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发展都市苦力工人运动艰难的原因分析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 都市苦力工人运动 艰难 中共 原因分析

　　[论文摘 要]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对都市苦力工人开展启蒙、组织工作，但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尤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与都市苦力工人分散、散漫、不关心等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与都市苦力工人受到帮头、封建把头、资本家等势力的层层压制有关。
　　
　　一、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都市苦力工人运动但收效甚微
　　
　　都市苦力工人主要指码头搬运夫(工人)、车夫(工人)、粪夫(掏粪工人)、清道夫(清洁工人)等在城市“恃筋肉劳动”而，无规定工作”的血汗工人，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都市苦力工人的提法比较晚，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见于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在强调产业工人重要性之后，提出“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
　　中共很早就关注到都市苦力工人这个特殊的城市下层社会群体。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就把都市苦力工人纳入了关注视角。中共成立后更是关注都市苦力工人。1923年12月，邓中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发展工人运动的意见，“我以为海员、路工、矿工、码头工人、市政工人五种工人特别重要，应多下工夫”。1929年11月，中共中央顺直巡视员在写给上级组织的报告中，称北平“有三部分的群众可以作我们的对象”：第一是产业工人，“这是我们最可注意的群众”，其中还把“街道工程队工人、沟工队、清道夫”等苦力工人与其他产业工人列在一起：第二是城市贫民、苦力、火车夫、洋车夫、水夫、粪夫、煤夫、店员、学徒、匠人，“这真是广大的劳苦的群众，其地位仅次于产业工人”。
　　对都市苦力工人的重视也体现在党的各级组织所制定的文件中。1926年5月，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在《关于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中，规定：上海区“以后应特别注意工人(铁路、海员、码头)”；山东的职工运动“应以矿山、铁路、纱厂、搬运夫(码头工人在内)、海员五种产业工作为中心”；湖南职工运动“应注意铁路及轮船水手和码头工人”。1929年2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通过的《扩大会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把开展“包车、粪夫、水夫、清道夫”、独轮车等苦力工人工作列为“职工运动中的中心工作”之一。
　　为把潜在的力量转化成现实的革命力量，毛泽东、邓中夏、李汉俊、彭湃、包惠僧、林育南、陈延年、李维汉等许多共产党人身体力行，不辞劳苦，投入到对都市苦力工人的启蒙和组织发动工作中。
　　客观地说，中共对都市苦力工人的启蒙组织是有组织的行动，“内容也和现实政治有更紧密的关系”，形式上“甚至更为民间化，在技巧上也更趋完善”。都市苦力工人运动在中共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过斗争，都市苦力工人改善了自身的条件，并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从总体上看，都市苦力工人运动与其人数规模、与共产党人的预期相比，都有较大距离，且呈现出政治斗争少、经济斗争多的特点。1919年至1925年江南城市中苦力工人罢工事件共计39次，其中政治类4次，占总数的10.3％；经济类26次，占总数的66.6％；其他3次，占总数的7.796；其他类为6次，占总数的15.4％。件多都市苦力工人工会组织在工人压力下往往将争取经济利益作为工会的头等大事，1926年成立的武汉码头工人总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经济斗争”。都市苦力工人的经济考虑，在一些具体的政治斗争中，往往被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破坏工人运动的手段。1925年8月10日，在中共党团组织的发动下，天津各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码头工人罢工后，老板拒发工人饭费，中共党组织临时拿些铜子。转发大家做饭费，但还是不够。在等待的过程中，“罢工的人们，越等钱越不来，有些不安心”。军阀密探乘机混人人群，利用码头工人的，鼓动码头工人要钱，“顿时乱作乙团”。
　　邓中夏严肃地批评了都市苦力工人运动中“只问面包，不问政治”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实在是有损害于劳动解放的”。事实也确实如此，1927年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各业工人运动发展情况时称。粪夫工会、黄包车工会、救火工会等工作，尚无多大成绩。1928年中共陕西省委派人在西安做了半年人力车夫工作。但“结果仍是等于零”。
　　
　　二、中共发展都市苦力工人运动困难原因的分析
　　
　　对都市苦力工人，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了重视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效果差强人意。为什么会出现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的情况呢?共产党人在对都市苦力工人进行启蒙、组织的过程中，发现有以下原因。
　　一是都市苦力工人身上存在不少制约工人运动发展的因素。
　　都市苦力工人劳动、居住分散，不集中。李维汉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与人力车工人交往较多。他发现人力车工人“劳动很分散，有些是季节工”，不固定。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将都市苦力工人与产业工人作了比较，认为“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生产上的重要”。同年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在《关于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中，明确指出码头工人“因其工作之性质不固定，工人之工作亦因之常有移动，所以码头工会之工作为各种产业工会工作中最难之一部分”。
