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抗战初期格鲁对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张评析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格鲁；温和派；动机；远东形势设想

　　[论文摘要]1937年7月至12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力主继续保持中立静观的消极政策。这种主张并非是一味的消极退让的产物，而与格鲁对远东形势发展的预估和设想有很大关联。在他看来，只要能合理利用外交技巧，就可能同时兼顾美日关系、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和其所坚持的原则，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设想反映了格鲁的外交观和他对美国远东利益的认知，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人士在远东外交问题上的一种思路。

　　
　　格鲁(Joseph C.Grew)作为1932～1942年的美国驻日大使，是美国内部温和派的典型代表。在1937年7月至12月问，他力主对日缓和，避免过分刺激日本，因而其对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张与国务院的实际政策有所不同。他为什么认为不仅对日绥靖是必要的，而且相信在上也是正当的?
　　
　　一、中国抗战爆发初期格鲁与国务院的政策分歧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美国政府首先采取了中立、静观其变的消极姿态，主要以道义劝说的方式阐发自己对国际关系原则的主张，鼓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实现和平。国务卿赫尔在7月16日、8月23日发表两次重要讲话，倡导“国家和国际间的自我约束，各国不以武力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不干涉别国内政，在和平的谈判协商中来调整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同时几次拒绝了英国提出的与美国联合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格鲁对此时国务院的做法大为赞赏，认为华盛顿的政策“与他完全一致”，“政府正在非常聪明地玩牌，或捏牌不放”。
　　随着中日战事的不断扩大，格鲁与国务院在是否继续坚持上述中立静观的消极立场上出现分歧。美国国务院决定更主动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政策由道义劝说转向道德谴责，不再刻意回避战争责任问题，而是更加积极地批评日本的侵略。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在国内民众谨防孤立主义的危险的同时，也提出非交战国以贸易手段隔离侵略国家的设想；10月6日，国务院发表声明，响应国联做出的公开谴责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的报告，并在此后倡导并参加了《几国公约》成员国组成的布鲁塞尔会议。而格鲁则提出美国远东政策的三大原则：不卷入；尽量保护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在完全中立的态度下保持与交战双方的友好关系。也就是主张只专注于保护美国在华实际利益而不积极介入中日冲突。他对政府的转向感到极为震惊和沮丧，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来制止日本，“今天我感觉我用心的城堡在耳边轰然倒塌”。
　　美国政府还必须对是否对中日战争援引中立法做出选择。中日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担心美国卷入在远东的冲突，强烈要求立刻援引中立法，禁止向交战双方运送武器和战略物资，给政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中立法问题始终有“24小时内随时变动”的可能。9月6日，国务卿赫尔向格鲁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发电，就援引中立法可能在中日两国造成的影响咨询他们的意见。格鲁认为，中立法的实施在短时间内不会对日本造成实际的危害，反而表明了美国不卷入的态度；随着日本海军加强对中国海岸的封锁，继续对华贸易将增加美国卷入战争的风险，因此建议援引中立法。而詹森则警告说，援引中立法将激起中国政府的愤恨，给在华美国人带来危险。美国政府几经权衡，最终仍然坚持与中日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而不援引中立法。
　　总之，美国政府在中日战争爆发初期，虽无实际行动制止日本的军事扩张，但基本上坚持了不承认主义的传统和赫尔两次讲活的精神，明确地表达了不同意日本行为、不承认日本侵略所得的态度。而与国务院相比，格鲁希望继续保持中立静观的消极政策，主张更谨慎地避免美国与日本产生摩擦冲突，更重视调停中日冲突的机会。
　　
　　二、格鲁政策建议的动机及设想
　　
　　那么，格鲁政策建议的动机是什么?不可否认，在各种外界压力下导致其倾向于妥协的必然性因素的确存在。格鲁认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中立避免卷入”，美国在华利益不可能也不值得使政府去冒与日本战争的风险，但包括公开道德谴责在内的国际和平机制不可能阻止日本的扩张。中日两国问的争端具有必然性。日本与中国目前在华北的冲突是“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必然结果。日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在华北建立完全的统治，或者准备最后退出满洲”。而中国也“不得不应对日本的挑战”。而且，公开的道德声明也无法影响到日本民众。
　　不仅如此，公开的反对日本反而会危及美国在远东的实际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甚至因而诱发美日战争。一方面，“日本，可能比大多数民族，更能长久地感念他们所认为的来自其它国家的友好，同时也更能长久地记恨不友好”。“他们仍然时常记得并且谈论我们在1923年大地震时的友谊，他们也时常记得排日法案和我们在满洲事件中的言行。”这样，日本将很可能进一步侵犯美国在华权益，并导致更强硬好战的内阁上台。另一方面，美国公众虽然爱好和平，但同时也是容易被激怒的民族。“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美国人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那时如果发生什么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还不要像‘缅因号’巡洋舰爆炸事件那样惊人，也满可以一夜之间就引起弥天大祸”。
