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鱼鳞册”制度对农村土地产权的完善及促进土地流转的借鉴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借鉴;鱼鳞册;土地产权;土地流转

　　[论文内容提要]“鱼鳞册”是明清时期的土地登记制度,具有地籍性质,其功能主要有土地核查功能､促进土地流转速度的功能､土地所有权质证功能和遏制规避赋税的功能｡目前我国农户承包地户均五块左右,承包书只写农户承包的亩数,每块状况不清,不利于农地流转｡历史上“鱼鳞册”的功能具有明晰土地产权的功能,因此,借鉴“鱼鳞册”,有利于固化､细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晰土地分配状况,以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土地流转｡
　　
　　一､“鱼鳞册”性质和历史功能
　　
　　(一)“鱼鳞册”及其性质｡“鱼鳞册”是我国历史上起始于宋,完备于明,延续至清的一种土地办法,作为征收土地税的依据｡这种图册,绘出辖区内地形全图,包括所有田块,以及水陆山川道路桥梁,鳞次栉比,看似鱼鳞,故称“鱼鳞册”｡每一田块注明编号,以下则是按编号顺序的具体田块的形状图及有关资料,包括:坐落位置､科则(等级)土质､业户､佃户､积步(田块面积)､四至等｡
　　“鱼鳞册”的性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地籍”,明清时期的文献叫“从田”,是明清时期政府对人民实行的两套登记制度之一(“从田”和“从户”)｡“从田”有两类,一类即“鱼鳞册”,登记境内各田块的静态状况;另一类称“推收册”,登记境内各田块的动态状况,即田块产权的转移——田块买卖的记录,出卖田块称为“推”,买进则谓之“收”｡“鱼鳞册”目的在于确定境内各类田土的总面积,并且确定每块田地的产权,所以也是产权登记｡一旦发生田地买卖交易,产权转移,便登录在推收册上｡中国历史上主要以土地税为主,故以地籍上登记之产权加总,调整其推收移转,以定税额｡
　　据赵冈(2001)研究认为,鱼鳞图册上的数字可信度相当高,远比西方同时期的土地登记制度高明得多｡鱼鳞图册的误差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技术上的误差;另一类是人为误差,如漏报或瞒报｡就前者来说,技术上的偏差不会太大｡就后者而言,误差程度也不大｡一是因为在鱼鳞图册上登记是取得合法产权的唯一途径,为保障产权､避免争论或为便于日后出售,业主无强烈瞒报的动机;二是因为每次丈量工作,政府都有严厉的惩罚逃避者的规定;三是因为政府主管署还有审查复验制度;四是因为瞒报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即使业主贿赂丈量人员隐漏某号田产不报,鱼鳞册总图就要露出一个空白洞｡同时任何一丘田地都有四至,如果把其中某丘田剔出隐瞒不录,则其四周的田地四至无法互相吻合｡据对鱼鳞册各丘田地四至的考察,没有发现与邻丘四至参差之例｡
　　国内外有关鱼鳞图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图册的本题研究,如鱼鳞图册的缘起与延续､鱼鳞图册制度在明代的普遍实施;图册编造过程､成册年代､图实相符与否等问题的考实;围绕田土存在形式､土地所有状况､户籍变迁情况等的初步研究｡鱼鳞图册史料价值的真正体现,就是要利用它从根本上展开诸如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如何利用鱼鳞册制度为现代农地制度改革提供借鉴,但这方面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鱼鳞册”历史功能
　　1､土地核查功能｡历史上,发动土地大的次数很多,历朝历代都有,但真正称得上土地大调查的却没有几次｡最早一次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的度田,最近一次是改革开放后1984年的土地资源调查,也就是土地详查｡这期间,宋朝有北宋太祖建隆二年谴吏度田､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方田法”清丈､南宋高宗李椿年的“经界法”清丈;明朝洪武年间武淳的“鱼鳞图册”核实田亩､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服务于“一条鞭法”的土地清丈;1934年~1937年民国南京政府的土地测量;建国初期1951年的查田定产｡这样算来,我国历史上一共有9次取得过一定实际成果的土地大调查｡但若比较严格地评价,只有3次真正称得上土地大调查,分别是明朝朱元璋调查､张居正调查和改革开放后的土地详查｡
　　从土地大调查的基本性质看,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土地调查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最详尽的土地大调查｡这次土地大调查在前朝土地调查､整理地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技术方法上创立了推行全国的鱼鳞图册制度,土地调查和调查同步安排,土地调查结果是鱼鳞图册,人口调查结果形成黄册,两册相互补充､互为母子｡同时为了保证调查工作进行,洪武二十四年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即在调查完善成果阶段,对编辑鱼鳞册､黄册隐漏者“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技术方法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对保证大调查顺利进行和成果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促进土地流转速度的功能｡明清时期实施以“鱼鳞册”为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权属进一步明晰化,国家开始出台相关律令保护私有产权,并为私有产权的合理流动提供保障｡这种土地产权的变化大大刺激了土地产权的发展,促使土地产权开始进一步细分化､分离化,土地买卖异常活跃,土地流转速度也大大加快｡随着商品的发展和土地市场化程度提高,土地流转加速所导致的集中和分散两种趋势有了新的表现｡特别是这种土地分散化,部分抵消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3､土地所有权质证功能｡在鱼鳞册上登记,是取得合法产权的唯一途径｡据《明史•食货志》载:“鱼鳞册为经,土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鱼鳞册是产权登记簿册,如有涉及土地产权纠纷的案件,当事人及主管官署都是据鱼鳞册及推收册来断案判决的,故土地之讼质焉｡我国土地所有权实行登记制度起源甚早,《隋唐•食货志》记载的“晋自渡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存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即为政府发给财产过户文契并征收契税之先例｡唐代因实行均田法,对土地私相买卖有严格限制,故行文谍制度,以证明合法买卖私产｡迨至南宋,推行鱼鳞册制度,所有财产田地均须登记,土地买卖均须先核对与鱼鳞册上之登记,是否相符,并登记新业主之姓名,所有权移转方属完成法定程序｡
　　虽然上述登记制度之主旨均在于征收税赋,然而亦有供作“质证”,以杜纷争的作用｡
　　4､遏制规避赋税的功能｡鱼鳞图册制度的推行,使征收赋税有了依据,对地主富豪隐瞒土地,规避赋税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明朝政府通过这次土地丈量,清查出不少隐瞒土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核天下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同时赋入也有所增加,仅米麦一项计算,由洪武一十四年(1381年)的26105251石,增加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32278983余石｡
　　
　　二､我国土地经营规模现状
　　