　　“散漫”、近乎“流氓”，生活习性差。这些差不多是参与过都市苦力工人启蒙组织的共产党人的切身体验与共同认识。1920年，邓中夏在与车工人交往时，就发现“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曾经参与过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组织工作的杨公素回忆：在1927年初武汉工人游行示威活动中，人力车工人“完全不像那些海员，铁路、纱厂的工人，组织纪律很差。那时上街游行示威活动很多，要领着工人队伍手拿小纸旗，扛着工会大红绸旗，列队上街游行，沿途呼口号。这些都由我领着干，每次我感到我们的队伍最不整齐”。1927年，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各业工人运动发展情况时就深有感触地说，粪夫工会、黄包车工会、救火工会等工作“尚无多大成绩”，其原因就是苦力工人“工作散漫”。1928年中共陕西省委在总结陕西工人运动时，说“苦力工人都是散漫的，简直没有具体生活，因此他们的阶级意识是模糊不清的”。“散漫”的生活习性容易使都市苦力工人养成“流氓”习气。中共武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包惠僧根据自己与人力车工人打交道的经验，得出人力车工人“差不多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结论。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是，犯了他的，杀打就是家常便饭”，遇到问题不冷静，就行凶斗狠，“一打了之”。中共陕西省委也认为。“他们的生活，近于流氓式”。
　　共产党人还发现都市苦力工人还有“对缺乏兴味”，难以鼓动的特点。他们甚至把热心苦力工人运动的组织或个人“拒之门外”。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在上海“工人阶级中受压迫最重的群体中打开局面”，并开展一系列活动，1934年，共产党人在上海曾号召人力车工人起来“反抗车主”、“支持红军取得胜利”。1935年法租界罢工时，共产党人又四处散发传单，号召人力车工人“打倒政府、打倒帮会、打倒车主”，可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鼓动收到了效果。
　　二是剥削压迫都市苦力工人的帮头、封建把头、资本家等势力的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形式的初级阶段是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这种组织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仍然存在。帮口是实行封建把头制度的一种劳动组织，帮头一般掌握劳动，招收同一地区的工人从事劳动。他们往往利用同乡关系，加强内部控制和抵制外来侵犯势力。关于帮会组织，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作过这样的论述：“比起同乡性质的帮口来，这种组织更进了一步，它有一定的头目，一定的系统，秘密的暗号等。加入这种组织的人，一定要经过许多神秘的手续。……这种组织的系统，是极严格的宗法的形式：‘大龙头’，‘二龙头’，师傅徒弟的辈份分得极清，纪律极严。”
　　帮口、帮会在都市苦力工人中普遍存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差不多一大半是属于青帮、红帮等类的秘密组织的；工厂工人尚且如此，苦力更不必说了”。许多码头上的包工头都曾向青帮头子杜月笙等人“投过贴子”。上海太古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绝大多数是洪帮成员”。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许多职员参加了青帮，清洁工人中青帮成员更是为数不少。
　　帮口、帮会对都市苦力工人的影响，共产党人有切身感受。192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邓中夏试图在都市苦力工人中间开始进行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他曾到街上动员人力车工人集合拦路以要求减少车租，改善生活，和车行老板进行斗争，但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把车砸了，人力车工人还扯住他索赔。这次实践之所以会失败，邓中夏认为是“拉洋车的……受帮会影响”。其他共产党人也深感都市苦力工人中“青红帮及秘密结社分子很多”。
　　帮头、封建把头、资本家等外部势力把都市苦力工人事实上分割成相互孤立的若干社会群体，甚至个体，使共产党不易接近都市苦力工人，极大地阻碍了都市苦力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7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旧式工人组织、行会、秘密结社——如上海的青红帮之类，与其说是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一种动力，毋宁说是一种障碍。”到1926年春，共产党在湖北沙市建立了不少工人工会组织，但“多数的码头工人却不知什么原因一时组织不起工会，后来才知道码头工人有帮会(不知是红帮还是哥老会)，要打人进去很困难”。就是在共产党建立政权的城市，帮会对都市苦力工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一时也难以清除。1949年3月，叶剑英讲述了接管济南时发生的一个事例：“济南有一个粪夫工会，实际上是一种帮会组织，我们的同志不了解，也没有好好去，由于帮会对粪夫的剥削，我们的同志急躁的要取消它，结果我们下了命令，粪夫们都不执行，特务利用了这个漏洞把事情挑大了。相反的帮会下了一个命令，不挑粪，来抵抗我们的政权，以致影响到城市卫生。”封建把头、资本家为加强对都市苦力工人的盘剥，对都市苦力工人的控制也相当严密。对此，不少共产党人也有深刻的印象。1924年彭湃到广州人力车工人中开展工作时，“工头一见到彭、李两人到来，极端厌恶，借故阻挠”，使彭湃“无法可以接近工友进行宣传”。由于有工头、资本家的阻拦。共产党人很难顺畅地与都市苦力工人建立联系。此外，这些外在势力又通过操纵黄色工会方式与共产党展开对都市苦力工人的争夺。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好不容易在北京的粪夫、人力车夫中间建立了一点基础，但“结果为黄色工会夺去作为他们政争的工具”。
　　正因为由于上述原因，共产党人比较一致地认识到，都市苦力工人缺乏明确的斗争立场，易受“他人指挥”，组织起来“比较困难”。中共陕西省委从组织的角度作出总结，认为，“在此种工人中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有时虽打人，工作仍是无法作起来”，要将都市苦力工人“组织起来，很不容易”。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派。都基本上放弃了在都市苦力工人中的活动。抗战开始后，地下党在对上海码头调查时发现，码头工人“没有什么政治的活动，各政党也没有很明显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