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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 浅析从单一走向多元: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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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7 15:25: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文关键词: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考察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变化的过程,讨论了与之相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向。旨在通过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变化过程的分析,理清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的线索,以期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
    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种典型的认识活动始终离不开研究方法的运用。体育社会学作为研究体育运动这一社会现象,揭示这一社会现象发展规律的学科,在研究过程中同样离不开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在中国,体育社会学作为体育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后发学科,正面临着蓬勃发展的体育运动为本学科研究提供丰富研究题材的良好机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认识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演变过程,借鉴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探讨与之相关的诸多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就显得很有意义。
  1、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之流变过程
    如果以体育社会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设置—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国际体育社会学杂志作为衡量和考察西方体育社会学制度化发展的标志,结合西方体育社会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历程,西方体育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运用与变化大致上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向多元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时间跨度上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成立,该阶段的特点是单一地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而且局限于描述性的、宏观性的研究;第二阶段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中期,该阶段的特点是运用多种社会学研究方法,除了运用问卷调查法以外,还较多运用因果建模法、路径分析法、二次数据分析等等,而且突破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局限,研究的类型开始趋向多元,即重视宏观分析,同时也关注微观探微,既描述,又解释,甚至还出现了预测性的研究;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除了综合运用多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外还借鉴了一些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下面,按照时间发展顺序考察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演变过程,并在考察过程中对其发展趋向做出分析和展望。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一60年代末):作为对西方早期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问题的回顾,洛伊(Loy)和塞莱布(Se-grave)1974年曾进行过这样的概括性总结,西方第一代体育社会学者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这种社会调查和结构化的面访调查相比,更偏重于通过精心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实施。这些研究在许多情形下,以就近的属于某个学校、某一宗教、某一性别、某一体育运动项目、某一社会阶层的体育运动相关者为研究对象。样本通常并没有随机抽取,因此在统计学上没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对象作为特定群体的下位群体,其作为研究对象的样本为什么要这样构成,缺乏严谨科学的理论基础。结果,这些调查研究往往不能超越个别,说明普遍意义上的一般。造成这些调查研究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经费的不足。西方第一代体育社会学者所进行的许多研究都具有开创的性质。从根本上说,这些研究与其说是解释性的还不如认为是描述性的,例如,某一特定群体个人体育活动态度、频度的计算和报告,常常是西方第一代体育社会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类研究除了通过基于不同类别背景人群的比较外,几乎没有进行解释性说明的尝试。当然在体育社会学开创时期,这一类型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学是必要的,也是其他非西方国家的体育社会学发展初期所共有的形态。总之,这一时期西方体育社会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大部分是记述性的、描述性的、宏观层面上的研究,主要研究手段是通过对身边特定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获取研究信息进行研究。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一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西方体育社会学者在研究上注意分析性和说明性的尝试,注意运用各种社会学研究方法探究社会中的体育现象。这一时期,社会调查虽然是西方体育社会学者使用的一般性研究方法,但随着研究的发展,西方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各种社会学研究方法逐渐运用到具体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之中。