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鸦片战争前后；先进士人；外部世界；认知转变

　　[论文摘要]鸦片战争时期，先进士人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的束缚，从“天朝大国”、“华夷之辩”的心态中觉醒，眼光开始超越“天朝”的围墙，用近代世界的眼光来关注外部世界，开始将中国的命运与外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正是近代世界观念的觉醒。受传统世界观的影响所导致的整体性世界观念的滞后，成为决定中国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

　　
　　认识外部世界，具备近代世界知识是中国近代化具有决定意义的先决条件。地来看，世界知识在中国的首先遭遇的就是传统华夷世界观的抵制。因此，摆脱中国即为天下的传统世界观的束缚，承认东西方的对等地位，承认他国的地位和价值，才能客观科学地认知外部世界，才能知己知彼。本文以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鸦片战争为坐标轴，以先进士人为考察对象，回顾近代之初先进士人摒弃传统的华夷世界观，开始关注了解外部世界、接受近代世界观的历史状况，力图由此管窥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成败原因。
　　谈近代之初国人的世界观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必须追溯到近代中国的“前代”，具体是指从1527年葡萄牙人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300余年间的历史。
　　在近代地传人中国之前，中国人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构想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首先在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其次，在文化上是独放异彩的，足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国与礼仪之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形影相伴的“华夷观”。依照华夷之辩，“世界”足等差有序的，整个世界划分为华夷两极。中国是居大下之中的“天朝”，处于万方来朝的至尊地位。夷狄通过朝贡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并且“内中夏而外夷狄”是不变的天理。这种畸变的世界观更加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地理世界观，形成了“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小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完整意义上的近代世界观形成。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来华，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世界地理观产生很大的冲击，同时也为中国摒弃传统的世界观，形成全新的近代世界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
　　在传教士传来的西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就是关于世界地理知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玛窦的《万国舆图》和《山海舆地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庞迪我《海外舆图说》、利类思的《西方要纪》等等，这些两书对五大洲、气候带的分布以及各国的政教、历史、人情风俗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向中国介绍了许多崭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这些西方知识都是当时中国人见所末见、闻所未闻的，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李之藻、徐光启等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对两方地理知识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仅在1584～1608年间，就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十二种版本。一些开明士大夫接触这些书后，感叹世界之大，夷夏之见之小可持，李之藻亦慨叹：“地如此其人也，而其存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之中毫末，吾更藐焉中处。”一部分中国人的眼界已经被打开了，他们率先打破“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开始接受近代世界地理知识。
　　但这些传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在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仅局限于很小的学者圈子。即便是相信其说的，如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等人对于这些世界地理知识，“亦未能穷其究竟”。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知识，采取了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1584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在广东肇庆向国人展示世界地图时，中国人对于地图不是将中国放在中央而是推到东方一角上，提出愤怒抗议。为迎合中国人的观念，利玛窦“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住中央”。由于这种态度，国人并未真正认真研究西人的世界地理著作，明清时期的典籍大多仍然怀疑利玛窦等人宣传的近代世界观念，视之为“邪说惑众”。《明史》“外国传”虽有“五大洲”的概念，但还不能确信“五大洲”的存在，其中的欧洲部分有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其记述多有错漏，其中多处将佛郎机、法兰两混淆，又将葡萄牙与西班牙混淆。乾隆时期修《争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虽从传教士的地理著作中采纳了不少内容，承认“大地东西七万二下里，南北如之”，一面却又说，“中国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围，亦谓之裔。裔之为吉边也。”书中混淆佛郎机、法兰西、西班牙的情况依然存在，对西方诸国的、军事等情况也只字不提。从历史上看，正是这种“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念，限制了国人认识世界的历史进程，使得统治阶级对西方的认识处于模糊混沌之中。诚如梁启超所言，“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玛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清初有南怀仁、蒋友仁等之《地球全图》。然乾嘉学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
　　因而，此时近代世界地理观远远没有进入一般有知识的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当利玛窦、李之藻、徐光启等人过世后，世界地理知识很快被人所遗忘、失传。当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团来华时，清廷几乎无人知道“英夷”究竟在何方。嘉庆朝时，关于世界及周边国家的情况依然相当模糊，嘉庆朝所修《钦定大清会典图》卷八十七的中国全图中，只包括了中国和诸藩部以及周边的朝贡国，至于中国在世界中的地理位置，甚至在亚洲的地理位置，都没有在地图上反映出来，这表明时人还没有世界观念。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后的1842年，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还曾向将军奕经询问“英吉利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同?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与英吉利有无往来?”与西方打了近300年交道的中国统治者的世界地理知识如此可怜，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程度实在令人惊讶。
