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初期对“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及其后果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　“两种生产”；理论；建国初期
　
　　论文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同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口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人类自身的生产又对物质资料生产具有反作用。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基石。建国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过分强调人作为生产者创造力的无限性，而对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估计不够。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使新中国政府对当时人口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失误。
　
　　一、“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基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思想中，“两种生产”理论是其基石。在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两种生产”是最本质、最基础的。“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人类自身生产是为了维持和延续人类自身的生存而进行的人的增殖和种的繁衍的生产。它们是社会存在、延续和发展的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把人类自身的生产纳入社会生产范畴，揭示了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本质联系，从而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
　　由于物质资料生产制约人类自身生产的发展、运动和变化，决定人类自身生产的状况、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从一种人口再生产类型向另一种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过渡，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要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总量相适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同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相适应；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口数量和构成，要与当时社会所拥有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相适应，劳动人口的素质要同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相适应，两种生产就能正常地发展；如果比例失调，它既使人类自身生产的正常条件受到破坏，也使物质资料生产的正常条件受到破坏。那么，人类自身生产为什么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呢?这是因为物质资料生产要受到各种客观的物质条件的制约，首先是一定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因而，人类自身的生产只能在原有物质资料生产所提供的基础上进行。
　　人口规律是一种社会规律，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两种生产”理论时，认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是二者的统一体。马克思说：“生产决定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反作用生产，因为正是消费给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成为商品。”所以不能离开生产来谈消费，也不能离开消费来谈生产。而人在活动中既是生产的主体，也是消费的主体；既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又是社会财富的消费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同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口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而人类自身的生产又对物质资料生产具有反作用。两种生产的方式、过程和产品是不同的，但两种生产相互适应是社会生产的共有规律，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所有上述观点构成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基本框架。二、建国初期对“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的建国初期，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我们不能不提到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1949年8月，就在蒋介石政权即将倾覆之际，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并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国民党解决不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共产党同样也解决不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所以中国“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毫无出路的”。为了批驳艾奇逊把中国革命的发生归因于人口太多的谬论，同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在文章中，毛泽东首先驳斥了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生革命原因的歪曲。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人口太多，而是由于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发生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不是由于马尔萨斯所说的“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规律，而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摧残生产力进步的反动、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他认为：人口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人口本身，而在于社会生产方式，那么解决旧中国的人口问题就不能从人口本身入手，而只能从社会制度入手，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入手。因此，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必须进行革命。再而，毛泽东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即：革命加生产。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都可以造出来”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并充满信心地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新主义革命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不靠西方的援助和技术，不靠美国的面粉，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我们相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继续发展了“人多是好事”的思想。1949年9月21日，他在新政协一届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52年10月8日，他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说：“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和建国初期提出的“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等关于人口的思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的主流思想。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等人口思想，主要是驳斥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生革命原因的歪曲而提出来的。由于这样的原因，他关于人口的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客观地讲，毛泽东关于人口的思想针对性是明确的，理论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抽出来加以发挥，就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对人口理论的理解和研究基本上是以毛泽东关于人口的思想为蓝本的。这是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建国初期对前苏联人口理论的全盘肯定也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误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苏联理论界认为：社会制度和不同，对人口的增长并无任何阻碍，相反地，却为人口的加速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口法则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法则，它创造着人口增殖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从而也创造着社会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因为人口无论怎样增殖，增添出来的人口无论怎样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增长着的生产中是永远可以为自己找到工作岗位的。这就把人口不断迅速增加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观点推到了极点。
　　基于这样的种种复杂原因，建国初期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我国人口将得到大的增加。而我国的巨大人口资源，也正是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之一。”“社会主义国家把人口的增长看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及共产主义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惧怕人口的高速度增长，而是为人口高速度增长创设一切有利条件。”“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其他文献资料记载也都表明当时人口不断增长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人口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1952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的《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的社论，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等人口思想。1953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公布了国家局《关于全国人口登记结果的公报》的同时，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欣鼓舞地宣称：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
