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武汉会战前的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述论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湖北民众； 武汉会战； 抗日救亡
　　论文摘要：从九一八事变起至武汉会战前，湖北人民在荆楚大地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文章从九一八事变与湖北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二九运动与湖北救亡运动的发展、七七事变与湖北救亡运动的新高潮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考察。这一时期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呈现出主动性与积极性、连续性与广泛性、创造性与开拓性的特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逐步上升，中日之前的战争不可避免。从九一八事变起至武汉会战前，湖北人民在荆楚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它将抗日的火种撒向全省城乡，对推动全省同胞共同抗战局面的形成，对尔后的武汉会战和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目前学界对此尚无专文论述。本文试图在抗战准备的大背景下，以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和七七事变在湖北的反响为切入点，对这一时期的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作一初步考察。
　　
　　一、 九一八事变与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隆隆炮声震醒了中华民族，也唤起了湖北人民的觉醒，他们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首先，各界以多种形式开展救亡宣传，揭露日寇野蛮的侵略行径。9月21日，武汉学界集会声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野蛮侵略行径，决议组织救亡会，誓死抗日。22日，工商学等民众团体在汉口市国民党党部集会，一致通过于23日起胸悬“日军来杀我们了，同胞们一致起来共赴国难”之标语，以资警醒。[1]25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全体官生分10队，“在汉市日人对华野心，听者人山人海。”[2]从10月24日起，汉口市党务整理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每日轮流到轮渡码头、院等场所讲演日军的侵华野心和暴行，“加深市民对国难之认识。”沿途市民报以雷鸣般掌声，一致高呼“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等口号。[3]12月初，为策应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和南京爱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活动，武汉大学学生代表150人组成请愿团赴南京，9日，他们在宁同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爱国学生联合举行总示威，抗议政府不抵抗政策，谴责当局严重压制抗日爱国运动。
　　其次，社会各界积极为抗日救国出谋划策，要求国民政府停息内争，实行对日绝交与对日宣战。如9月29日，武汉大学校务会议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外交部：敦请国联依照公约第16条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制裁日本侵略者；倡议组建国际宣传机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呼吁“研究巩固东省国防办法”。[4]武汉反日救国会于10月2日提出四点主张：“电国府，请厉行革命外交；电全国，急起救亡；电院，请制止日暴行；电粤，请息争御侮。”[5]10月5日该会又发出通电，要求国民政府“统一军权对日”。[6]12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将东北锦州划为“中立区”，29日武汉大学师生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不应再以不抵抗误国”，要求增兵死守锦州；应罢免在对日交涉中“举措荒谬”的顾维钧外长之职。[7]在武汉的一部分国民党党政军官员也发出了抗日的呼声，如9月26日，徐源泉、萧之楚、刘培绪等第10军将领强烈要求“中央通告全国，与日绝交，毅然宣战”，并愿率部与日作殊死之战。10月1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电请“中央速颁征兵制，加紧训练，以御外侮”。[8]这些既反映出抗日救亡已成为全民共同心愿和广大民众为国分忧的爱国精神，同时，也说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违背了民意。
　　第三，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工商业者纷纷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武阳夏商会宣布自10月4日起，一律禁绝买卖日货及与日人一切经济来往。[9]13日，汉口钱业公会宣布对日“誓死经济绝交”，“誓不买卖日货”，“拒收日本钞票”。当时不仅拒收日本钞票，而且钱业公会等团体，还在一些其它外币上加盖“抵制日货”的口号印章。如在美商花旗伍元券上加盖的“若买仇货绝子灭孙”；在比利时华比银行拾元券上加盖的“用此票购日货立刻家破人亡”等。[10]商界的行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时值长江流域特大水灾过后，广大灾民生活异常困苦，但汉口灾民毅然拒用日本救济品，汉口市政府也拒绝日本救济物资运汉。武汉各报纸纷纷拒绝刊登日本广告，并将已登日本广告撤销。各报馆和通讯社所用纸张油墨等一律改用国货，或以“西洋货替代”。[11]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武汉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仇恨和抵制日货的坚强决心。