洛伊于1968年开始运用访谈调查法;洛伊和塞莱布,拜特利和雷伊德(Petrie and Reid)于1972年开始把邮寄问卷调查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这些方法的使用,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在方法论上的觉悟和自觉外,研究经费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西方第二代体育社会学者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研究特点是,当调查对象为大样本(超过500)时,常常自觉地运用统计调查中的抽样设计理论,进行样本的抽取。此外,西方第二代体育社会学者还在其他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帕特(Hart)于1967年,帕尔(Haerle)于1973年在研究中开始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洛伊(Loy)和马克伯(Mcelvogue)于1970年,伯尔(Ball)于1971年,在研究中开始运用二次数据分析的方法。马泰斯(Martens)于1969年在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尝试在实验室中进行实验性研究。马克达亚(Mclntyre)于1970年,巴托·拜尔泰(Vander Velden)于1971年在其研究中运用了实地调查的方法。与此同时,记者出身的谢格达(Schecter)于1970年,阿英达(Amdur)于1971年,以及有着竞技运动经历的迈奇塞(Meggysey)于1970年,史郁(Shaw)于1972年,在研究中为了研究职业体育的社会环境问题,运用了现场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A·R·科拉伊慈(A·R·Grimes) , W·J·凯利(W·J·Kelly),P·H·科比(P·H·Rubin)于1974年在探讨国家对奥林匹克运动竞技业绩的影响时,运用了社会经济模型的方法,考察和推断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系对竞技运动的影响。这些研究一改以往仅仅局限于体育的视角研究体育运动现象的做法,从宏观的社会体系层面和社会结构中理解、审视职业体育的过程及其活动情形。这些研究不仅反映了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独具匠心的创新,而且还反映了研究者对体育运动的理解和发展趋向预测的努力,体现了研究者对体育运动的终极关怀。
    这一时期西方体育社会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还逐渐表现出对所要研究问题的因果关系解释,理论建构和操作主义研究方式的关注,相比之下,越来越显现出对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青睐。即注重研究命题中各种概念的组织化和操作化,并用学科语言说明命题中各种问题的相互关系(即理论建构),形成因果关系模型,在此基础上验证、评价建构的理论,这样的研究常常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进行多变量解析。其中,凯尼恩(S·Kenyon)马克富松(M·C·Pheison)于1973年运用了路径分析的方法对身体活动和体育运动相关社会行为的社会化过程进行了考察,P·凯比尔(P·Kiviaho)于1975年则对政治分裂与体育运动组织地域性分离进行了路径解析,A·R·科拉伊慈(A·R·Grimes)以及W·J·凯利(W·J·Kelly)于1974年对高水平竞技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多变量解析,都表现出对理论建构和操作主义研究方法的关注,对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青睐。
    这一时期,另一个研究范例是1970年美国学者瑞纳马丁斯和詹姆斯合作的有关团队凝聚力的研究(Rainer Martens,James A.Peterson)。该研究以“团队凝聚力是团队比赛胜利和队员满意度的决定因素”(Group Cohesiveness as a Determinant of Success and Member Satisfaction in Team Performance)为题,在论述中既体现出体育社会学的专有领域特征,在方法上又重视因果模型,在视角上则是在微观的社会结构中审视职业体育的过程及其活动情形。其具体研究方法是将团队凝聚力操作化为人际吸引、运动员归属感、每个个体的影响力、共有价值观、团队合作、亲密程度、基于能力的每个个人贡献程度、基于热情的每个个人贡献程度等8个变量,然后分别测试团队成绩和这8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成员满意度和这8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团队凝聚力是团队成绩和运动员满意度的决定因素。此外,研究者还得出团队凝聚力的8个变量中的3个主要变量:共有价值观、团队合作、亲密程度与凝聚力水平的线性相关图,得出共有价值观是这3个因素中的主导因素。最后,研究者做出了满意度、成功、凝聚力三者之间的循环关系图,即不断增加的凝聚力必然带来更大的团队成功,而团队成功又会促进队员的满意度,满意度反过来又带来凝聚力的增长,如此循环往复……。这个研究可以视为该阶段体育社会学界多变量分析方法运用的一个范例。另外,从S·凯尼恩(S·Kenyon)(1970年),M·C·马克富松(M·C·Pheison) (1972年),W·克罗尔(W·Kroll)等(1973年)西方体育社会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中,都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时期西方体育社会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实证主义的价值取向。

    总之,这一时期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各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出更加主动和自觉的特征,特别是在社会调查和二次数据的分析中,更注意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其研究体现出分析性和说明性特征。建立的因果关系模型更具有多变量模型的特征。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在这一阶段,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进一步将社会学研究方法与体育领域内的专有问题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一阶段的西方体育社会学者不仅重视研究的理论建构,研究的因果关系模型建构,而且更加重视理论建构和因果关系模型建构后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数理统计和验证。他们在设计适用于自身研究的反映现实社会的模型时,不仅能够提出可供选择的研究模型,而且还能够进行验证和检验。在微观的研究中,特别是分析说明一些热点问题时,经常提出选择性模型。西方一些体育社会学者为了研究体育情景和体育背景中的社会结构体系,相互作用过程以及人际关系,开始仿效社会心理学者们的研究方法,通过计算机模拟对上述问题进行预测研究和网络路径分析研究。
