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与宋代政治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　后妃；宋代；推恩；文官；内忧外患

　　论文摘要　本文全面归纳了宋代后妃与政治关系的主要特点，并从五个方面(包括方面)分析了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在《宋史》后妃列传中，共记录了55位后妃的生平。综合评判她们与政治的关系，有以下特点：
　　1、在皇帝能正常掌握朝政的情况下，后妃们没有向皇权挑战、挟制皇帝以满足自己欲望的行为。两宋时期基本都是这样。
　　2、太后(和太皇太后)们明显拥有比皇后大得多的权威，皇帝对太后(包括只具有抚养和非血缘的关系的太后)普遍十分尊重。这与太祖之母昭宪杜太后干预皇位传承得到赵匡胤尊重从而开创了皇帝敬重太后的先例有关。宋朝皇帝普遍孝敬太后，其中一些皇帝不仅在宫内，而且在朝堂上都以太后为跪拜的对象，曾引起文官们的反感和谏阻。典型的例子如：(1)“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饵不离左右。”(2)天圣五年正旦，真宗刘皇后(此间为太后)御会庆殿，群臣及契丹使者班廷中，帝再拜跪上寿。是岁郊祀前，出手书谕百官，毋请加尊号。礼成，帝率百官恭谢如元日。七年冬至，天子又率百官上寿，范仲淹力言其非，不听。(3)仁宗直到章献太后刘氏去世才知道自己是李宸妃所生，而李宸妃已先刘氏而死。“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4)仁宗曹皇后“拥佑两朝”，神宗对她“致极诚孝，所以承迎娱悦，无所不尽，从行登玩，每先后策掖。”后“晚得水疾，侍医莫能治。元丰二年冬，疾甚，帝视疾寝门，衣不解带。旬日崩……”(5)神宗向皇后，“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听。”“明年正月崩，帝追念不已，乃数加恩两舅，宗回、宗良，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6)高宗对孟太后和生母韦太后的孝敬则登峰造极。对孟太后，“帝事太后极孝，虽帷帐皆亲视；或得时果，必先献太后，然后敢尝。……绍兴五年春，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夕。”对韦太后，他是把她的生命的价值和是否快乐放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之上的。为了她有可能从金国被放回来，他不惜“曲己讲和”，是战是和，以金人是否归还韦后来决定。多次遣使赴金讨价还价，最后成为杀害岳飞、放弃大好的收复中原的时机与金人签定绍兴和议的原因之一。韦后回归南宋时，高宗率领皇亲、宰执、两省、三衙管军于途中奉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尔后，“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减，辄不胜忧惧。”告谕下属一切不好的消息都不要告诉太后。绍兴二十九年九月，80岁的韦后得疾，“上不视朝，敕辅臣祈祷天地、宗庙、社稷，赦天下，减租税。俄崩于慈宁宫……”
　　两宋皇帝对太后在礼仪上极尊，但对一般皇后和妃子则可以轻松控制与废立。
　　3、后妃们都没有主动援引外戚来壮大自己的权威，相反，多数后妃都自动约束外戚，不允许他们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权势以及仗着太后干预朝政。
　　4、后妃追求奢侈生活方式的少。
　　5、虽然有8位太后先后垂帘听政，但除英宗高皇后和宁宗杨皇后在政见和依靠大臣上有所偏听偏信、其所作所为在后人那里受到一定非议外，其余太后垂帘听政都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权力欲望和固执的政见，撤帘还政都很自觉。象宁宗杨皇后，听政仅8个月，便主动放弃这一权力，宝庆元年夏四月丁酉，“皇太后手书：‘多病，自今免垂帘听政。’壬寅，帝两请太后垂帘，不允。”
　　6、南宋后妃在政治生活中发生过恶劣影响的主要有两位：宁宗杨皇后，光宗慈懿李皇后。其中李皇后是有宋最凶狠、对皇家政治生活和治官活动都发生过最恶劣影响和巨大震动的一个皇后。其“生平事迹”是：李氏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中女。有善相人之道士皇甫坦认为此女当母仪天下并告知高宗。由高宗聘为忝王妃。乾道四年，生嘉王。七年，立为太子妃。“性妒悍，尝诉太子左右于高、孝二宫，高宗不怿，谓吴后日：‘是妇将种，吾为皇甫坦所误。’孝宗亦屡训后：‘宜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后疑其说出于太后。及太子即位，册为皇后。光宗欲诛宦者，近习皆惧，遂谋离间三宫。会帝得心疾，孝宗购得良药，欲因帝至宫授之。宦者遂诉于后日：‘太上合药一大丸，俟宫车过即投药。万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觇药实有，心衔之。顷之，内宴，后请立嘉王为太子，孝宗不许。后曰：‘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尝宫中浣手，睹宫人手白，悦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启之，则宫人两手也。