　　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制止日本，那么“努力通过外交方式确保美国在远东的存在，而不直接插手中日冲突”就成为其上的必然选择。然而，根据格鲁电报和日记中的陈述，他的主张并非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现实的产物，而是想既承认事实，又创造出美国的最大利益。在格鲁的设想里，美国并非处于依赖于日本的友好来维护自己在远东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屈辱地位，而是正好相反。
　　格鲁一再强调，保持消极的姿态并非放弃美国政府所一贯坚持的原则主张。“我从没有任何一刻倡议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牺牲美国利益或者抛弃美国的政策、和我们作为缔约国的条约，以购买日本的善意。……我们建议的中心不是关于原则或者政策或者态度，而只是方法；不是已经采用的方法——那是我们衷心赞成的——而是可能在未来采用的方法。”所谓已经采用的方法，即赫尔在七八月问的两次讲话。也就是说，如果仅以阐述自身原则主张的方式间接地表明美国对日本的不同意态度，而不是英国所采取的鲁莽方式，就能即使日本“明了美国舆论反对日本在华的行动”和“强烈抗议由于日本的行动造成的美国利益的损失”，又不至于激化局势。
　　更重要的是，格鲁认为，日本终将陷入困境而需要回头。在他看来，存在一个可能的和平机会，即战争陷入僵局或者日本取得局部军事胜利以后，此时中日双方尤其是日本不愿再战：首先，日本的最大假想敌始终是苏联。如果在中国陷入持久战，将会把侧翼完全暴露给苏联；也削弱了自身的实力；同时也给苏联以更充分的备战时间。“日苏亲善是一个时代错误。……足以阻碍任何互相信任的基础的建立”，“他们必须守住已得之地。他们的补给线正越拉越细长……日军这样完全被拖住、相应被削弱之后，苏俄会怎么样?据我看，这是大局中未可逆料的重大因素”。其次，日本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民政府来维持中国内部的秩序。如果蒋介石政权垮台，日本将要么面临一个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要么面临一个取代了国民政府的亲苏的中国政府。“我们相信有一个时机将会到来，美国将感到需要劝说交战双方，以防止中国可能陷入混乱。在目前共产主义的潮流下，这种混乱是很可能出现的。”再次，日本无力承担在华军事开支。游击战将使H本在上陷入困境：“看来日本人对在几个月内取得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信心十足。他们似乎无法停下米考虑在战场上的多次胜利和可能实际上将中国军队作为有组织的整体摧毁以后，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我们怀疑他们是否考虑过这些因素的影响：近乎永无休止的游击战，日本在华业利益丧失殆尽，可能逐渐耗竭日本国库的巨额的财政支出和其它负担……可以想象日本战后将在威望和力量上大打折扣”。“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开始后，军费即追加四亿日元，战事若扩大，军费自必扶摇直上，这就必定会使争取和平的主张得到有力而切实的论据。”
　　正是由于以上的形势判断，格鲁认为：“我们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不应错过的机会。当美国为结束冲突而行动的时机到来，如果日本相信我们的好意和公正，她将更愿意听从我们的建议。”也就是说，格鲁认为日本在未来必将陷入困境，这正好为美国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实际力量介入而最终影响远东国际格局的一个支点。美国可以作为中间人从中取利。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既避免刺激双方，赢得日本的友谊，保证远东实际利益不受侵害，保持未来作为调停人的可能；又在口头上继续坚持不承认主义，不放弃原则。在时机成熟以后，帮助陷入困境的双方实现和解，从而既维持甚至赢得了两国的友谊，又通过对战后的和平格局施加影响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原则。这样，也就可以在未来同时保证美日关系、美国远东实际利益和最大限度的美国所倡导的国际原则。反之，如果美国此时改变静观政策，而公开谴责日本，就会“在日本民众中制造新的敌意来损害我们自己未来的利益，和未来可能的在和平工作中的作用”。
　　格鲁在中国抗战爆发初期的这几个月中，反复捉到这个可能的机会。而远东局势的发展似乎也部分地印证了他原来的设想。日军在东北和朝鲜的部队继续保持最高状态的战斗力以应付任何可能的事态；甚至可能将精锐部队用于东北驻防，而将相对较弱的部队派往中国战场。苏联显然不会立刻对日作战，但有人主张明确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为蒙古出兵援华创造条件。日本军部内部对未来在华行动开始出现分化，其中一派主张不越过黄河，以避免将侧翼暴露给苏联、补给困难、部队过分艰苦，并且认为以高昂代价换取相对较小的战术胜利得不偿失。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正日益明显，12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报告国民政府为争取苏联援助而改组，并释放政治犯。因此，在11月16日，在日本基本结束淞沪战役、开始进逼南京并开始流露出希望美国发挥“调停日俄战争时的作用”的时候，他报告政府“我们曾经设想的中国的情形可能正在到来”。其后一周内，由于日本的态度不甚明确，格鲁有所保留。但如前所述，他建议应该对未来调停的可能性进行试探，而不要因为原则给协商设置障碍。
　　总之，格鲁面对日本的大举侵华，在坚持美国不卷入远东纷争和认为国际和平机制毫无用处反而有害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形势的发展和日本的利己主义理性，认为只要合理地利用外交技巧，就能够使美国无需吹灰之力而在远东国际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保证未来美日关系、美国远东实际利益和最大限度的美国所倡导的国际原则，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三、格鲁的外交观及其对美日关系的认知
　　
　　格鲁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初期的美国对日政策的设想与努力，只是其使日10年外交生涯的一个缩影。在此期间，他一直坚持以外交手段来化解美日间的分歧，寻找并且等待能够同时平衡各种要求的妥协方案。之所以如此，与他的外交观及其对美日关系的认知有莫大的关联。