    多学科综合是体育社会学借鉴除社会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集合性研究,这种趋势已成为这一阶段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主流走向。其中借鉴和移植得颇为成功的有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经济学的博弈模型建构法,人文地理学的区位分析法等等。与这些研究方法对应的比较著名的研究范例有:新西兰林肯大学的克兰妮·辛普森(Clane Simpson)女士撰写了一本关于天主教年轻妇女的社会历史的专著,其中有专门的篇章论述“野性的女人—荒野中的女性”,该篇文章就是运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深描”了有关女性健身的本土化图景;美国学者杰伯杨·瑞尼克(Jobyann Renick)在其“体育运动中博弈论的应用方法”一文中,详析了“博弈论模型”在体育竞赛中的运用,博弈论模型原本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后被包括体育社会学在内社会学科引用。丹麦学者柏·罗森(Per F. Laursen)。查洛蒂·布洛兹(Charlotte Bloch)在“游戏、运动与环境”一文中借用人文地理学中的区位分析法,研究场地类型与位于其中的儿童游戏类型之间的关系,描述了“行为构图”与“合理构图”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表明,研究方法的设计和创新往往对研究成果的大小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这一阶段,西方体育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现象也值得重视,它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例如,随着模拟竞赛环境设施的完备,使难以控制的实际竞赛状况条件与研究室人为条件之间的相似成为可能,这对于在竞赛状况下的各种体育社会学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更接近竞赛实际的场景,使以前许多难以实施的研究项目有了研究的可能。又如,随着计算机设计运用技术的进步,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通过计算机计量模型的研究方法来预测运动队的发展前景,体育运动的发生发展与衰减,观众行动的动向发展等,都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尝试和探索的内容。
  2、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流变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总结、探讨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历史就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成立算起,西方体育社会学制度化的研究历史已有40多年。西方体育社会学家们认为,既然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知识,那么,为了更深人地认识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更科学更有意义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变化而导致的体育运动的变化,解释和说明因社会的变化而导致的体育运动变化,就应该而且也有必要对迄今为止体育社会学所做的若干研究进行反省和检讨。同样,在其他相关的下位文化内(例如性、人种、地域差别)或在下位文化之间,也应该重新检验和审视以往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挖掘利用已有调查结果和数据,使它的价值最大化。重新验证和审视调查结果和调查数据的过程,不仅可以发现新的用以说明和反映研究问题所需要的更好的指标,而且可以利用这些指标作进一步深人的研究,从而推动和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例如,关于体育运动中社会阶层的研究可以使用各种测度,如果前次研究已经进行测度,往往认为就使用这样的测度结果就可以了,实际上,由于研究的着眼点不一样,研究设定的范围不一样,研究的目的不一样,此研究和彼研究是不同的,对测度的要求也不一样。在反映与体育运动相互关联程度的变量上也存在着同样必须注意的问题,一些反映与体育运动相互关联程度的变量,因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在二次开发使用原有的调查资料时,不应轻易地使用原有调查资料中的操作化变量。例如,研究组织化娱乐体育、组织化竞技体育和自发性体育活动所使用的变量,看起来似乎都是反映体育运动,但实际上各自所需要的变量是不一样的。作为研究者在开发使用原有调查资料和调查结果时,必须对已有的变量进行很好的甄别。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且较好处理了这些问题。
   西方体育社会学者还注意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协调对应问题。随着研究经费的增加和使用研究经费有效性的提高,体育社会学应当有意识地进行一些长期性的研究项目。例如,研究社会化、社会流动、社会变迁,如果只是回溯过去的资料、利用过去的数据或者持续依赖横断性的数据,所进行的研究就难免显得苍白无力,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就没有更强的说服力。同样,对体育系统中的社会建制研究,如果只是持续进行某一地区运动队研究,那么,用这样的研究去说明在某一制度之下的体育系统的社会建制研究就不科学,也不合理,这样的研究其逻辑的起点应当是从点到面,即从一地的研究,局部的研究上升到全国性的全局性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还应重视国际间的比较研究,扩大国际间合作研究,通过国际间交流合作能够更好地促进体育社会学在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闲暇行动的社会化”的国际间比较研究,就是体育社会学在某一研究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研究的范例,西方6个国家的相关学者达成合作意向,在进行数据资料收集的开始阶段,西方另外6个国家就表示了参加合作研究计划的意向。这种合作性研究课题的完成,体育社会学者至少应当在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从多学科的视野提出研究设计和研究计划。又比如,在分析说明闲暇行动社会化的精英体育竞技者成功的研究中,需要心理学者、社会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协作,心理学者需要从人性、态度、动机的角度去研究精英体育竞技者的成功问题;社会心理学者需要关心精英体育群体内的相互关系以及高绩效的运作机制问题;社会学者则要研究以往的和现行的社会系统结构对竞技者的影响。这样一种多学科的研究还涉及到不同学科间学科语言的协调统一问题。和单一学科研究相比,这种多学科国际化的合作研究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就更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3、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之发展趋向