又黄贵妃有宠，因帝亲郊，宿斋宫，后杀之，以暴卒闻。是夕风雨大作，黄坛烛尽灭，不能成礼。帝疾由是益增剧，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矣。后益骄奢，封三代为王，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后归谒家庙，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中兴以来未有也。是时，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骇。绍熙四年九月重明节，宰执、侍从、台谏连章请帝过官。给事中谢深甫言：‘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之爱陛下，亦犹陛下之爱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万岁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帝感悟，趣命驾朝重华宫。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饮酒。’百僚、侍卫相顾莫敢言。中书舍人陈傅良引帝裾请毋入，因至屏后，后叱日：‘此何地，尔秀才欲斫头邪?’傅良下殿恸哭，后复使人问曰： ‘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谏父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后益怒，遂传旨罢还宫。其后孝宗崩，帝不能亲执丧。”这个时候，宰相赵汝愚借助高宗吴皇后在孝宗梓宫前垂帘，宣光宗内禅手诏，立嘉王为皇帝，尊李氏为太上皇后，从而使之失去实权才终止了她为了满足自己私欲与刁蛮个性挟持光宗扰乱皇家和朝廷秩序和风气的作为。
　　纵观两宋，宁宗杨皇后和光宗李皇后之所以能够对政治生活发生一些恶劣影响，主要是利用了两个皇帝的懦弱和惧内的个性，并不具有必然性和典型性，且危害也远远小于汉、唐后妃的所作所为。总之两宋后妃中的绝大多数对宋代的政治活动和整个官僚队伍发生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如忠于国家和皇帝，克己自励，拒绝奢侈浪费，尊重以宰相、枢密使等为代表的文官士大夫的意见和意志；支持皇帝和朝廷善待宋代的大儒、巨匠；豁达大度待人等。这些对整个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为官为人和宋代文教取得巨大成就等都是发生了正面影响的。
　　那么，“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卓然而可尚”的决定性因素有那些呢?
　　第一，北宋开国君主及其以赵普为代表的政治家集团决心彻底终止唐末五代以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绵延不绝的相互血腥争斗、迫害，他们要在自己的“齐家”活动中首先体现，后妃们首当其冲，自然不能例外。而皇帝和皇族“齐家”的主要手段是：高度尊(孝)敬太后从而使其没必要揽权，有力钳制皇后(妃)使之难以揽权。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普遍相互优容的形势下，后妃们即使暂时大权在握，要打压政敌，也不可能用什么血腥的方式。如神宗去世，高太后有意立反对新法的歧王或嘉王为帝，遭到辅臣蔡确、章悖的坚决抵制而不能得逞。高太后对蔡确恨之入骨。哲宗初年，高太后掌控朝政，她罗织蔡确的罪名时连守旧派的右相范纯仁、执政王存、中书舍人彭汝砺也不支持。最后将蔡确远贬，几次大赦均不赦，确竟死于贬所。但也仅此而已。哲宗死，宰相章悖以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为理由反对徽宗即位；而后又在如何看待神宗变法、如何办理哲宗丧事和对待哲宗刘皇后用什么礼仪等问题上与向太后较劲，逼得向太后违心作出让步。徽宗亲政后，厌恶自元祐以来互相报复的党争，对章悖仅罢相而已。
　　第二，宋代对后族广泛推恩，其亲属都能获得官职和优厚待遇，锦衣玉食没有问题。因此几乎无人怂恿、推动后妃们去争斗冒险。下面我们来看看宋代后妃的亲属们从皇帝那里得到的推恩和封赠(见于记载者)：
　　太祖母亲杜太后的父亲杜爽赠太师。
　　太宗李皇后，其嫡母吴氏封卫国太夫人；生母陈氏封韩国太夫人。真宗刘皇后，仁宗“令天下避太后父讳。”追赠三世皆至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父封魏王。李宸妃，其弟用和，仁宗拜其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宠赍甚渥。“既而追念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玮。”杨淑妃对仁宗“拥佑扶持，恩意勤备。及帝即位，尝招其侄永德见禁中，欲授以诸司副使。妃辞曰：‘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更命为右侍禁。”“后父祖皆累赠至一品，知信赠节度使。”
