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的特点及运行条件分析

晴格格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比较廉洁，与其廉政文化设计上的精良密切相关，也是此类廉政文化良性运行所需的各种条件比较齐备的结果。发达国家的廉政文化以个人权利为导向，以分权制衡为枢纽，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的良性运行依赖于经济生产的持续发展，和平、安全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大众对于国家前途的信心。全面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的特点和运行条件，有利于借鉴其建设技术，促进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
　　[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特点；运行条件
　　
　　廉政文化是人们廉洁从政的事实和趋势，是一切有助于人们作出廉洁从政选择的事物、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和社会心理等的总和。廉政文化作为各个民族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各有其特点。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各种廉政文化的良性运行，都必然依赖于一些独特的主客观条件。分析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的特点和条件，有利于我们理性把握西方廉政文化的运行历史和运行前景，明确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的方向。
　　
　　一、西方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的主要特点
　　
　　(一)以个人权利为导向
　　每一种政治，如果它以追求善治为目标，就必然包含对个人权利的安排。如果把追求个人权利当作西方廉政文化的根本特征，就必须作一些分析。
　　1.　西方社会直截了当的追求个人权利
　　世界上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权利，但在西方社会，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是公开的和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这种关注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品德。欲说还休、遮遮掩掩的方式，反而令人难以适应。一般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处理社会关系时时常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这样做并不导致社会关系的破裂。可能人们会认为，这一切是民主制度的合理结果，它容忍了直率的人。但在笔者看来，不是民主制度容忍了反对派，而是在每个人都旗帜鲜明地维护个人权利的社会，人人随时有可能成为反对派，所以民主制度适应了这种需要并日益巩固。因为每个人都旗帜鲜明地维护个人权利，所以官员不敢利用手中权力来制订只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或政策，官员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难以供养的寄生虫群体，而且也不敢预期贪赃受贿行为不被人揭发。
　　2.　西方社会将维护个人权利作为预防腐败的根本手段
　　在西方的政治观念中，诸如政治秩序、权威与义务、自由、正义、平等和民主等，都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但人们并没有认为其中的一两个可以取得优先地位，以至于可以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相反，西方人更倾向于把个人权利作为合理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坐标：“较之以往的时代，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在更大程度上为权利话语所支配。”
　　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权利问题就以不同方式与腐败问题联系起来了。英国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指出：“对于人权的无知、忽略或轻视乃是公民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由。”在西方社会，公民权利意识的发达是其政治廉洁的重要保障。
　　民主社会的公民需要具备知识、能力和行为，托马斯·杰斐逊曾呼吁普及公民教育来防止政整理府腐化：“亲爱的先生，请您提倡一个扫除愚昧的行动，制定和改进教育普通人民的法律吧。让我们的同胞知道：只有人民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防止这些弊害，为此付出的捐税尚不及献给国王、僧侣和贵族财物的千分之一，如果我们听任人民陷于愚昧无知，这些家伙就会在我们中间死灰复燃。”廉洁社会也需要公民教育，但灌输廉洁理念不如灌输权利意识，西方国家显然更热心于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美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在20世纪60～70年代重视‘权利’，在80～90年代则强调‘义务’‘共同体’以及‘能动的参与型公民’。可以说，‘参与型公民’已经成为当代美国公民教育目标的核心话语。”而西方社会也具备了公民维护个人权利和参与政治的制度和设施。
　　3.　西方社会的个人权利在实现机制上是共时态的
　　对个人权利的安排有历时态的和共时态的，中国古代“各得其所”机制中个人权利的实现是历时态的，在得到同样多的权利上，各人权利实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因为有先有后，不但监督理念、监督制度不易确立，而且监督行动也难以奏效。而近现代西方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安排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有先有后、最终平等的模式。很多启蒙思想家主张权利应该平等地给予每个成员：“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这种平等可视为共时态的平等，无论在哪一个时间段，人人都平等地拥有同样的权利。并且，各种权利之间的交换关系也是被禁止的。例如，一个人不能为了追求经济上的利益或安全的需要，而放弃自由的权利。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交换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腐败。
