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中央苏区乡村的选举运动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中央苏区;乡村;选举运动

　　[论文内容提要]中央苏区乡村的选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生活,以及广泛的宣传和发动,不断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广泛性;与此同时,在组织选举的实践中,通过不断经验教训,完善选举制度,规范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不仅使三次选举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成功的胜利,而且对中央苏区农村的､建设和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苏维埃最广泛的,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1]民主选举是苏维埃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的具体形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从1931年年底至1934年年初中央苏区进行过三次选举运动｡这三次选举在选举系统上分为,区以上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实行间接选举,区以下的乡苏维埃和县直属的市苏维埃实行直接选举｡本文仅就中央苏区乡村直接选举如何发动群众,组织选举及其选举所产生的作用等略作分析和探讨｡
　　
　　一
　　
　　乡苏是苏维埃最基本的组织,为建立健全有强大工作能力的地方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乡苏的选举,不仅在苏维埃､选举制度和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法令中明确规定了乡苏选举的原则､程序和方法,而且将乡苏和市苏的选举看成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2]为了发动和吸收乡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选举,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和措施｡
　　(一)深入开展阶级斗争,激发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主动性｡1931年年底和1932年年初,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选举运动时,由于“一般群众对于选举,脑筋里的印象很浅,”[3]对选举的意义认识不足,各地选举的空气一度“非常沉寂”｡中央巡视员陈毅在检查江西省选举运动情况时发现以上不良现象后,在1932年1月17日《红色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还没有动员起来,把分土地分谷物打土豪等斗争与省选联在一起,群众还不懂得从这些斗争中物色自己应该选举的人,以及自己怎样从斗争中争取自己在选举中的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项英特地为该文写按语,明确指出:“深入阶级斗争,是动员群众最主要的办法｡”此后,中央苏区乡一级的直接选举,与查阶级巩固土地革命成果､肃清革命政权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紧密结合,“使土农群众了解苏维埃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如选举不好的人去做工作,就不能替大家谋利益｡”[4]阶级斗争的深入开展,提高了群众对选举意义的认识,从而激发了乡村群众为选出自己的代表而自觉参加选举运动的主动性｡
　　(二)联系群众的实际生活,调动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积极性｡“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5]苏维埃选举运动如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空喊发动群众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号召,“在整个苏维埃选举运动中,必须联系到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6]遵循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乡一级的选举运动十分注重收集群众的要求和意见,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在选举大会上普遍的有提案,其中以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解决几年来无音讯的红军老婆的问题,消除市面现洋与纸币的差异现象,进行节省运动,推销公债,扩大合作社组织,准备春荒,女子由甲地嫁到乙地土地问题解决,修理道路桥梁,设俱乐部列宁小学等问题为最多｡”[7]杨殷县泮溪区长教乡群众的提案着重于经济建设方面,重要的提案有“开发油山､石灰矿､加紧冬耕､禁宰耕牛､巩固苏维埃等｡”[8]该乡根据当地的客观情况,还在“选举中建立了一个皮纸生产合作社｡”[9]同区二坑乡在选举中“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都有极大的发展｡”[10]为改善群众生活,兴国县城冈区演元乡群众提出“日用品､材､棉花､食盐等输入问题,请求上级苏维埃国民经济部门特别注意｡”[11]“胜利县平安区各乡群众要求发展对外贸易,尽量把苏区出产品运出白区,从白区运进大批的盐布｡”[12]为改变乡村落后,群众出行不便的困难,兴国县城冈区各乡在选举运动中开展修理道路桥梁的竞赛,城冈乡“增修石桥一座､木桥一条”,“小获乡增修木桥三条,县路五里,”“白塘乡增修县路五里,石桥一座,”“繠龙乡增修县路十里,增修木桥一条”,“增溪乡增修县路五里,木桥二条｡”[13]由于乡村选举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生活,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积极性｡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就此总结说:“苏维埃选举运动的发展,使选民群众极大地认识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过去不积极参加选举的民众,现在许多都积极参加起来了｡”[14]