　　第四，要求组织抗日义勇军，实行武装抗日。如10月5日，武汉大学500多名学生齐集武汉行营请愿，要求政府即日对日宣战，并组织学生“义勇军”，发给学生枪械，指派军事教官训练，以便武装抗日。[4]10月13日，汉口市党部发起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举行入伍登记，并成立相应的军事机构进行训练。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救亡运动由武汉向全省扩展。2月，宜昌四中、川中的师生上街游行，向市民宣传抗日。[12]中共鄂东南特委也从5月起，在阳新、大冶、通山、崇阳、通城、蒲圻、咸宁、鄂城等县苏维埃政权的辖区内，以板报、壁报、教唱抗日歌曲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民众揭露日军野蛮的侵略行径。[13]在抵制日货方面，武汉界和实业界爱国人士于一二八事变后再次发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挽回利权”的运动，并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9月，武汉大学全校师生及家属联合签名，坚决表示：在祖国东北失地未收复以前，决不购买日货。在广大民众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与有关部门于1934年组织“抵制日货”运动，主要运用讲演、表演、游艺、国货流动展览会等方式，号召和鼓动市民爱国货、买国货、用国货。这一活动持续年余，并得到沙市、宜昌等地民众的响应。[14]抵制日货运动既宣传了抗日，也对湖北民族工商业和民族经济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湖北人民还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抗战。1932年3月12日，当第十九路军因后援无继而被迫撤离上海时，沙市全市20万民众召开慰劳前线抗敌将士大会，并通电责斥国民政府弃援第十九路军抗敌而坐失国土的行为，要求“迅遣重兵增援前线，以复失土，而建国脉”。[15]汉阳兵工厂全体职工于3月15日在《武汉日报》发表复工启事，愿为抗日生产武器。广大民众还积极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将士抗日。据，自1931-1933年，武汉大学共募捐现款3600多元、棉背心1016件、毛巾1300条。在武汉三镇以及蕲春、浠水、潜江、樊城等地民众纷纷捐款购置飞机以支援前方抗战。[16]如汉口市的小学学生将买糖果的钱，“捐给政府购买飞机”。[17]
　　
　　二、 一二九运动与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北之后又染指华北，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为挽救民族危亡，反对“华北自治”，12月9日，北平青年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12月10日，武汉《大光报》首先报导了北平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武汉地区的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救亡运动。10日晚，武昌华中大学学生自治会致电北平各校，率先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行动。武汉大学的学子们大声疾呼：“敌人侵占东北之后，而热河、而察哈尔、而平津、而整个华北。谁能担保不再而武汉，……而全中国？这是最惨痛的凌迟！”[18]17日，武汉5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120余名学生代表在华中大学集会，正式成立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武汉学联），并决定在武汉三镇举行抗日游行大示威，声援北平学生。
　　经过学联秘密组织发动，20日上午10时，武汉三镇大中学生近2万人分别在武昌、汉口、汉阳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讨伐叛逆殷汝耕”、“反对媚敌外交”的怒吼声如同阵阵惊雷回荡在江城上空。23日，三镇学生会师汉口，并在六渡桥举行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万人示威大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分发传单，至为激昂”。[19]当游行队伍到达江汉关时，日本租界戒备森严，虽有省厅长程其保、汉口市长吴国桢、武汉警备司令陈继承等人劝阻，但仍有部分学生高呼“日本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冲入日租界。一时“民气之盛，达到极点”。正如当时有评论指出：“全市的民众兴奋着”，“别的事他们弄不清楚，但是反对亡国，他们是懂得的！”[20]这表明广大民众由过去不敢过问国事转到公开表明要求抗日的态度。
　　学生爱国运动，迅速由武汉扩展到了全省许多城镇乡村。安陆、襄阳、樊城、宜昌等地的学生也纷纷起来示威游行，这其中以应城学生运动规模最大。12月25日，应城西河中学、简易师范等10所学校1000多名学生响应北平、武汉学生运动，结队示威游行到县府请愿，遭到县保安队的血腥镇压，致使40多名学生受伤，造成应城惨案。[21]武汉学联闻讯后，即于30日组织全市总罢课，抗议应城地方当局的暴行，要求严惩凶手。迫于社会各界强大压力，省政府被迫责成应城县长刘寰新通电全国以向学生道歉，治疗受伤学生，并惩处凶手。至此，以武汉为中心、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全省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