　　仁宗曹皇后，有恩威于三朝。神宗推恩曹氏，拜其父佾中书令，进宫者四十余人。张贵妃甚得宠爱，31岁死，仁宗哀悼之，追册为皇后；又追封其父尧封清河郡王，谥景思。尧封兄尧佐也“因缘侥幸，致位通显。”苗贵妃拥佑英宗有恩， “赠其父至太师、吴国公，母陈，楚国夫人。”
　　英宗高皇后，其母乃仁宗曹皇后姊。所以“后少鞠宫中。”其弟士林，供奉内殿崇班久，帝欲迁其官，为后谢绝；帝累欲为高氏营大第，后不许；其从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确欲献谀以固位，乞复其官，被严词拒绝。高宗时，澄清蔡卞等在高皇后死后的不根之谤并暴其罪后，“褒录后家，赠曹夫人为魏、鲁国夫人，弟士逊、士林及公绘、公纪皆追王，擢从孙世则节度使。他受恩者，又十余人云。”
　　神宗向皇后，生前严厉控制族党邀恩，认为这是“以私情挠公法，一不与。”去世后徽宗“追念不已，乃数家恩两舅，宗良、宗回，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而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非常典也。”朱皇后(哲宗生母)的生父、后父、养父“皆至师、保。”
　　哲宗孟皇后，不为族党谋私恩。死后，高宗“推恩外家凡五十人。”
　　徽宗郑皇后，被掳北迁，5年后崩于五国城。绍兴七年，高宗始知徽宗与后皆死。“高宗大恸。诏立重成服，谥显肃。后亲族各迁官有差。”韦贤妃“从上皇北迁。建炎改元，遥尊为宣和皇后。封其父安道为郡王，官亲属三十人。”绍兴十九和二十九年，韦太后70和80大寿，其亲属两次迁官一等。去世时，“亲属进秩者十四人，授官者三人。”
　　钦宗朱皇后，亦死于北方，但“不知崩闻。庆元三年上尊号，谥仁怀……推恩后家十五人。”“兄二人：孝孙，靖康中以节钺换授右金吾卫上将军，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孝章，一日孝庄，官至永庆军承宣使，卒赠昭化军节度使。”
　　高宗邢皇后为王妃时被北掳，“王怜之，及即位，遥册为皇后，官后亲属二十五人。”吴皇后被“追王三代，亲属由后官者三十五人。”
　　孝宗夏皇后，“亲属推恩十一人。”谢皇后，“亲属推恩十人。”弟渊，从武翼郎开始，光宗、宁宗朝步步高升，直至保信军节度使加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夏皇后崩，“遗诰赐渊钱十万缗、金二千两、田十顷，僦缗日十千。后累升三少，封和国公。嘉定四年薨，赠太保。”
　　宁宗韩皇后，父同卿，由知泰州升扬州观察使；母庄氏，封安国夫人。杨皇后，其兄次山，“官至少保，封永阳郡王。次山二子：谷封新安郡王，石永宁郡王。自有传。侄孙镇，尚理宗女周汉公主，官至右领军卫将军、驸马都统。宗族凤孙等，皆任通显云。”
　　理宗谢皇后，在尊为太后后，父、祖、曾祖皆封为王。“宗族男女各进秩赐封赏赍有差。”
　　度宗全皇后，在咸淳年间被“追赠三代，赐家庙、第宅。弟清夫、庭辉等一十五人，各转一官。……推恩姻族五十六人，进一秩。咸平郡夫人三十二人，各特封有差。”杨淑妃乃亡国殉难者，咸淳三年，进封淑妃时，“推恩亲属幼节等三十四人进秩有差。”
　　可见对后妃亲属给以尽可能多的荣宠是宋朝坚定不移的国策和传统。
　　但是，实质性的权力是不会交给外戚的。如仁宗皇佑二年闰十一月，“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任。”后妃族人是不能随便与朝廷官员往来的，如哲宗元符元年二月戊辰“吏部郎中方泽等坐私谒后族宴聚，罚金补外。”也不允许有人利用与后妃家的婚姻关系谋取官职，如治平四年神宗上台才半年，“秋七月庚辰，诏察富民与妃嫔家昏因夤缘得官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宋代对可能的外戚干政问题采取的是外松内紧的控制策略。
　　第三，强大的文官格局使后妃擅权在制度内空间狭窄。宋代的制度使以宰相、枢密使为代表的文官们一直是在与赵氏共同坐江山，皇家对他们十分优容，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任何势力扰乱这一统治秩序——每当皇权受到某种威胁或潜在威胁(包括后妃的威胁)时，他们都坚定地比较一致地站在皇帝和秩序一边，有力阻遏后妃特别是太后们企图完全享有最高权力的企图。
　　在两宋的上，首先是吕端在真宗即位前夕挺身而出先软禁有异谋的宦官王继恩，接着又说服动摇中的李太后，同意太子真宗即位。在“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时，吕端却“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吕端不仅人事不糊涂，而且其胆识和果断为后来的宰相树立了榜样。仁宗年间事更多，但寇准、冯拯、范仲淹、王曾、鲁宗道、晏殊、薛奎等人在仁宗与太后刘氏(此人当时以褒宠拉拢获得了王钦若、曹利用等在人数上居于少数的奸佞的支持)的关系中坚定站在幼弱的仁宗一边，毫不犹豫地阻止着刘太后的擅权企图。张揆在仁宗时担任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判太常寺，“一日，进读汉《马后传》，至服大练、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损，使保其家。’帝嘉纳之。”可见君臣是有共识的。明道元年(1032年)北宋宫廷发生两个重大事件，首先是仁宗生母李宸妃可疑而死，刘太后说这是“一宫人死”，拟简单出葬了事。