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统孝文化与中国养老保障机制问题探究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传统孝文化　家庭养老保障方式　社会化养老
　　论文摘要：建立于传统孝文化基础之上，家庭养老保障方式曾经在中国养老保障事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养老保障成本极大提高，社会化养老成为现代养老保障的应然之势。同时，要分清传统孝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发展社会主义新孝道文化，作为社会化养老机制的补充，最终促进中国养老问题的解决。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老有所养”。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传统孝文化发达，整个社会具有尊老敬老的传统，并推崇反哺式传承模式。因此家庭养老保障方式对解决中国的养老保障问题曾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加之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时期，建立于传统孝文化基础之上的家庭养老保障方式的可持续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养老保障机制函待创新。借鉴世界各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社会化养老是现代养老保障的应然之势。但其中我们不能忽视孝文化的作用，而应该理智对待和分析传统孝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发展社会主义新孝道文化，作为对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促进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
    一、传统孝文化解读
    人有生老病死，在不同生理周期，个体的收人状况和抗风险能力是有差异的。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理性的个体会在自己丧失劳动能力之前，考虑年老之后的生活问题，通过某种机制来平滑收人与消费的矛盾。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国形成了“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并通过传统孝文化的约束来解决中国人的养老难题。
    孝文化是涵盖一切关于孝的思想观念、理论制度、行为规范、文艺作品及相关民风民俗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传统孝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之一，甚至对中国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产生根本性影响。
    传统孝文化是维系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国家的主流思想价值和精神追求，这对保障中国农业文明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建立于忠、礼基础之上的传统孝文化包含着诸多含义:养亲、敬亲、谏亲、全体、贵生等等。“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子女成人后应该尽心尽力供养和照料父母，满足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需求，这是传统孝文化的基本要求。建立于忠心敬爱的血缘情感之上，“敬亲”是“养亲”的伦理尺度，“敬亲”基础上的“养亲”才是合乎人伦孝道的。
    以忠爱之心奉养双亲，让老人安享人生晚年，这是传统孝文化的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精神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孝文化在养老保障事业中的局限也日益凸显。首先，农业文明社会中，孝被过多地赋予了政治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道成为要求子女对父母逆来顺受，绝对服从的精神栓桔，事实上造成了父子关系的人格不平等。随着人们追求民主与平等意识的增强，过分强调传统孝文化，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极易导致子女在父母养老问题上的不合作。其次，孝文化的种种特殊要求已经不适应时代和潮流发展，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如“父母在，不远游”，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显然无法满足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要求。又如，父母过世，子女应守孝三年，也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对瞬时万变的讯息应及时应对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讲，传统孝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养老问题解决的障碍。
    二、建立于传统孝文化基础之上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
    中国的传统家庭是一个绵延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亲子关系之间。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之间事实上形成这样一种“契约”关系:父辈将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于抚养子女，以换取自己年老时从子女那里获取生活资料的权利，即父母抚育子女，子女长大后赡养父母。在这种一种养老机制中，当父母在抚养子女成长和分配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也相应地将养老的风险转嫁给子女，这样财富和风险就在家庭内部实现了代际转移，而维系和稳固这种经济“交易”关系的文化价值观基础就是传统孝文化。而几千年农业文明社会对传统孝文化的推崇和强化，也为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合理性予以了回答。

    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维系基础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从经济基础来看，农业文明生产技术来源于生产实践中日积月累形成的经验，土地和家庭财产是公认的财富标志。老人因为经验丰富而成为生产生活活动的核心，取得了生产的领导地位和家庭经济的支配地位，进而在社会中得到了备受尊重的崇高地位。子女成年后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来源于父母，因此必须赡养并尊敬父母。
    从家庭结构和户籍制度来看，农业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个体生产生活的风险很大，而且对风险的抵抗能力较低。一种相对经济而合理的制度安排便是家庭扩大化，通过几代人共同组建一个庞大的家庭，来提高风险抵御能力。而且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为美，因此家庭的人口规模一直比较大。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从血缘关系和资源察赋来看，年老的长辈自然而然就成为家庭的管理者，统一调配家庭内部资源。同时，农业社会户籍制度较为严格，人口流动不便，具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往往居住在相近的地域，这为庞大家庭的组建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
    从社会文化来看，孝文化成为主流价值导向，社会组织结构也为家庭养老保障提供强大的支撑。“百善孝为先”，封建统治者出于加强社会控制，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大力宣扬“忠孝”文化，使得孝道成为个人安身立命，获取外界认可的重要评价指标。家庭之外，宗法制度和宗族组织是监督孝道执行的重要机制，不认尊长和不尽孝道的行为会遭到族长和同族族众的严厉处罚。再加上社会伦理道德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使得孝文化根深蒂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这使得传统的养老保障机制得到了极好的保证和延续。
    三、家庭养老保障功效的弱化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建立于传统孝文化基础之上的家庭养老保障方式的交易成本很低，老人预期寿命短，家庭子女人数多，生活成本低廉保证了传统孝文化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决中国养老间题。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传统孝文化的实践基础经受着擅变和萎缩导致了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的弱化和后退。
    (一)财富标志的变迁和工农业剪刀差的存在加剧了人口的“乡一城”迁移。
    改革开放以来，象征财富的标志从土地转变为货币，农民对土地的追求转变为对货币的追求。再加上工农业之间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利润日益微薄，引发了人口的“乡一城”迁移浪潮。据《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统计:1990年，全国农民工仅有1500万人，到2003年激增至9800万人，而到2007年底，就猛增至2.26亿。由于农民工多为青壮年，农村留守人群以老弱病残为主，导致了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失衡，老年抚养系数急剧增大。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近年来严格的户籍制度已经大幅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迁人城镇，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
    (二)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养老需求多样化提高了养老保障的成本。
    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加上年轻人与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促进了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增长。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和家庭模式多样化，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据统计，1990年一代户占13.52%，核心家庭户67.27%，二代户67.5% ; 2000年一代户占22.28%，核心家庭户55.86%，二代户56.83%。”很多家庭呈现出4-2-1的“倒金字塔”结构，即两个成年人不仅要抚养一个孩子，还必须赡养4位老人，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见图一)另一方面，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养老的风险因素增多。人们开始关注如何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和质量，养老的内容已经突破收人保障的传统范畴，开始涉及老年人口医疗及护理等项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事实上子女所承担的养老保障的经济成本和精力投人都是上升的。
  