　　建国初期，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过分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属性，对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估计不够。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这个原理时认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必须通过一定形式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否则，就不是一个现实的生产者，就不能创造任何财富；但是，人作为消费者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生产期间都是一样”。但是，当时我国较多地是强调人作为生产者这一属性，强调“人手”的作用，忽视“人口”的作用。
　　第二，过分强调人的创造力的无限性，但未能重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与人的创造力的有限性。“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等理论观点无不都是当时我国非常看重人的创造力的无限性、生产发展的无限性的佐证，但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性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第三，将人口与生产、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两类生产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就是两种生产必须相适应；否则，会违背人口发展规律。当时，我国忽视了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情况，提出“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等观点就是将人口与生产、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忽视了人口与生产、社会发展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建国初期关于我国问题的失误
　　
　　建国初期，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使新中国政府对当时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制定的政策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失误。
　　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卫生部门从保障妇女生育的安全、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角度出发，颁布了限制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等一系列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执行着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从而使我国人口在该时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进一步扩大了人口基数。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中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在打胎以前必须经孕妇丈夫同意并签字，凡未经批准而擅自打胎者，对其本人及执行打胎者分别予以处分。
　　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经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规定：施行节育、绝育或人工流产手术者需经当地公立医院或卫生主管机关指定私立医院的主治医师会同专科医师诊断，报告院长并呈请当地卫生机关核准后，始得施行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手术。一般私立医院及私人开业医师不得施行绝育手术；非按医师暂行条例有关内容之规定，检查详细病案记录，并报经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核准，不得施行人工流产手术。对于避孕具的出售，该暂行办法规定：出售者必须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呈报批准，未经批准的店铺、摊贩一律禁止出售避孕用具，而购买节育用具者必须持有医师证明交由药房限量出售；出售节育用具的药房，每季度应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报告销售数量一次。凡违反规定的药房，卫生主管机关应予以适当处分。
　　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又通知海关“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1月14日，卫生部批复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并抄送全国卫生机关及中国公司，重申对节育用具的制造销售应予登记，严加。
　　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一系列规定以及对节育药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是这些规定使一部分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因此，这些规定对我国人口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传统生育表现在家庭和生育个体上的特征为：生育目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性别价值取向：重男轻女、“无子不成家”；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期望多子多福，早生贵子；婚育年龄选定：早婚早育；子女对家业财产的继承权：只有男子才有继承权；夫妇居住形式：妇从夫居；生育子女质量的期望：偏重追求生育数量，忽视优生；等等。因此，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关于人口节育的规定从政府宏观决策的层次进一步强化了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在“多子多福”传统生育文化惯性的作用下，在“人多是好事”的氛围中，新出生人口不断增加。1950－1954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5.81增至6.28，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升至24.79‰，4年间净增人口为5170万人，这一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并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人口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这4年间新增的人口数按1953年出生人口性别比104.88来计算，就有2490.906万女性。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这些女性进入育龄阶段(15－49岁)，大大提高了该时期的人口出生率。从1953年、1964年第一、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1953年女性人口为28081万人，其中育龄妇女为13314万人。；1964年女性人口为33643万人，其中育龄妇女15161万人。这期间增加的女性人口及育龄妇女都是建国初期这段时间出生的。可见，建国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提高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人口出生率，并且一直影响到70年代以后。
　　该时期关于人口节育的规定直接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建国初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群众生产热情的进发，人口消费资料的增长是比较快的，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速度，人均增长则非常有限。从1952－1955年主要农产品人均产量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油料、肥猪、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的增长率都远远低于同时期人口增长率。以农产品为例，按人口平均计算，大都没有显著提高，个别产品(如肥猪)还有所减少。从1952－1957年全国城乡居要消费品增长情况中还可以看出，“一五”期间，全国居民每人每年平均增加的粮食为2.2斤(为5.2斤)，棉布为0.67尺，食用植物油为0.12斤，猪肉还减少了0.26斤。
　　人口增长过快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群众居住条件为例，1953－1955年国家拨出巨款建成职工住宅3000多万平方米，但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不少职工居住条件仍然十分简陋，几世同堂的现象非常普遍。据对全国18个省3个市两个产业的不完全统计，几世同堂的约占职工总数的10％。另据上海市国营第二棉纺厂的，该厂职工从1953年到1956年生了2667个小孩，几乎多于该厂女工的总数。该厂1956年的出生率比1946年增加了3倍左右，一般女工在3年左右的时间生了2个小孩，因此，因家庭人口多而要房子的占全厂要房子人数的40％－50％。
　　庞大而激增的人口与自然资源、资源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城镇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就业需求，产生了严重的城镇就业问题。1957年，能在城镇中安插的不超过100万人，而同年增加的人口达1300万人。人口过快增长还造成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1949年全国共有职工280，9万人，到1956年已达2977万人，7年里增加了3倍多。以广州市为例，1950－1955年新增人口为53.4万人，超过了该市生产发展的需要。上海市的情况也比较突出，如果把1956年第一季度的全部平均在册人员、工人平均在册人员及生产总产值3个指标设为100，那么第四季度3个指标则分别为117.14，119.28，113.29。但由于工人人数增长大于生产总产值的增长，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如把同年第一季度工人劳动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设为100，那么第三季度这两个指标分别降为97.24、94.45。
　　建国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做了一定程度的误读：过分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属性，对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估计不够；过分强调人的创造力的无限性，但未能重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与人的创造力的有限性；将人口与生产、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这些误读使新中国政府对当时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制定的人口政策出现了较大程度失误。目前，我国还面临着许多的人口问题，它要求我们正确理解人口理论，为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