　　格鲁生于1880年，1904年首次出任外交职务，1932年就任美国驻日大使。其间28年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使其对外交的职能和性质产生了自己的见解：“外交是国防的第一线，而海军和陆军则分别构成了国防的第二线和第三线。”也就是说，外交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外交官的职责就是积极地寻求各种办法，以外交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争取实现“建设性的妥协”。如果第一线弃守，则只好等而下之，诉诸武力。因此，如果因为两国存在利益冲突，就分析认为战争无法避免，那就无异于未经努力就自动放弃了这道防线。“一个大使，刚到外国就职，即挥臂大呼‘战争不可避免’，那就等于卷起铺盖回老家。”
　　格鲁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强调外交是以“人类的能力和智慧”解决问题，并且时常带着某种嘲笑的口吻去描述军人所主张的单线条思维的“要么喜欢要么打。”因此，面对国家间的争端，是外交谈判还是军事冲突就被抽象成为智力与武力、文明与野蛮的较量。相信文明战胜野蛮还是野蛮战胜文明?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使格鲁近乎本能地做出选择：“由于天性，又由于有信念，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人类的能力和智慧，是能够战胜并制服这些举世为之不宁的困难的，对此日本和我国都负有责任。”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体制改革时曾有外交官与领事之争，格鲁不仅卷入其中并且深受其影响。外交官和领事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背景和外交理念。前者通常出身上流社会，家境优裕，受过名校，社会关系广阔，办理外交主要按照欧洲传统的贵族式的方式进行，注重私人交往，着重在方向上维持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而不拘泥于细节；而后者则由最初的商业代表发展而来，出身低微，主要受商务、上的业务训练，办理外交以一种现代的官僚式的方式进行，严格遵循文本，注重细节。外交官与领事之争实际上是精英外交与官僚外交之争。格鲁参与了这场争论，主张精英外交，他认为领事在“气质、人格和世界观”上都不适合外交，缺乏外交所需要的“想象力和主动性”。这场争论一方面是格鲁过去形成的外交观的反映；反过来，它也更强化了格鲁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此后，他坚持认为外交应该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把握原则的精神而不是细节，有长远目标和现时政策、目的与方法之分。
　　格鲁对美日关系和美国远东利益的认知更坚定了其寻求妥协的信念。在他看来，美日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上的冲突：“我们的经济利益并非互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两国都是原料供应国，但这些原料无须竞争。同样，我们虽然都向世界提供品，但产品各不相同，也无须竞争。日本提供的工业品，主要是以手工艺为基础，以其精巧驰名，美国则提供能由自动化机器大量制造的货品。因此，我们的经济利益不一定抵触，别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主因在我们的关系中也就不存在了。”而且，他主要将美国的远东利益界定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实际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主张“始终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部分地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实即我们的财产”，而这些利益本身从性质上说是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加以调和的。对于美日问的主要争端所在，即美国自华盛顿会议以来在远东确立的一系列条约框架和基本原则，格鲁主要将它们当作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供奉起来，并不以此作为美国在远东必须坚守的目标：“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有终极目标和现时目标之分……我们的长远目标基于我们对普遍遵行和维护国际事务中基本原则的智慧和功效的信仰……很显然，这些目标在性质上决定了不可能立刻达到。”最后，格鲁认为远东国际格局本来就应该调整。1932年，在就任日本大使的旅途中，他在日记里写道：“首先，我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但对它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却毫不同情。”
　　当然，格鲁作为美国驻日大使，也很清楚本国政府自“不承认主义”以来的原则立场。从1933至1937年，美国政府对日本向中国逐步渗透扩张采取了中立静观的政策，但从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所得，不放弃九国公约、巴黎和平公约所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在政府的原则与日本的扩张主义中达成妥协，寻找能够同时保证美日关系、美国在华实际利益和美国坚持的各项原则的机会，而中国抗战初期的远东形势就给格鲁提供了这样一个看似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要求的妥协方案。
　　1937年格鲁主张消极的远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当时中日冲突走向的估计，源于一种依靠外交技巧和便利的国际形势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妥协的机会主义设想。这种设想不仅是孤立主义和欧洲紧张局势的内外压力下被动接受的产物，而且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正是这种主动性赋予了格鲁在道义上的正当感。在他眼里，积极利用形势寻求“建设性的妥协”并非面对压力无原则的退让。正相反，它反而意味着忠于职守、维护职业自豪感和信仰人类智慧与文明。这一思路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远东政策的一翼，与以史汀生、霍恩贝克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一道共同构成了美国远东外交决策选择的大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