　　任何人都不能拥有特权，不能收买或者交换他人的基本权利，政府不能以经济社会发展等名义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为自己的腐败行为辩护。这样理解的个人权利在西方廉政中的作用是不但使监督成为经常性的、及时的政治社会关系，而且容易造成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的零容忍心理，制度得以严格执行。
　　
　　(二)以分权制衡为枢纽
　　腐败在本质上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而为了防止对权力的滥用，西方社会走的是分权制衡的路径。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分权制衡的目的之一是使“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这是广泛监督的基础，也是有法必依的基础。然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衡文化不仅仅是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理念及其制度化，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在人们的精神信仰、日常伦理等一切可能的事物里面。
　　1.　相互制衡的权力运作模式
　　不受制约的权力最终会变质，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结果是他们会联合起来腐败。如果理论上能够掌握权力的人是所有的人，而且机会是向所有的人开放，则官员集体腐败可得到有力遏制。民选官员主动立法防止腐败，与其说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廉洁愿望，还不如说他们担心后来者的腐败会侵害自己的切身利益。
　　西方人在200多年前设立了相互制衡的法律制度，并成为人们自然的生活方式。权力的开放使得人人都没有机会做帝王，任何人都不是特殊公民。有材料指出：“在芬兰这样的国家，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公务员出差都必须执行政府制定的全国统一招待标准法规。法规规定每顿饭一律为一莱一汤一饭，加菜或烟酒费用要通过电脑网络接受主管部门和媒体的核查和监督。”这些规定当然是严密的，但使这些规定起作用的东西却在规定之外。在别的地方，这些规定也能找到，只是执行的时候变味了，因为这些履行监督职责的人和那些被监督的人利益一致，他们并不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看待这种监督。
　　2.　多元并存与交合中的信仰体系
　　信仰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它可以改变个人，也可以塑造社会。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中，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被重视。杰斐逊说：“假如罗马政府不曾容许自由探讨，基督教就不会得到传播。假若宗教改革时代不曾容许自由探讨，基督教的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根除，如果现在限制自由探讨，就会使现有的腐败事物受到庇护，而且使新的腐败事物滋长起来。”在西方国家，各种信仰之间相互制衡，人们生活在自己的信仰世界中，有自己明晰的边界，并且知道这种边界的存在和意义，大多数人并不为了自己的神或真理而强迫他人采取相同的行动。
　　多元信仰没有造成社会混乱，还因为各种信仰之间有共同的交合之处：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是按照最符合当代人们需要的理论来行事的：“他们为了打动听众，总是向听众说明宗教信仰如何有助于自由和公共秩序。在他们布道的时候，使人经常难于辨别宗教的主旨是求来世的永远幸福还是求现世的康乐。”正是现世的人与人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利益，所以各种信仰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交合。由于相互制衡，现世的任何人就不能凭着自己的文化力量而作出只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由于相互交合，任何成型的制度都可能是基于俗世的理性而不是基于信仰的激情基础之上。
　　3.　注重相互制约的日常伦理及其教育体系
　　伦理道德是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道德教育是反腐败教育的主要内容，未成年人在学校接受系统的道德教育，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继续接受各种道德教育，尤其是职业道德教育。美国除了学校的道德教育之外，还有专门的《政府道德法》(1978年)和《道德改革法》(1989年)。当然，西方国家的教会组织也在宣传某些关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念。
　　西方的道德是一种相互制衡的道德，这种道德注重引导人注意现实社会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等关系的调适，以使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够得到一个最佳的外部条件，而很少考虑个人如何向道德最高境界努力的问题。对于和他人有关的事项和场合，道德会加以严格规定，并且和法律、习俗等携手，让每个人都能预期到如违反这些要求将受到怎样的制裁。在西方社会，一个人只要他在一个普通人面前撒一次谎，其个人的信用或者污点记录就可能让他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困境。在这里，道德就不是个人修身的问题，而是在相互制衡的关系中个人该如何服从普遍认定的行为规范的问题。在这种相互制衡的道德关系中，不论一个人是否真的认同诚信的规范，他都必须表现出诚信的行为来。
　　(三)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现在的西方社会，人们既不以牟利为耻，制度上也不禁止人们牟利。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人的趋利之心却在各得其所的设计中基本安定下来。从廉政文化的角度上看，市场机制不仅是资源和利益的最接近自然形态的分配渠道，而且也是人的趋利性能以比较理性的方式宣泄的渠道。
　　1.　劳动取酬心理