但宰相吕夷简坚定站在宸妃和仁宗一边，甚至不惜与太后正面冲突：“初，章献太后欲以官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廉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接着是该年8月，内宫莫名地发生大火，连烧八殿，靠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去其锁”，才带着仁宗逃至延福宫。惊魂未定的仁宗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火灾后的首次早朝，对太后保持警惕的宰相吕夷简以强硬的方式向太后表明了他坚定拥戴仁宗的态度：“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仁宗)御拱宸门，追班百官拜楼下，宰相吕夷简独不拜。帝使问其故，曰：‘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夷简乃拜。”由于刘太后权势很大，所以吕夷简此时显示的决心和胆量是超过当年吕端的。钱惟演在仁宗即位后任枢密使，此人好攀附，先附丁谓排陷寇准，后见丁谓在官场形势不妙，又将丁氏挤走。后还与刘太后结成亲戚。“宰相冯拯恶其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刘美，乃太后姻家，不可预机政，请出之’。乃罢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即日改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冯拯的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禁中卫卒夜变，帝旦语二府，奖张贵妃扈跸功。夏竦即倡言：‘当求所以尊异之礼。’(三司使、端明殿学士)张方平闻之，谓陈执中曰：‘汉冯健仔身当猛兽，不闻有所尊异；且皇后在而尊贵妃，古无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责，将萃于公矣’。执中瞿然而罢。”即使是皇帝的意思，张方平也要抵制，而且能够成功。又比如没有儿子的哲宗去世，太后与宰相等大臣商议谁即位的过程也能有力证明宰执大臣们的分量：“元符三年正月乙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悖厉声对日：‘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日：‘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悼又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布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悖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代有许多后妃的废立皇帝都要主动找宰相商议决断。太后也难以钳制宰相。
　　此外，据陈峰先生的研究，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皇室与“将门”联姻的现象(北宋九朝皇帝历17位皇后，除真宗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刘皇后外，其余14位均为将家女；北宋诸公主所嫁对象28人，明确为将门出身者16人，文官后裔4人，外戚子弟3人，其余5人不详)。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在于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武将政策中的组成部分，为后嗣帝王所沿袭。既然后妃多来自将领家庭，皇帝们一般不会再允许壮大后妃的势力了。宋朝文官们都很明了皇帝们搞平衡的心思，约束、阻止后妃擅权成为他们当然的目标和几乎完全一致的选择，甚至个别帝王违背这一传统他们也要坚决抵制。如孝宗时钱端礼利用符离之败后孝宗在战和问题上的摇摆，附和汤思退以主张对金妥协议和取得孝宗信任，除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时久不置相，端礼以首参闚相位甚急。”由于端礼乃是皇长子的老丈人，“殿中侍御史唐尧封论端礼帝姻，不可任执政，不报，迁太常少卿。馆阁士相与上疏排端礼，皆坐绌。”此时有一刑部侍郎跳出来为端礼张目，“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力诋其罪，且谓本朝无以戚属为相，此惧不可为子孙法。逮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言。”可以说是一个文官团队以坚定维护祖宗成宪为理由成功阻止了外戚利用皇帝的一时糊涂当宰相的企图。在两宋上，包括文官担任枢密使、宰相后来逐渐扩大过问军事、的权力，都是皇帝有意要形成的格局。只有这样，赵氏的江山才十分安稳。
　　第四，宋代内忧外患多，且经常威胁到王朝生死，造成手握最高权柄者压力极大，换言之许多时候做皇帝(或分享皇权)并不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后妃们不容易对最高权力产生多少野心，甚至只能选择与皇帝同心协力。