　　面对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湖北地方当局采取以开除学生学籍、逮捕进步学生、提前放假等种种高压手段进行阻挡。但青年学生的爱国之心、救国之举并没有因此而停息。1936年春新武汉学联成立，继续领导全市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各校救国会纷纷出版救亡刊物宣传抗日。如武汉大学救国会创办的《救中国》、省立高中救国会创办的《血涛》、省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救国会创办的《救亡学生》，等等。这些进步刊物发出了同一种声音：“只有立刻对日抗斗才能拯救中国，只有全国一致团结起来立刻抗斗才能拯救危亡的中国。”[13]
　　与此同时，受北平学联下乡宣传的启发、激励与推动，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利用寒假，组织一部分学生到武昌豹子澥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向广大民众宣传“只要我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的道理，并帮助建立当地的救国会组织。[22]葛店之行不仅把抗日的种子撒向农村，而且也使青年学生初步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必须发动广大工农群众。
　　三、 七七事变与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卢沟桥的炮声在湖北产生更强烈而广泛的反响。7月8日，武汉地区的民众团体如会、农会、商会、保安公会等，纷纷致电平津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全鄂2500万民众“宁为玉碎，勿为瓦全”，“誓为后盾”的坚强决心。由此，全省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更大高潮。
　　“七七事变”后，湖北人民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援前方抗战。为对付日寇的毒气，武汉大学的郭霖、叶之真等教授研制出装在盒中的用来过滤与中和毒气的活性炭和防毒面具。在校方的支持下，武汉大学工厂生产的大批活性炭和防毒面具源源不断送往前线。[23]湖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武汉发起一人一分（钱）运动，武汉三镇男女老幼，富商穷人无不响应。武汉大学女教授苏雪林将长期积蓄的51两黄金捐作抗战经费。汉阳天主教堂难民收容所的全体难民，把绝食一日的钱捐给受伤官兵。汉口市商会于7月13日捐款2万元汇寄前方，慰劳守土将士。汉口国术总社训练班训练了大刀队，“准备奉命北上御侮”。三镇的纺织、兵工、铁路等行业的工人们，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援前线，如汉阳兵工厂工人将工作时间延长至16小时，为前方多生产武器。各界群众还积极参加慰劳伤兵、宣传、、救护等实际工作，为前方服务。其中，汉口各界抗敌后援会在9月14日至10月15日一个月中，共慰劳在汉伤兵2312名，过境伤兵3980名。参加慰劳的人员达5000余人。[24]这一切，不仅为前线提供了物质支持，而且鼓舞了士气，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抗战。
　　七七事变后，为动员更广泛的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武汉暨湖北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如，湖北民众抗敌后援会于7月24日在汉成立，该会在湖北地方当局的支持下，先后在全省各县建立起抗敌后援会分会，就地开展训练壮丁、募捐支援前线等项工作。七七事变后的湖北救亡运动不仅阵容强大，而且宣传动员方式灵活多样。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经常以集会、游行、示威、纪念会（每遇纪念日、节日）、祝捷会（每遇前线报捷）、街头演剧、歌咏、文字图画、放映、电台广播、散发宣传以及各种义演、义卖、捐献等形式开展活动。武汉出版界，利用各种报刊杂志，大量刊登抗战言论和消息，宣传抗战的意义，报道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和探讨有关抗战的问题；各出版发行机构，均以抗战为主题出版发行了大量的书刊，仅生活书店发行的抗战通俗读物就达500余万册。[25]在省城以外，如咸宁县长戴超群，亲到艾家墩和群众一道挑土建飞机场，[12]以此动员群众支持抗战。沙市、宜昌、宜都等地在省城就学的学生利用寒假回乡之际，以公演话剧、开座谈会、教唱抗战歌曲等形式开展救亡宣传活动。[26]在沔阳县彭场，“青救”团员贴出这样一幅彩色画：两只粗壮有力的臂膀，共同高举一支钢枪，一只臂膀上写着“国民党”，一只臂膀上写着“共产党”，让群众受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象教育。[27]在应城，程德联、彭正谟等进步同学，一面利用县城仅有两部收音机，收听新闻，进行笔录，然后及时向民众报道前线战况，一面组织同学演出救亡话剧，向群众宣传抗日。[28]一时间，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动员活动遍及荆楚大地，广造抗战舆论，为动员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七七事变也引发了湖北有识之士对抗日救亡运动更深层次的思考。突出表现为要求实施抗战教育以及将抗日救亡活动推向广大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的、、军事都纳入了战时轨道，教育走向何处？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死书”、“死读书”，还是将学生培养成抗战前后方需要的人才？这成为教育界必需解决的问题。1937年秋，武汉大学的学生和部分教师首先掀起了实施抗战教育的活动，即改变旧有教学内容和方法，使教育与抗日救亡紧密结合，根据抗战需要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武汉大学学生实施抗战教育的活动，虽遭到有关当局的阻挠，但很快波及全国，并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1937年12月5日，沈钧儒、孔庚、张西曼、李公朴等50余人在武汉联名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全国教育界和有关当局提出了一个抗战教育方案，主张根据抗战需要建立新的教育系统；把以校舍为主体的死学校改为有组织的活团体，以适应战时状态；课程以民族解放的政治教育为基础，发展抗战的组织教育、技术教育、教育。