　　(三)进行普遍的宣传动员,提高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广泛性｡由于受封建地主阶级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普遍性地没有知识和民主参政意识｡中央苏区开展选举运动时,许多群众不仅对民主选举的意义缺乏认识,而且对选举的法令茫然无知,“有人说,‘选举权是可以参加选举的意思,被选举权是豪绅地主富农等被剥夺选举权的意思,’又有人说:‘十六岁以上的贫苦工农享有选举权,老的少的､不能做事的是享有被选举权｡’”[15]“(宁都县)安福区把吃鸦片烟的,不分阶级成份,一概剥夺了选举权,固厚区富足乡把四十五岁以上的都剥夺了选举权｡”[16]鉴于这种状况,为普及苏维埃选举的法令知识和提高群众的民主参政意识,中国共产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挨门挨户作宣传工作”,“动员所有宣传机关和群众团体,进行普遍的宣传鼓动工作｡”[17]1933年第三次选举,“普遍以乡为单位,组织了三人至七人的宣传队,比较先进的地方组织了化装讲演,演新戏,俱乐部开晚会,各学校上选举课等｡”[18]为使宣传动员取得好的效果,中央苏区直接领导选举运动的内务部除大造声势分别召开了北部18县和南部18县两个选举动员大会外,还办了两期培训宣传和选举工作的干部培训班｡各省､县､区也开办了选举运动的训练班,如江西省博生县梅江区召集各乡宣传队到苏区集中训练,“讨论关于选举运动的各项问题,对于选举运动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方法,宣传鼓动工作,选举手续及选举的条文,都有了相当的了解,才回到各乡去工作｡”有的乡“宣传的内容比较活泼,不是一般的背诵几个中心口号,能够实际地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群众了解今年选举运动的重大意义｡”[19]有的“村组织了宣传队,深入各家各屋去作广泛宣传,使每个选民都来参加选举｡”[20]通过上述普遍深入的宣传动员,中央苏区乡村群众的民主觉悟和参加选举的广泛性不断提高｡“一苏大会后两次选举中,第二次比第一次参加选举的人数更见增多｡”[21]1933年的第三次选举更是“吸收了最广大的选民,根据几个,先进的如:兴国全县､上杭才溪区､瑞金武阳区,平均到会的选民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比较落后的地方如西江县､洛口县,到会选民平均在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中等区如瑞金的下肖区到会选民平均在百分之七十一以上,拿这些数字来推算,到会的选民当在百分之八十以上｡”[22]
　　
　　二
　　
　　群众的广泛参与,固然是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在乡村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但要取得选举的实效,即通过选举“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份子选进苏维埃”,[23]则还需在选举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严格遵循苏维埃选举法令,规范化地开展选举的各项工作｡中央苏区的乡村选举的程序和方法如下:
　　(一)划分选举单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的第一次选举运动,鉴于地方苏维埃所辖区域基本上是传统的区范围,“区域过于广大,”即不便于行政实施,也不便于选民直接参加选举的弊端;1932年12月15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苏维埃建设重要训令》,要求“使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和各级苏维埃的选举结合起来”,并特别强调“乡一级的划分和选举应用去大部分的时间和力量｡”[24]依照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暂行条例》,乡的区域范围规定:“山地,每乡管辖纵横不得超过十五里,不得超过三千｡平地,每乡管辖以五里为主,最多不得超过十里,人口不得超过五千｡”[25]中央苏区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的第一次选举和1932年9月至当年年底的第二次选举,大多是以这种缩小了范围的乡为单位召开选举大会｡但由于乡辖的各村选民仍需集中到乡参加选举,影响生产和生活;尤其是山区不便,“有的路隔上十里或七八里,要他们有选举权的都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26]1933年8月至1934年1月的第三次选举前两次选举的经验教训,为方便选民参选改变做法,把“选举单位改小了”,“乡村居民,百把个人的村子或屋子(小村),就可单独开会｡”[27]毛泽东主席《在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这一改变与争取选举圆满胜利有很大关系,因为选举的单位小不但可使选民的多数甚至全体都到选举会,并且可使选民对于被选举的人的选择更加容易,选民的提案必定更好更多,日后的撤回权也更容易行使｡”[28]
　　(二)成立选举机关｡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规定,“在乡村地方由区执行委员会组成全区选举委员会,”“区选举委员会之下得设立(乡)选举委员会分会｡”[29]作为组织和领导乡村选举运动全部工作的专门机关,区选举委员会和乡选举委员会分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选举运动中,“许多地方没有很慎重地去领导选举｡”[30]“如有些仍照旧办法,开群众大会选代表,有的不管选民到多到少就选举｡”[31]对待选举“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了事”的现象在宁都县各地的表现为:“有的地方没有填选民登记表,就选出代表来了;有的地方选民登记表未填写完就选举了代表｡选举大会很少有记录,选举是否合法无从查考｡选举委员会有的地方没有组织,即有组织的地方也是挂一空名｡”[32]1933年第三次选举为了完善选举机关,加强对选举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修改后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是由政府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所组成｡”[33]这一规定改变了前两次选举“仍然是单独由政府人员选举”[34]的做法,充分发挥了乡村工会､贫农团､妇代会等群众团体在选举工作中的作用,从而为第三次选举取得圆满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选民登记｡苏维埃和选举法尊重和保护工农群众的权利,苏区工农群众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登记是在选举的过程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的步骤和手段,其目的是“使到会的选民都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及其它应得选举权的人,而没有一个已经剥夺选举权的被他混了进来,没有一个应该剥夺选举权的被他假冒工人农民偷取了选举权｡”