　　由此可见，明清间世界地理知识的输入，并没能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士大夫对“中国中心论”仍深信不疑。可是，即便是相信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若干说法，了解中国之外尚有其它文明，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图文化，中国人也坚持维护“中国中心论”的文化世界观，天下即中国的世界观并未受到真正的冲击。代表18世纪知识精英、学术和认知水平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新的地理知识和世界观念，同样表现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从华夷观念出发，明清士大大将“英吉利”、“意大利亚”、“佛朗机”等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纳入中华帝国的朝贡系统，要求远来的两方狄夷使节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导致乾隆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而一度兴起的“西学中源说”更是严重阻碍了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因而，当近代西方商人、传教士、外国使节来华时，国人仍然一概视为传统的“藩属”，采取卑视的态度和扶绥的政策，坚定认为中国“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连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初也认为：“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借资夷货”，如果中国闭关绝市，“恐尔各国乍计，从此休矣”。林则徐的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大中相当普遍。
　　可见，当世界已发生大变化时，中国人仍用老祖宗传下来的罗盘给自己定位，依然沉醉于传统的世界观，尚未产生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概念。直至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兴起了“世界史地研究”的热潮，开始形成近代世界观念的进程。
　　从近代化的启动来看，鸦片战争失败的关键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缺乏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没有事先的世界观的转变为先导。虽然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少数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开始关注域外，但他们仍乐观地断言：“彼万不敢以欺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并未加以重视。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了主动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序幕。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英国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此时，士大夫中的开明志士对探求外部世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急迫感，发出了“开眼看世界”的疾呼，在闭塞已久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瞭望世界形势的窗口。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地理和现状的著作，揭开了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序幕。这时期编纂和的世界史地著作主要有：林则徐《四洲志》(1841年)，魏源《英吉利小记》(1841年)、《海国图志》(1842年)，陈逢衡《英吉利纪略》(1841年)，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1841年)，李兆洛《西洋奇器述》(1841年)，姚莹《英吉利国志》(1842年)，《康蝤纪行》(1846年)，王蕴香《海外蕃夷录》(1844年)，梁廷栅《海国四说》(1846年)，徐继畲《瀛环志略》(1848年)，夏燮《中西纪事》(1850年)，何秋涛《朔方备乘》(1860年)，等等。据，从1840年到1861年止，至少出现了22种有关世界史地方面的著作。
　　这些著作基本上向国人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世界形象。首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天下”的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史地概况。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明确了地球的概念和整个世界的地理构成，介绍了东洋、南洋和欧美国家的简明历史。初步形成了世界地理的概念；姚莹的《康蝤纪行》以新的视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边疆和世界形势的了解认识；夏燮的《中西纪事》分析国家的殖民扩张史，提出中国的兴衰发展已不可逆转地纳入世界局势变化的轨道中；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着重考察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进而考察了俄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等有关问题；梁廷坍的《海国四说》详细介绍了英美的史地情况；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以图为纲，纵横贯通，介绍了世界80多个国家的地理情况、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综上可见，这些“开眼看世界”的学者开始自觉地以世界史的眼光考察世界格局，掀起了一股对世界史地知识追求的风气。“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和观念的传人，促使先进的士大夫开始摆脱“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狄夷”的传统世界地理观，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人也并非古之夷狄，开始承认西方文明。这些世界史地著作通过对欧洲列强历史、政事、、商务、军事、、、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记载，大略地描绘出一种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此时，中国士大夫所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利玛窦等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中世纪文化，而是高度发展了的近代文明和近代科学。这些文明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坚船利炮”练兵制器的技艺、“天文算术”的自然科学、“以商贾为本计”的制度、“凡事会议而后行”的政治制度等西方近代文明”。
　　鸦片战争后，先进士人率先意识到西方列强侵略的严峻形势，并影响到中国的生存。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隐含着承认西方近代文明所长，承认自己所短，而且这实际上是突破了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和华夷分立秩序，开始平等地看待外国和正确认识本国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的世界观走向崩溃。于是，以此为起点，中国近代士大夫开始用世界眼光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关注民族存亡，图谋中国富强的远策。在他们的影响下，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研究船炮技艺的热潮，刊刻了不少这方面的著述。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统计，谈及坚船利炮的有66人之多，一二十年间编写的有关枪炮火制造和火器攻防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有22种之多。