　　第五，宋代崇文，不但文人士大夫尚文蔚然成风，皇帝也多有之能力或情趣；而宋代后妃多数来自统治阶级中上层，也较有家庭教养乃至文化和艺术修养。我们看看史料的记载：
　　太祖贺皇后“性温柔恭顺。动以礼法。”王皇后“恭勤不懈，仁慈御下。”“常服宽衣，佐御膳，善弹筝鼓琴。晨起，诵佛书。事杜太后得欢心。”
　　太宗李皇后，“性恭谨庄肃，抚育诸子及嫔御甚厚。”真宗生母李贤妃是太祖“闻妃有容德，为太宗聘之。”
　　真宗郭皇后，“谦约惠下，性恶奢糜。族属入谒禁中，服饰华侈，必加戒勖。有以家事求言于上者，后终不许。兄子出嫁，以贫欲祈恩赍，但出装具给之。上尤加礼重。”刘皇后虽生平较为坎坷，但“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闹事有问，辄傅以故事以对。”她在仁宗初年临朝称制11年，受到仁宗的高度尊敬，“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她还重视使仁宗能受到良好：“后称制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谕辅臣曰：‘皇帝听断之暇，宜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于是设幄崇政殿之西庑，而日命近臣侍讲读。”
　　仁宗曹皇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白书。”作为仁宗之妻她患难与共、作为英宗母亲她“慈爱天至”，临朝称制一年她紧密依靠宰相臣僚，“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日‘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纲要。”她救苏轼之举，突出显示了她对苏轼这样的艺术大师的爱护和尊重。“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豫中为之，谓帝日：‘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日：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太后亲近、理解、保护文学艺术大师的佳话之一。杨德妃“端丽机敏，妙音律，组钏、书艺一过目如素习。”
　　英宗高皇后，由于在政见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利用哲宗初年柄政9年之机会一反王安石之作为，对外弃“不毛之地”换取与契丹的和平，抑制外戚、恩悻，“朝廷清明，华夏绥定。……人以为女中尧舜。”应该说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她极为敬重、依靠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这些“知名士”。同时，她也是苏轼的知音之一。哲宗元祐二年，苏轼以翰士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日：‘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日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这是在封建正史上能读到的太后、皇帝和著名文豪相知相敬的最为动人的事例之一。此事也典型地说明了宋代帝后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他们的价值观念。
　　命途极为坎坷的哲宗孟皇后“性节俭谦谨”，被高皇后称为“贤淑”，后极受高宗孝敬。
　　徽宗郑皇后“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有异宠，徽宗多赍以词章，天下歌之。”徽宗韦贤妃(高宗生母；后谥为显仁太后)“聪明有智虑”，“性节俭”：安妃刘氏很受宠爱，“天资警悟，解迎意合旨，雅善涂饰，每制一服，外间即效之。”
　　高宗吴皇后，“后颇知书，从幸四明，卫士谋为变，入问帝所在，后绐之以免。未几，帝航海，有鱼跃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鱼之祥也。’帝大悦，封和义郡夫人，还越，进封才人。后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由是宠遇日至……”
　　孝宗谢皇后，“性俭慈，减膳羊，每食必先以进御。服浣濯衣，有数年不易者。”宁宗杨皇后，“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竞立之。”她们和皇帝、文官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和志趣，沟通容易；文官们的生活方式和追求一般不和她们相冲突。何必干预朝政呢?
　　总之，宋代皇家软硬兼施，成功约束了后妃的活动，使绝大多数天子都显得“齐家”有方，从而对官员的“齐家”和活动的相对规范，对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拥有相当宽松优容的背景，发挥了明显的正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