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被杀的关系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 湘赣边界特委 袁文才 王佐

　　[论文摘 要] 在井冈山斗争史中，袁、王被杀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源于袁、王被杀的原因很多，也很真一杂，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两者的矛盾不解决，即使没有中央“六人”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袁、王被杀也在所难免。
　　
　　在井冈山斗争史中，袁文才、王佐(以下简称袁、王)被杀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源于袁、王被杀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它原因如中央“六大”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等都是次要因素，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分析。
　　
　　一、不断加剧的土客籍矛盾是造成袁、王被杀的客观因素
　　
　　湘赣边界除了受地方主义、家族观念的影响外，还有就是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特别深。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是上遗留、沿袭下来的恶习。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明显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还发生激烈的争斗。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都存在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这个问题开始并未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从三湾改编到茅坪安家期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与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刘克犹等配合很默契，他们之间还曾共同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可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矛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捉拿宁冈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2个。有些跟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他们土籍吃了亏。1928年2月间，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工农兵政府主席的人选问题上，土客两籍又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对此，龙超清和袁文才还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和。然而，尽管毛泽东等人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涡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为各自代表的一方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愈陷愈深，致使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宁冈前后分了三次田都因土客籍矛盾而未能分好。边界“八月失败”时，因土籍豪绅的挑唆，土籍农民大部“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人。后来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土客籍矛盾因而进一步加深。
　　对于上述土客籍矛盾，毛泽东等人在边界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两籍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为进一步消除矛盾，191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毛泽东还采取组织措施，把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长随军下山。可是，在红四军与江西独立二、四团会师以后，袁文才、刘辉霄却私自离队，先后返回井冈山。此后，土客籍矛盾又悄然而起，并且因为宛希先被永新县委残酷杀害而陡然加剧。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甚笃，对宛希先被害极为愤慨，气愤得骂了永新县委，后来逐渐发展到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界特委对抗。加之袁文才向来只相信毛泽东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的话不太听。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袁文才对朱昌偕、龙超清等土籍领导人的命令往往置若罔闻，常常是“听编不听调”。袁文才对宁冈那种“土籍的党”的现象也很看不惯，因而在打土豪、分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宁冈土籍革命派首领龙超清等往往意见不和。
　　上述土客籍矛盾反映到党内，就形成了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一奇怪的现象，造成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因此，土客籍矛盾的不断加剧是以朱昌偕、龙超清等土籍领导为主导的边界特委欲杀害衰、王的客观因素。
　　
　　二、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对袁、王的看法是造成袁、王被杀的主观因素
　　
　　1928年，在土客籍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对袁文才等人的意见越来越大，几欲除之而后快，并曾多次向中央报告反映袁文才、王佐的问题，多次把袁、王归之于“土匪”之列，推向对立面。
　　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第十部分的关于土匪问题中写到：“边界的土匪有两部，一为袁文才，一为王佐部，历来盘踞井冈山，与各地的土豪劣绅作对，结下了很深的仇怨。王原为一缝衣工人，袁为学生出身，袁为宁冈人，宁冈客籍的首领。王为遂川，生长大小五井，各有群众，[以]枪枝三四百条。毛部初人宁时，用尽种种手段才将他二人拉住，介绍入党，后来委袁为三十二团团长，王为二营营长。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各[个]人，不信仰群众。袁王二人相赖[比]，则王较爽直，但都是个性很强，尤不接受批评的，为边界“特殊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口便而腹夸(?)，甚或全然不接受(如袁文才从前不主张宁冈分田，说宁冈农民根本不能革命)。所以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地的人民，而[来]一冲突起来，工作更加不好作。但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暴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他们群众的夺取，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