　　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1》资料表明,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无论是总规模还是耕地经营规模均呈下降趋势｡1985年我国农户人均经营的耕地､山地和水面总规模为2.61亩/人,其中耕地2.07亩/人､山地0.52亩/人､水面0.02亩/人,2001年农户人均经营总规模为2.30亩,其中耕地l.99亩/人､山地0.28亩/人､水面0.03亩/人,2001年较1985年总规模下降0.31亩/人,其中耕地规模下降0.08亩/人､山地规模下降0.24亩/人｡期间,1996年人均经营土地规模最大,为2.78亩,其中耕地经营规模2.30亩/人｡

　　不仅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规模仍然趋于减少,拥有地块数量也较多,农户土地经营呈现分散化､细碎化的特点,这种土地细碎化状况较其他一些国家更为明显｡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适度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土地效率的提高｡非常小的农田尤其是面积小于0.5公顷的农田的生产率是很低的,而且不会高于套筒农田的生产率,当种植面积超过4公顷之后,生产率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而下降｡因此,梅建明(2002)认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
　　
　　三､影响我国农地流转的产权因素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解决人地矛盾,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降低生产,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但在我国农村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土地产权缺乏保护､没有合理的土地产权流转机制等方面的缺陷｡
　　(一)土地产权模糊｡规定我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集体”的定义却极为模糊｡究竟谁是集体的真正代表?有多种提法,并且概念也极不明确,准确认定权利主体有很大困难｡陷入谁都有权利谁都无法有效行使权利的漩涡,往往上的组织如村委会等运用其行政权力来干预和行使所有权｡
　　(二)土地产权缺乏保护｡土地产权的模糊使得国家所有权的“天然”代表——政府处于强势地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和影响了产权｡国家所有权并不是和其它分离开的权利职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国有权实际上衍化为政治权的行使｡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获取地租,通过农产品“定购”的形式索取剩余产品,除了国家之外,集体无权向农民征收赋税,尽管集体也是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之一｡另外,国家可以随时向集体征地,集体只有被征的义务,而没有拒绝被征的权利,征地的补偿条件也完全由国家决定｡因此,无论从使用权､收益权还是处分权来看,都存在国家对集体这一所有者的干预｡农民缺乏对土地独立､稳定和受保障的产权,经营行为的短期化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三)缺乏合理的土地产权流转机制｡在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下,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通过土地产权自由转让的化行为来实现的｡但我国土地流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部署,对村､组(甚至县､乡)范围的土地按统一原则､统一方法进行的计划调节,这种调节方式往往造成“一户(几户)有病,全村吃”的现象,调节周期的过长或过短都与市场经济下农民对土地的需要量相脱节｡而且计划性统一调配土地的做法也为一些乡村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这种产权制度下,事实上,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经营者,而乡村集体代表国家掌握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有权对土地进行处分｡这种所有权､处分权与占有权､经营权分离的产权已成为农地流转的体制性障碍,也成为一些乡村组织借地发财,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策依据｡同时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的土地细碎化经营状况,一些需要土地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就需要和分散经营的农户分头谈判,增加了交易成本｡而分散的农户由于缺乏组织难以联合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结果往往是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价被过分压低;或是被乡村组织低租高包,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四､借鉴“鱼鳞册”,完善农地产权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农户承包地户均五块左右,承包书只写农户承包的亩数,每块状况不清,不利于农地流转｡上“鱼鳞册”的功能具有明晰土地产权的功能,因此,借鉴“鱼鳞册”,有利于固化､细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晰土地分配状况,以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土地流转｡
　　(一)借鉴“鱼鳞册”,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具体说,就是要实行农村耕地承包权的稳定化､长期化､商品化｡稳定化是指所有耕地按照一定标准承包给农户,取消“双田制”等一切村干部可以在短期内任意发包耕地的权力,制止向“集体化”的回归｡长期化是指耕地永久承包,承包权可以继承｡商品化是指承包权可以买卖｡在这个原则下,实行土地承包权的重新调整,除乡村道路等公用设施占地外,其他一切农地根据承包权划分给农户｡农民吃了这颗“定心丸”后,就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并使其长期化,对农地进行科学的､规划和集中｡“鱼鳞册”的实施有利于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二)借鉴“鱼鳞册”,明晰土地产权的主体与法人｡土地产权是由权利人直接行使的,因此必须明确土地产权的主体与法人代表,具体界定各项权力主体对土地的义务､权力､利益和责任的限度,以便产权主体能行使相应的权力,担负应尽的责任,并履行法律手续｡
　　(三)借鉴“鱼鳞册”,进一步完善土地产权关系｡要突破目前“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产权模糊状况,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用立法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严格界定财产利益主体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利益的约束关系｡与此同时,要把处理土地纠纷纳入一般的司法诉讼渠道,彻底剥夺农村干部对土地的控制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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