　　寻租活动是指“利用行政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竞争，以维护和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整理。它所造成的危害是使社会资源配置遭到扭曲、破坏和浪费，并诱导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寻租活动是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它与人利用行政权力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获利的冲动不无关系。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都必然将劳动取酬视为美德，但只有在利益渠道畅通无阻的地方，人们才会把劳动取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市场机制在塑造人们劳动取酬的习惯方面比学校的道德灌输要有效得多。可以说，在完善的市场机制内，个人目标与最终结果之间的主要因素就是劳动或者不劳动，以及劳动的质量、强度、效率等。所以，个人不但视诚实劳动为生存之正道，而且也不能容忍他人的投机取巧行为。当然市场机制也难以培养出圣人，但市场机制是大多数人的生存之道，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生活而存在的。
　　2.　官员成为普通的劳动者
　　只要把官员的劳动当作一种特殊的劳动，需要全社会用高出一般劳动的价格来购买，那么建立廉洁社会就是空话。一方面，特殊的劳动者有理由不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另一方面，特殊的劳动者必然期待特殊的报酬。一般而言，官员将自己作为特殊的劳动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社会的一切进步、一切财富都和他们分不开。在市场机制内，官员不能以自己的劳动掩盖他人的劳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的民主在选择执政人员方面常犯错误，但即使在选错人员执政期间，美国却照样繁荣，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民众“很聪明和很认真”。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和市场机制内，每个人都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劳动，并且清楚最终的结果是缘于自己的劳动还是他人的劳动。官员的聪明和肯干对于社会繁荣来说是需要的，但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官员不是以他们领导国家各项建设的名义获得酬劳，而是以他们参与了市场运作的许多方面而获得酬劳。即使他们真是为着酬劳而工作的，他们也不能因为这样的劳动而向社会索取使社会大众不堪重负的酬劳。市场机制降低了官员对于酬劳的期望值，也使他们的酬劳成为各方面讨价还价的结果。
　　3.　职业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
　　在非市场机制中，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希望能够从这份职业中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他要依赖这份职业来生存，同时又要依赖它来向所有的人证明白己的价值和地位。而在市场机制中，生存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可以在不同的职业中得到满足。市场机制提供了职业流动的便利，人们各取所需，去选择那些在自己看来是有意义的职业，或者去选择那些挣钱多的职业。这样，公职就不需要依靠高薪来吸引人才，因为虽然想挣大钱的人不会走近，但那些想要证明自己的领导、组织、协调能力的人却会趋之若骛。国家机器能给驾驭它的人一种重要性和与众不同的良好感觉，西方政治之吸引人才，靠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厚禄，更不是可以获得非法收入的发财前景。在市场机制中，发财的渠道是畅通的，一个人如果抱着发财的目的，他可以走别的路。如果正常的发财渠道不畅通，人们就会把政治道路上的廉洁要求弃置一旁，这是许多地方腐败盛行的根源所在。
　　在市场机制内，官员和公务员没有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这反而有利于全社会对这一职业的实际重要性予以应有的体认。给予官员荣誉和对官员进行批评监督在西方社会是并行不悖的，这仍然是市场机制的结果。因为各种职业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在市场机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每一种职业都得到尊敬，同时又都受到监督。
　　
　　二、西方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的运行条件
　　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比较廉洁的状况，固然与其廉政文化设计上的精良密切相关，但也是此类廉政文化良性运行所需的各种条件比较齐备的结果。
　　
　　(一)经济生产的持续发展
　　如果世界各国的廉政文化设计都已经达到了技术精良、完备无缺的程度，那么腐败就只剩下两种类型：经济繁荣型腐败和经济萧条型腐败。所谓经济繁荣型腐败，是说某种廉政文化不适合在经济繁荣时期运行，或者说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廉政文化良性运行所必备的一些条件变得十分难得，因而导致这种廉政文化失效，腐败萌生并盛行。所谓经济萧条型腐败，原理与此相类，只不过经济的情形刚好相反罢了。古代中国人抱着“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治理理念，全力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但到经济繁荣时期，却是腐败盛行，廉政文化全线失守，是为繁荣型腐败的典型。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的廉政文化却是一种只有在经济持续繁荣的条件下才运行良好的文化类型。
　　固然，腐败的出现究竟是由于廉政文化设计的不精良还是由于良性运行条件的不具备，或者是两种情形叠加的结果，这时常是难以区分的。笔者在这里以美国为例，一步一步地去剖析这个问题。美国立国时间不长便进入腐败严重的时期，政党分肥，官员贪贿，无良商人大行其道，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如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期。”此后美国应对腐败的主要办法就是加强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廉政文化建设，而美国的腐败现象也大为减少，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只要制度完善，文化精良，就可以有效遏制腐败问题。实际情形远非如此。我们应该追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在19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普遍选择不遵守制度，而此后却普遍选择遵守制度?这样，一直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经济原因就浮现出来了。
