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与东方电影的对话

晴格格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与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针对影响民众精神的电影文化而言，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后电影时代”，第三世界国家要么“望影兴叹”，要么与西方合作“借技拍影”;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霸权”的存在与多媒体技术的反文化倾向，既巩固也有可能颠覆东方社会认同和西方文化霸权结构的形成。

　　一、东方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成就。实际上，东方电影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技术而不是其文化，但伴随着电影国际化市场的扩大，东方电影不论是在商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全球化视域中，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迎合”西方视角获得西方认同的道路，这选择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仍然代表着某种文化上的倾向，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的。以香港电影为例，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认为香港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具有跨文化吸引力，他甚至认为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因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素有“中国的好莱坞”之称。早期香港电影的体制、制作、叙事方式都受到美国与欧洲的影响与启发，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于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营养，探索香港电影的发展之路。然而，香港市民关注自身的生活多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香港人日渐倾向西方的思想、生活方式，香港电影反映的日常生活恰恰是西化了的，并且加快了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现上，香港影片大多使用英文与粤语，由于香港明星与影片在大陆的影响巨大，因此，也就造成了英语与粤语在大陆的流行。纵观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充分显露出文化的混杂性。

　　东方电影以西方文化为中介，迎合与抵挡西方电影的文化侵略策略。那些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东方电影，名为东方大片实为没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形式电影”。在中国，《夜宴》之类的商业大片之所以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此。然而，反观东方各国的民族电影业，东方观众对西方电影的迷恋即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入口。同样，对吸收过多西方文化营养的香港电影而言，“21世纪的香港电影需要根植香港，对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将来同样给予关怀”[1]。事实上，东方电影迈向世界市场的努力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开发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电影工业的发展。

　　西方文化在东方电影中的迎合作用可以起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增加东方电影在西方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与筹码，同时，也占据了东方电影的话语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不容忽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与制约，否则电影将毫无意义，“文化是每个纪元在一卷卷的文本中藏匿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文化还是什么?档案和卷宗有着无数的条目，有的编好目录，有的已经丢失，文化能以某种方式、带着某种力量来阅读和理解那些条目。因此，从本质上讲，意义并不属于电影，反而是意义的传统赋予了电影意义。”[2]可见，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文化之于电影即为电影的灵魂，东方电影一味地追随大奖与西方认同，就会存在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危险。

　　二、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东方电影把东方元素融入西化故事，为“东方”与“西方”观众提供文化认同与陌生的快感，把东方文化源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全球电影与大片现象即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与大市场目标。如中国电影的题材上选择那些容易被海外观众理解，而又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人性、人情与动作;形式上忽略故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依赖动作、场面与造型等去塑造场景空间以减少文化差异对观众带来的理解障碍;只选择那些最被电影市场认可的演员;最终结果导致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越来越含糊，其实是西方视阈中的“中国文化”。然而台湾电影的乡土写实派别却真实深刻地表现台湾本土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

　　东方情节电影的含蓄、罗曼蒂克、纯真、历史观、怀旧、幻想情结与本土化故事开始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但东方电影要调整制作、发行与放映策略，以求进一步减低制作与营销成本，不陷入穷国拍大电影与大电影亏本的窘境。我们以伊朗电影的成功为例，“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语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3]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影片通过孩子送作业本的小事反映出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传统、教育方式、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与艺术传承等文化观念。

　　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是争夺东方的话语权，要完成三个任务即发出东方声音、沟通世界与弘扬东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各国家与各民族的电影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具备了开放的文化自觉，民族语文也终于作为特定民族内向的族群记忆，引发着各民族观众的普遍共鸣。”[4] 就中国电影而言，要加强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底蕴，以便能够在多元化的全球舞台上占据自己的文化位置，开创中国电影的文化时代。

　　东方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电影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其意义在于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化观。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表达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各民族的电影作品往往都是致力于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致力于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主题与题材，民族特点的山川风貌与地域风光，将镜头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民情风俗与风土人情，塑造出具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追溯民族文化渊源与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电影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电影文化工业把双刃剑，全球化对弱势文化与电影民族性的影响表现在文化霸权与话语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造就了人们对电影不同的表现与理解，但思想、语言、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等一个民族最为本质的东西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取代，而只能是对话过程中的共同存在与发展。因此，电影如何既能保持本土内容，又能超越地域文化局限，已然成为世界电影主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存在众多差别。如今，电影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达成两者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全球时代的电影文化对话

　　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了影响他者文化或更新自身文化，都可能无法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又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坚持对话的必要与可行。全球化语境中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最初可能会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但从长远规划来看，文化对话能够促进双方的发展，达成文化共存与共荣。

　　文化对话的必要前提是差异原则即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差异的前提则是独立性、未完成性、内在自由性与动态性。巴赫金认为每个主体都有权发出声音，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每个声音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争吵、商议甚至妥协在所难免，这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话语是构建、掌握并应用权力的关键，不同阶层话语的价值与权力体现形式不同，世界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文明与文化都有其话语权利，每一种话语有其存在的理由。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源于欧洲人的想象，也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这就消解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存在状态，从而倡导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反思全球化视阈中的电影文化策略，电影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电影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电影文化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而且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5]电影文化的国际性主要是指电影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电影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电影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仅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与疆域，而且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因此，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必然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来，如果要发展电影艺术，就要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和汲取国外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事实上，全球化使东方面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困境，“如今港台电影在东南亚已风光不再，就是在本地也面临好莱坞的挑战，人们似乎有一种流水落花的苍凉感。”[6]反过来说，正是西方的科技发达与资金雄厚，才能够使电影在技术上超越并控制东方。总而言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尊重电影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东方电影要有勇气让一部分电影承担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任务，表达全人类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因为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