[29]随后，《战斗旬刊》杂志社邀集武汉大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座谈，提出了一个落实抗战教育的具体方案：举办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农村工作、民众运动、军事技术、救护、工程、化工知识；成立研究会，研究战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本问题等；开办讲座，讲解国际形势、抗战方略、国防知识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也积极支持和响应武汉大学学生的抗战教育。
　　在各方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下，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在1938年2月同意实施抗战教育。从此，“抗日第一”被全社会公认为“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的原则。[30]这对培养抗日所需的人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还认识到，农村和农民在抗战中的地位。“抗战所需之物力与，差不多都要依赖于农村的供给。而整个农村，也就成了培养抗战力量的根源”；“要实行持久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则必须动员乡村之物力与人力，方能有济”。同样，“要保卫湖北，亦不能单靠正规军的作战，或某一阵地的防守，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最短期间发动湖北乡村的救亡运动，完成湖北乡村之适应战时需要的建设，从速把民众组织起来，尤其是武装起来，以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力量，才能措湖北于磐石之安，奠武汉于金汤之固！即使万一不幸，湖北竟成前线，亦能以乡村力量，控制都市，以游击队协助正规军，而使湖北永远成为政府歼灭敌人之策源地。”[31]因此，必须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广大的农村。
　　为动员和组织农民支持抗战，在湖北地方当局的支持下，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1937年9月湖北农村巡回宣传团成立。湖北有组织地、合法地开展农村救亡运动即由此而始。其后，众多的救亡团体和组织也将注意力投向农村，以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如，“青救”在鄂东创办了一个50余人的农民短期训练班，在鄂西各地共创办了7个农民夜校，[32]为尔后在这些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38年1月5日，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简称“乡促会”）在武昌成立之后，其领导人孔庚、黄松龄、邓初民等即积极推动湖北省政府和军委会第六部武汉办事处，在武昌联合举办湖北乡村工作人员训练班。该训练班共培训了1000多名志愿到农村工作的学员。[33]这些学员奔赴农村后，以办夜校、平民学校和组织宣传队为工作中心，在当地政府领导下，积极开展农民抗日救亡工作，从而使“乡促会”在天门、应城、黄冈、嘉鱼、崇阳、沙市、石首、宜昌、襄阳等50几个县的广大农村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此外，共产党人主办的应城汤池训练班和黄安七里坪训练班，也为农村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正是这些团体和组织的辛勤工作，极大地调动全省农民抗日的积极性。“我们是田地上的农人，国防上的战士”[34]成为全省农民共同的声音。在天门，就连小孩做游戏时也挺着胸膛，精神抖擞地喊着：“一二三四，努力奋斗，打倒日本！”[35]阳新的农民喊出，“日本强盗如果来了，我们总是没有好日子过的，要说逃，我们也不能把田地、房屋背着走呀！逃是死路一条，要是白白等死，那还不如团结起来与他们拼。”[12]汉阳农民萧文安，将自己仅有的一块山地卖掉，捐款100元；萧茂之卖掉4亩湖田，捐款200元，作为组织抗日武装的购枪费。[36]由此可见，抗日救亡运动所撒播的抗战种子在全省农村已生根发牙，这无疑为湖北抗战准备了强大的后备力量。
　　上述情况表明，七七事变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湖北地方当局对民众救亡运动的认可，加之具有丰富民众运动经验的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全民性的抗日救亡浪潮在荆楚大地汹涌澎湃。它对推动全省同胞共同抗战局面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随着武汉会战的到来，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转入到另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从九一八事变后至武汉会战前，湖北人民在荆楚大地上所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是湖北抗战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抗日的火种撒向全省城乡，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对推动全省同胞共同抗战局面的形成，对尔后的武汉会战和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湖北人民在这场救亡运动中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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