　　1929年8月，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第一部分的关于政治的第十点中写道：“边界政权的危机一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过去采取对土匪的敷衍政策现在已是不能再用的了。但若照六次全会所决定的干，则问题仍然是复杂不容易解决。因为土匪的头子是很多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此时要将他们一网而尽收之是不可能的事，边界天然的形势是利于藏匪的地方，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亦危矣。”在第五部分的急待决定的几个问题的第一点中写到：“土匪问题一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上述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对袁、王的看法，使中央感觉问题非常严重，并且特委多次要求中央派人前来井冈山巡视工作。因此，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前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处理袁、王的问题就是其任务之一。边界特委领导人把袁、王视为“土匪”，并且情况还相当严重，这是造成中央果断派巡视员前来处理袁、王问题的主观因素。
　　
　　三、边界特委的人员构成是造成袁、王被杀的组织基础
　　
　　1928年10月产生的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及1929年5月由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产生的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先后为杨开明、谭震林、邓乾元、朱昌偕，成员共有毛泽东、朱德、陈毅、何挺颖、谭震林、彭德怀、滕代远、盘圆珠、谭思聪、王佐农、李却非、周里、杨开明、朱亦岳、陈正人、龙超清、刘天干、宛希先、邓乾元、刘真、朱昌偕、袁文才、王佐、谭兵、苏瑞兰(女)等25人。其中，毛泽东、朱德、陈毅、何挺颖、谭震林已于1929年1月随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离开井冈山；彭德怀、滕代远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后离开井冈山，以后也多在湘赣、湘鄂赣根据地游击，很少留在井冈山；谭思聪主要在茶陵境内工作；李却非到桂东、安仁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盘圆珠被挨户团抓进监牢，释放后于1932年夏病逝；杨开明代表井冈山前委，也于1929年1月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在汉口被捕并被国民党杀害于长沙市；王佐农于1929年5月回到遂川任县委书记；宛希先于1929年冬被错杀于永新大湾村：周里长期在酃县开展工作；袁文才、王佐在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上没有当选执委会成员；谭兵、苏瑞兰系普通群众代表，在特委不起主导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得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后，实际在特委工作的只有邓乾元、朱昌偕、龙超清、刘真、刘天干、陈正人、宛希先、朱亦岳等人，书记先后为邓乾元、朱昌偕。从这些人员的构成可以看出，此时的边界特委主要是由对袁、王有很深成见的宁冈、永新等土籍领袖所领导，加上宁冈、永新两县县委也是由与袁、王矛盾很深的谢希安、刘真、朱昌偕等人任书记。边界特委的这种人员构成是造成袁、王被杀的组织基础。
　　
　　四、“罗克绍事件”是造成袁、王被杀的外部因素
　　
　　随着土客籍矛盾的不断加剧，加上当时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都将袁、王视为“土匪”看待，又适值中央“六大”决议案中有关于土匪问题的处理政策，从而加速了袁、王被杀的进程。1930年2月，“罗克绍事件”发生后，一场沉痛的悲剧已不可避免。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彭清泉的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这就为错杀袁、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的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又是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他的这个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为此，袁文才经过精心准备，终于在1930年2月2日，在茶陵江口的蕉坪将罗克绍抓住，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回到宁冈新城后，为了让罗克绍交出枪械所的人员和设备，并利用罗克绍勾通五县敌人反水到红军这边来，同时利用枪工到长沙运来钢铁造枪，待所有计划实现后再杀他。因此，袁文才对罗克绍好生款待，给他松了绑，摆了酒菜招待他，还陪他一起打麻将。这事引起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的大为不满，后来谢希安把这事报告了龙超清和特委。由于袁文才未向特委呈明思想，全凭个人意气办事，从而引起特委的怀疑，认为他要勾结罗克绍“反水”。尽管袁、王用心良苦，可勾结罗克绍还是成为杀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
　　1930年2月22日。边界特委假冒“毛委员来信”，慌称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从而将袁、王部队骗到永新。岂料晚上开会时，并没有讨论攻打吉安及部队整编事宜，而是以整顿思想为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结果双方拔枪对峙，会议不欢而散。当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给红五军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彭德怀在上有中央巡视员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况且上面有规定红五军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边界特委指挥，加上事情突然，时间紧迫，在一时又不可能清楚的情况下，红五军军委和特委共同决定，派红五军四纵队于2月23日晚急往永新。24日拂晓前到达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为最后解决袁、王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开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听见枪声，即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可是，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断。王佐等即涉水过河，由于水急河深，王佐又不会游水，即被淹死在东关潭里。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了“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部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被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干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