[3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规定,在开始选举的两星期前实行选民登记,有组织的人可经过组织登记,无组织的人由选举委员会登记员登记,登记时按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规定的表格填写｡登记结束后由选举委员会审查选民资格,然后公布选民名单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的名单｡通常做法是用红纸公布选民名单,用白纸公布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名单｡如有个别阶级异己分子混进了选民名单,便会在群众的监督揭发下被清除出去｡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公布选民名单时,“有一个省苏工作人员阙聚五,是通贤东里区的富农,他的名字是写在红纸上,该乡群众立刻到乡苏向选举委员会来斗争,不准在红纸上发布,不准他有选举权｡”[36]选举大会召开时,在大会入口也实行登记,选举委员会严格验查选民身份,防止无选举权的人窃取选举权｡如“洛口县王陂区平江乡开选民大会的时候,有三个阶段异己分子,想来偷窃选举权,立时被选举委员会发觉,领导全体选民和他们斗争,”[37]将他们清除出会场｡
　　(四)向选民做乡苏工作报告｡乡苏在选举之前一星期,以屋子或村子为单位召集选民大会,做总结乡苏的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经过的报告,发动选民讨论,提出批评和改正工作的具体意见｡这种报告制度在前两次选举运动中,“除一部份地方外,多数地方没有实行｡”第三次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必须在这次选举运动中真正地实行起来,”[38]中央内务部还为此制定了指导乡苏做报告的大纲｡依照中央的训令,第三次选举运动“乡苏向选民做工作报告,一般的是进行了,而且报告之后,或多或少对政府下了批评｡许多地方批评政府对战争动员,如扩大红军､归队运动等,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绩,地方建设事业注意得不够等等,给了对工作消极怠工,官僚腐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以严厉的打击｡”[39]
　　(五)提出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由选举委员会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后提出,并予以公布,以便于选民对于各候选人能够加以充分的考虑｡在第三次选举运动中,“所提出的候选名单,许多地方超出了应选代表人数之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40]使选民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关于候选人的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33年8月9日发布的第22号训令中要求,“不但应注意不使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成份与工作均坏的)混了进来,还应注意各人的政治表现与工作能力｡”此外,针对前两次选举“许多地方乡苏中劳动妇女当选的依然不多,一部分乡苏甚至一个妇女代表都还没有”[41]的缺陷,中央执行委员会强调,在提出候选人名单时应预先考虑选出的代表比例中“至少要使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42]
　　(六)公布提案的草案｡在选举大会开会前,选举委员会须公布大会提案的草案,“使选民看了草案好去充分准备意见｡”提案的草案由选民提出,选举委员会公布后提交选举大会讨论通过｡提案内容要求“能够充分表现当地群众对于自己生活,对于政府的法令政策,对于革命战争的意见｡”[43]
　　(七)召开选举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规定,选举不用书面投票,而以举手来付表决,候选人表决的方式,即可逐个表决,也可用整个的名单来表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选举运动中,许多地方是采用后一种方式,“是将候选名单整个的报告讨论表决,而不是按名逐一报､逐一讨论､逐一表决｡”鉴于这种方式在实际运用时存在“使选民真意不能充分发表”[44]的弊端,因此,在第三次选举时修改选举的办法,重新颁布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规定:“提出候选人付表决时,须用逐个表决的方法,不得拿整个名单一次付表决｡”[45]此外,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2号训令还进一步强调:“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方式去通过代表名单,当着选民中有不赞成某人的表示时,须立即注意群众的意见,如果为多数人所反对,应即撤消原提议,而另提适当的候选人,或由群众提出候选人｡”[46]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依次选举产生后,大会紧接着讨论通过提案的草案,“收集群众的意见提到苏维埃来,作为新政府的行政方针｡”[47]

　　三
　　
　　中央苏区乡村的三次选举运动,对中央苏区的､建设和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其一,改造了乡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48]许多“区乡办事人员的成份,大部分是流氓富农,甚至于地主豪绅子弟,纵有些少数工农分子,亦受他们的包围和欺骗｡”[49]这种状况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31年12月15日发布的训令中明确其实质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乡与城苏维埃,没有真正建立起来｡”[50]由此而开展的选举运动在农村彻底改造了乡苏维埃政府｡选民登记､候选人名单公布以及选举大会表决这三个选举程序如三道严密关口,不仅将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去,而且唾弃了原乡苏政权中的腐化堕落分子､消极不积极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如福建上杭县通贤乡候选人名单中“两个最主要负责的人”,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查田中把十三担好田换给自己,另一个是乡苏主席,募捐收入未公布清单且帐目不清,都受到“群众最严重的批评,选举大会中没有当选为代表｡”[51]瑞金县下肖区沙州乡选举时,“有些与地方富农妥协的份子,及几个对革命工作表示消沉､和斗争比较不积极的份子,均经多数选民的反对而否决｡”如此严格､规范的选举,“选出了政治坚定､斗争经验丰富工作积极,真正能代表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代表｡”[52]苏维埃基层政府的形象和乡苏代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代表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蔚然成风｡杨殷县泮溪区长教乡“当选的代表集中开会时,一致要求自带伙食,而把公家发给的伙食费捐助红军战费｡”[53]群众称颂:“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在纯洁了组织转变了干部作风的同时,选举运动还使乡苏政权“改善了工作方向”,选举大会集中选民意见通过后形成的提案,使乡苏的各项工作“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的任务,”[54]｡