说明:1、少年儿童抚养比:CDR=  
老年人口抚养比:CDR=  
        总抚养比:CDR=  
    2、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6-2008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年)》。
   (三)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了孝遗观念的淡澳。
    伴随着社会成员人口流动的加速，土地和家庭财产不再成为父母约束子女的工具，离家的子女也不需要继承父母的土地和财产，也不会受到家族成员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指责。因此，通过尽孝道来实现家庭养老保障的组织基础已经遭到挑战。而且，由于子女长期不在父母身边，难尽赔养义务，就算双方能维持经济上的联系，也难以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独立意识在增强，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在变化，代际之间的地域距离的扩大也导致了代际之间交换困难，使得家庭难以继续承载养老保障的责任。
    四、社会化养老是现代养老保障的必然之势
    由上可知，建立于孝文化基础之上的单纯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是通过纵向代际转移的方式将财富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进行实物转移，它将整个社会的老年人养老的风险分散于千千万万个“碎片化”的封闭的小单元—家庭之内，并通过内部资源分配和外部舆论文化监督保证机制的实施和延续。但这种保证是非正式的“契约”，而且单个家庭抗风险能力往往很低。这种财富的代际转移方式尤其在资本市场缺失、工业化没有出现之前是唯一可行的养老保障机制。在进人工业化社会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养老项目内容多样化，风险因素的增多提高了养老的成本，时代呼唤养老保障机制的创新。1889年，德国《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的颁布拉开了社会化养老的序幕。
    社会化养老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养老保险制度，它通过强制性制度安排保障老年人因退休而引起的收人减灭的风险。其中以近期横向收支平衡为指导原则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通过代内收人再分配和代际收人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而以远期纵向平衡为原则的基金积累制则是通过参保职工个人缴费与养老金待遇直接关联的方式增强个人缴费激励性，并通过工作期养老基金投资运营使参保职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自德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工业化国家纷纷效仿，掀起了养老保险制度世界性立法的潮流。(表一)


    资料来源:李洁明、许晓菌养老保险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转引自刘昌平:《养老金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以德国模式为蓝本的现收现付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遭受了人口老龄化和制度可持续的冲击，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以社会养老保险主题的老年保障模式向“三支柱”(社会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方案发展。在美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践基础上，世界银行提出了由社会公共养老保险、私营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养老保险等共同组成的养老保障“多支柱模式”。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实施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国民养老保险和厚生养老年金构成。国民养老保险又称为基础养老保险，凡年满20岁以上，65岁以下的公民必须参加人保。厚生养老年金是在国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设定的一种附加年金，投保对象限定工薪阶层，强制性要求加人厚生养老年金，保费分别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负担。而韩国的养老金制度则包括两大类:一是以公务员、军人、私立学校教职员为对象的养老金;另一种是以一般劳动人民为对象的国民养老金。韩国国民养老保险制度由保健和福扯部主管，参加者须18岁以上60岁以下，原则上需加人至少10年才能领取养老金。从日、韩的经验可看出，建立一个覆盖尽可能多社会成员的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无疑有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
    但养老保险制度并不是社会化养老机制的全部，要妥善解决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障问题，还必须走全方位社会化养老的道路。所谓社会化养老，是指区别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的.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保证的养老方式.其范围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服务、机构养老等。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添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养老保障不再仅仅局限于收人保障(养老保险制度)，更要求能够对老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护理照料，同时保证老人的精神慰藉的需求。社会化养老实质上是多种正式制度安排(如养老保险制度和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如社区养老)的结合。
    五、社会主义新孝道文化是社会化养老的必要补充
    由上可知，在应对新时代老龄化危机之下，中国的养老保障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和政府的作用，走社会化养老道路，以提高个体抗风险能力，规避个人非理性消费。但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还较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少缺陷，这就决定了在现在、甚至未来都必须在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农村地区，旨在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建立，并于2008年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极大改善了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却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的理由下于1999年被停止，导致了农村养老的制度缺失，农民养老的问题仍然需要通过家庭养老的方式来进行解决。即使是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虽然保留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制度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等缺陷限制了制度的推广，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难题。在城镇地区，社会化养老的制度建设相对完备，但老人对子女孝顺的精神慰藉需求仍然很大。这就决定了不仅从物质生活的角度，还是从精神慰藉的角度，或者从照顾护理的角度，我们必须弘扬孝文化，弥补社会化养老的不足。
    那么在其中，我们应该理智对待，弘扬传统孝文化养老敬老的精华，摒弃糟粕，发展社会主义新孝道文化，作为对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在农村，家庭依然是基本的单位，社会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子女不仅应该为老人做好参保的制度准备，更应该从物质和精神上尽力满足老人的需求。在城镇，子女应该时常照料老人，给予老人充足的精神慰藉。更要在全社会以完善的制度化、法律化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尊老敬老，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赡老养老。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社会化养老制度安排相当完善，养老的问题可以由社会来解决，但孝亲、敬老依然是需要弘扬的。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机制和传统孝文化二者的优势，注重二者的结合和互补，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新孝道文化来营造一种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来补充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最终促成养老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