　　此外，这部分先进的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颇感兴趣。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最早注意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它向国人介绍英国议会制的同时，也概略地提到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随后《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等著作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不仅远溯西土“声名文物之邦”的亚德纳斯国(即雅典)，还扩及欧美数十国，涉及总统选举、议会设置、司法程序、条款以及三权分立等内容。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他们几乎是以相同的言词对之进行赞美。魏源称赞美国的民主政治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其章程垂奕世而无弊”。徐继畲则更以赞叹的笔调，推许美国的民主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占今未有之局”的奇事。虽然他们是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三代之治的角度上来看待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但至少已经流露出对近代民主制度的一种朦胧向往。
　　总之，近代世界观的传人，把束缚人们的传统“天下”世界观网罗撕开了一个缺口，有助于拓展国人的视野，开阔他们的思路，促使他们摆脱华夷对立意识的束缚，从而一定程度上把固有的“天下”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促使部分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但总体观之，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近代世界观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这时期，士大夫阶层及其他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仍然很肤浅，严重影响了其“睁眼看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虽然有了对外部世界的史地认识，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但中国的士大夫依然固守上的传统世界观，其内心深处的华夷对峙的情节依然没有消解。翻阅鸦片战争时期这些先进士人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西方文明看作足与华夏文明对等的文明体系，也没有视西方国家为真正平等独立的国家，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天朝上国的意识仍根植于他们的文化思想。如魏源在《海国图志》第七十四卷《释五大洲》中，对世界中心问题进行了考辨，他先是否定西方图说把地球分为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说法，认为世界分为四大洲，接着又论证了在这四大洲中，亚洲是最优越的，最后又论证了中国在亚洲是最优越的，从而得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优越于其它和国家的说法。无独有偶，徐继畲在《瀛环志略》第一卷中，仍标榜中国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并说“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先进上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同时，依然受传统华夷观念的潜在影响。由此，对中国外部世界仍然仍冠以“海国”、“瀛环”、“四裔”之类的华夷观念下的老名称，对西方先进科技还是附以“百工技巧”、“艺技”、“奇器”等称谓。传统世界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这时期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基本局限于对世界史地的描述上，而未能更深入地对西方文明进行分析和探察，也就不是以从整体上改变国人对“天下”、“世界”的认知。
　　鸦片战争后，中国朝野上下又回复到往日的苟且状态中去了，极力避免谈论“西洋”事情。对此，林则徐不无讥讽地说，“大有雨过忘霄之意。”此时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在国内的流传和影响也十分有限。《海国图志》问世后未能及时得到认同而广为，更遭到清政府的无端扑议。据有人推测，在战后20年间五次印刷，仅印了1000册左右；而《瀛环志略》则只在1850年承印过一次，还被时人指责、诋毁“颇张大英夷”。直到19世纪下半叶，《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介绍世界知识的著作才开始在国内受到重视并流行起米。
　　近代中国整体性世界观的滞后，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损火，致使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异常沉重。鸦片战争后，晚清统治者、其他一般士大夫和大多数中国人更是沉浸于传统的世界文化观，仍停留在华夷分立的世界里，难以自拔。鸦片战争后，从华夷观念出发，清王朝仍坚持其传统的制夷策。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纷纷前来要挟，企图从中分一杯羹。道光帝从华夷观念出发，坚持实行“持平”外交；在随即签订的一系列《南京条约》附属条约中，清朝官员也是站在从天朝朝贡体制的立场，结果给国家造成严重后果和巨大损失。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才有所改变。随着中国的惨败和西方东渐的进一步深化。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才明显意识到世界一体化的存在，认识到近代中国正面临着全新的世界形势。
　　世界近代化的表明，“后发”近代化国家在其开始启动近代化进程时，是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才促使“现代性”觉醒并在社会内部传播和渗透的。日本学者富水健一在论及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出现近代化的条件时，曾提出了著名的“四个命题”，其中第一个命题即认为：“非两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足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输入产生现代化的原动力——科学革命、市民革命、产业革命”，而摆脱传统主义。实际上就足：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近代化，除了输入有形的物质文明外，首先应实现世界观的转变。
　　确实如此，近代中国在早期近代化的启动之际、学习吸收西方文明之前，首先必须摒弃的就足传统的世界观，同时对西方文明进行科学而客观的估价，树立新的世界观，主动地加入世界新秩序。如此，中国才能真正地走出传统、迈向近代化。但回眸历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非常困难的，近代世界观的形成更不足一帆风顺。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其制约因素固然及其复杂，但近代“前史”时期，统治阶层未能妥善处理好中西关系。导致近代世界观的形成滞后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这300余年间，中国而对早已传人的世界知识充耳不闻，闻而不化，仍然陶醉于“天朝上国”的泥潭中。历经长期反复的认识，甚至是几代人的探索，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对激变的近代世界形势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才开始接受新的近代世界观。但已错过了开启近代化的良机，延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因此，研究探索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成败原因，更应把目光投向近代“前史”时期，投向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考察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形成情况，实际上这是决定中国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