　　其二,推动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在选举运动中,提高了政治觉悟的乡村群众曾兴起踊跃购买临时中央政府经济建设公债的热潮｡如“杨殷县泮溪区二坑乡,在选举运动中,提高了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推销了公债三千余元,超过原定的计划｡”[55]胜利县仙霞区“单是仙霞乡一乡推销了(公债)三千四百余元｡”[56]福建上杭县才溪区“下才溪(乡)在(选举大会)会场中一天买了(公债)一千五百多元,上才溪(乡)六百三十元｡”[57]选举运动还极大地调动了乡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他们大量开垦荒地,扩大了耕种面积,“有些县份如兴国等完全消灭了荒田,连荒了几十年的‘死地’也苏生起来｡”在兴修方面,仅江西瑞金县在1934年春就修复和新建陂圳1404处,水塘3379个,94%的农田得到水利的灌溉｡[58]为解决耕牛､农具匮乏和青壮年男子大多参加红军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各乡村广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和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以没收地主的和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为基础,农民再共同集股添购耕牛农具,在农户之间有计划地调剂使用｡劳动互助组一般以村为单位,凡农民及其它有选举权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可加入｡为开发劳动力资源,乡苏政府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并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妇女学会犁田耙田插秧等农活｡1934年5月28日《红色中华》报道,“在福建今年的春耕中,已学会犁耙和莳田的妇女有一千六百多人,在兴国今年一月全县还只有三百三十六个妇女会犁耙,到四月就有一千零八十多人了｡瑞金全县学习犁耙与莳田的妇女,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八名,学会的已有三百四十八人｡”妇女已成为中央苏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经过艰苦努力,中央苏区的农业经济不断恢复和发展,“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59]
　　其三,支援了革命战争｡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与发展革命战争,一切工作以战争为中心｡围绕这一中心,中央苏区乡村的选举运动与完成战争动员,扩大红军､慰问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工作紧密结合｡如福建上杭县才溪区“大地乡选民大会中,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全乡赤卫军模范营两班中去了一班｡”[60]“兴国的文溪区在选举中扩大红军一百二十七名,上杭旧县区苏代表会有三分之一的男代表报名去当红军,决定做草鞋一千五百双(慰问红军)｡”[61]选举运动极大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提出要以选举运动的胜利,“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62]此后,虽然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及其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最终遭到失败,但选举运动在动员和组织乡村广大民众积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光辉业绩是永垂青史的｡
　　
　　[参考文献]
　　[1][14][25][29]江西省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究､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2][23][28][30][34][35][47]毛泽东.今年的选举[J].红色中华,(108).[3][16][32]柏台.宁都苏维埃工作之一班[J].红色中华,(18).[4]关于各级选举运动的检查[J].红色中华,(143).[5][54][57][60]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33.[6]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J].红色中华,(86).[7][18][22][39][40][61]柏台.今年选举的初步[J].红色中华,(139).[8][53]雷永炳.当选代表自带伙食[J].红色中华,(129).[9][11]雷永炳.各地选举珍闻[J].红色中华,(128).[10][55]选举运动中的经济动员[J].红色中华,(129).[12]胜利县选举运动的经验[J].红色中华,(122).[13]选举运动中的革命竞赛[J].红色中华,(144).[15]柏台.关于选举法上几个疑问的解释[J].红色中华,(114).[17]陈毅.江西全省选举运动中的各地的错误及如何纠正[J].红色中华,(7).[19][56]卓夫.博生梅江区的选举运动,胜利县选举运动的经验[J].红色中华,(122).[20]张贵招.永定积极进行选举运动[J].红色中华,(126).[21][33][38][41][42][43][44][45][46] [62]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1.[24][50]苏维埃建设重要的训令[J].红色中华,(2).[26][27][31]觉哉.怎样开选举会[J].红色中华,(116).[36][51]张鼎丞.选举运动的好模范[J].红色中华,(126).[37]王谢柳.各地选举运动珍闻[J].红色中华,(123).[48][5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如痴.怎样去转变安远龙布区的工作[J].红色中华,(23).[52]何秉才.沙州乡选民大会纪盛[J].红色中华,(124).[58]定一.春耕运动在瑞京[J].斗争,(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