    总结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变化,展望未来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向,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重视宏观的分析性研究(例如: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的同时,更加关注特定社会系统中的微观要素(如群体)的研究,宏观分析方法与微观分析方法交互使用,相得益彰。其二,在同一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借鉴多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会得到更多体育社会学者们的注意。未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研究深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的研究方法已不能支撑和满足研究的需要。其三,计算机计量模型的大量使用。西方体育社会学者们认为体育社会学与其母学科社会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更加注重应用性,尤其是在自身独特的研究领域—体育运动领域中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因此,随着计算机设计运用技术的进步,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通过计算机计量模型的研究方法来预测运动队的发展前景,具体体育运动的发展与衰减,观众行动的动向发展等将是关注体育运动的社会学家和体育社会学家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学者凯尼恩(Kenyon)和洛伊(Loy)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在未来可能会得到西方体育社会学者们更多的关注。
    1.计算机计量模型。随着计算机设计运用技术的进步,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可以通过计算机计量模型的研究方法来预测运动队的发展前景,体育运动的发展与衰减,观众行动的动向发展等。
    2.竞赛状况实验室。随着模拟竞赛环境设施的完备,使难以控制的实际竞赛状况条件与研究室人为条件之间的相似成为可能,这对于在竞赛状况下的各种体育社会学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更接近竞赛实际的场景,使以前许多难以实施的研究项目有了研究的可能。

    3.学科交叉研究。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训练学等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进行的综合性集成研究将逐渐取代单打独斗的单学科研究;依托于多学科交叉的集成研究将会产生更多的新知识,获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例如,怎样提高竞技运动成绩就是一个需要学科交叉研究的问题,仅凭生理学方面的研究是不能完全说明和解释这样的问题的。
    4.社会建模方法。建构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社会发展模型,在建构社会发展模型的基础上说明、记述、预测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体育运动在社会发展模型中对个人和群体的重要性。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体育社会学者马克菲(Mcphee)就曾尝试建立体育运动人迷模型,相对于知识的或者身体的娱乐预测体育运动人迷的过程和发展趋向。
    5.跨文化研究。通过跨国间的跨文化间的体育运动社会问题的比较,在发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环境中体育运动的异同,体育运动社会问题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可能会建立或发展体育社会学的某种新的理论。
    6.作为闲暇娱乐的体育运动和身体活动的意义。过去数年间,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欧洲的学者对闲暇社会学的发展和研究都表现出极大程度的关心,闲暇娱乐使用方法的理论,与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有着许多联系,是体育社会学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领域,迄今已有许多研究成果面世,并举行了几次国际性的会议,随着社会的发展,闲暇娱乐的体育运动和身体活动将成为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对身体活动意义的研究可以视为学科发展的突破口,因为所有具体社会科学方法的提升无不依赖于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而在哲学界,重新审视身体之意义已经成为一批思想家自觉的学术行为,作为与身体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如果不能从哲学方法论的革新中吸取养料,将会错失一次本学科发展的契机。
    7.社会变迁与体育。现代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变迁加速,社会变迁是社会性制度和社会性价值观引起的变化,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中,体育运动将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体育运动在社会变迁中又会有怎样的发展,都是值得体育社会学、甚至是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在一个宏大的社会变迁中去分析体育现象,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研究的成败。
    显而易见,凯尼恩(Kenyon)和洛伊(Loy)所列出的上述七个方面的内容并不完全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许多方面更多的则是属于研究领域和研究视点的展望,但从内容决定方法的意义上说,它还是展示了西方体育社会学者对于研究方法的关心和思考。综上,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尤其是关于学科交叉,跨文化研究,重视身体意义研究等等方面。在上述方面上有所发展将意味着极大地拓展体育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发展空间。
    以上,作者力图通过对西方体育社会学发展过程的考察,以及西方体育社会学者对体育运动中诸多问题认识和研究的梳理,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做出归纳和考察。当然,这种归纳和考察并不能代表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演变和研究方法发展趋向的全部。同时,在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发展趋向进行考察和归纳时,还应当注意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过程中对研究方法论的认识和理解问题,研究方法实用性技术层面上的把握和运用问题。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实用性技术层面上的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往往会对研究方法的运用起到引领和推动的作用,有利于研究向纵深发展。
    本文在研究中虽然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有所涉及,但实际上所做的考察和探讨是不够的,还需要积累资料,另辟专题,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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