“汉奸罪”，而张资平致胡适的信详细地申诉了关于“汉奸文人”的问题，于此披露，以便更好地了解张资平其人。
　　[关键词] 张资平  “汉奸文人”
　　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812页）从此，“汉奸文人”的帽子就戴在他的头上，似乎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其实在情形又是怎样一回事?这还得回到当年的历史中去。当年的周作人曾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而张资平虽被司法机关逮捕，却未被法院判决为“汉奸”。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东厢堡三坑留余堂。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到蕉岭县羊子山矿山，1924年参与创办梅县学艺中学，年底到武昌任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岐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提到恋爱小说，势必联系到张资平；一提到张资平，势必联系到“△”恋爱小说。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11000册，被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偏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已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已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6年，张资平曾到唐山大学任教，时间不长。其时，《东方杂志》曾就中日问题征求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张资平也曾就“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刊登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上。文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三段政策：“第一步，先略取满州以控制内蒙。第二步，略取内蒙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又回到上海，居住在沪西。这时他已不搞小说创作，但还写些文章，搞些翻译。他曾在《新科学》一卷三期刊登《粤音与客音之比较》的文章，在《新科学》二卷五期上刊登译文《龙烟铁矿床概要》。1938年秋张资平经香港到广西梧州，去广西大学任教。翌年又回到上海。期间，参加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为幌子的特务组织。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1943年8月1日起，张资平在南京的《民国日报》副刊上连载小说《青磷屑》，由于作品里写到物价飞涨，有嫌“影射现实”，被汪精卫亲笔下令禁刊。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后来指出张资平“汉奸文人”的，是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已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现将张资平致胡适的信及《我之辩明》录下，以对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
第一封
适之先生：
　　自民国十四年在武昌，十八年在上海中社笔会席上，两次得瞻风采后，倏又二十年矣。兹冒昧寄呈辩明书一份，尚乞严加批判。如认为有可同情之处，请就近设法赐以援助。际此米珠薪桂，弟正饔餐不给，入狱实可以解决弟个人之生活。唯方治辈陷我弱妻幼子于颠沛流离，神必殛之！今日竟有一派人仍欲包办文化，将文化界人士或加驱逐，或加陷害，一网打尽，以图一党一派之独占！之谓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