　　美国自立国开始，其经济便蒸蒸日上，但各阶段的情况大不相同。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美国刚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国际市场还远未开辟，国内市场也到处是藩篱，人们的牟利之心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关合法致富的制度就经常被冲破。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市场渐渐统一，国外市场也逐步开辟，人们发财的机会俯拾即是，商人贿赂官员以争取机会的必要性大大下降，而防止官员以非法手段侵犯自身利益的必要性上升。而由于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官员获得了较高收入，他们也能够和反腐败的制度相安无事了。
　　在没有一个穷人“不对富人的享乐表示向往和羡慕，他们的想象力也从未离开命运使他们未能得到的财富”的社会，人们守法精神的来源依然是非常现实的。只要还能够在世界各地赚钱，人们就缺少贿赂本国官员的动力，相反，贿赂他国官员的主动性却增加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廉洁而发展中国家腐败的格局，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平等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能够在发达国家赚钱，则他们国内的腐败就要缓解许多，廉政文化所要承受的人欲压力就要减轻许多。
　　西方国家的廉洁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和体现。只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它们的廉政文化就能够在人欲的惊涛骇浪面前总体上安然无恙。据此推理，则只要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陷入困境，国内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他们的廉政文整理化就多一分被人欲冲破的危险。当然，经济上短期的波动对廉洁程度的影响不是十分明显，而且通过加固廉政文化的办法，也可以部分抵消这种影响。这就是人们在西方廉政文化建设中经常看到的——它们总是在立法，总是在和腐败作斗争，但反腐败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了：“已经多次证实，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都不是清净之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跨国腐败在此已露端倪，而颇令人担忧的‘国内腐败’在今天已频频发生。”西方廉政文化既以个人权利为导向，其良性运行必然以经济繁荣为条件，这在逻辑上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西方个人权利意识的煽动，却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腐败。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文化大部分西化了，只有经济技术水平是自己的，结果腐败盛行。某些西化程度较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可能的前景——如果它们既不能建立起可以“全天候”作战的廉政文化新体系，又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话。
　　
　　(二)和平、安全的国内外环境
　　西方廉政文化以权力制衡为枢纽，这就使得它们的廉洁对于和平、安全的国内外环境的依赖非常直接。
　　1.　战争和对抗使某些政府机构及其人员在事实上获得特殊地位
　　在人的各种需要中，安全需要是基础性的：“安全需要可以看成紧急状态下的积极的支配的动员力量，紧急状态可以指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罪犯的袭击、社会动乱、神经病、脑损伤、长期处于逆境等。”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些被认为是可以保卫安全的人就成为人们的依赖，人们更倾向于增强他们的权力。如果战争和对抗能在短时期内结束，那么一切就会回到相互制衡的状态；如果战争和对抗旷日持久，则权力的集中则不知不觉成为习惯。孟德斯鸠在讨论罗马共和国垮台的时候说过：“当罗马的统治局限在意大利的时候，共和国是很容易维持下去的”，“但是当军团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在许多战役中就不得不留驻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这样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神，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打破惯例，第四次连选连任美国总统；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曾经盛行，这都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如果考虑到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情形，则人们应该深信：没有了人们对于和平与安全的自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将极度脆弱。
　　2.　战争和对抗创造了诸多的腐败合理性
　　战争和对抗不但把诸多机会提供给那些企图腐败的人，而且也改变人们对于腐败的看法。战争使勇敢、机敏等品质的价值被无限地夸大，而廉洁自律的品质则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不廉洁但能够击败敌人的政府，总比一个清正廉明但连吃败仗的政府更受欢迎。为了交换他们的勇敢和忠诚，指挥者必须对属下的某些贪赃受贿、抢劫掳掠行为视而不见。有时候甚至故意纵容一只要想一想八国联军在中国的行径，就可清楚了。与此同时，为了补偿他们的牺牲，民众必须容忍政治家和军人的腐败，毕竟他们是在一种非常的环境下生活的。战争创造了诸多的腐败合理性，即使人们想遏制腐败，也因为缺少恰当的时机而不能不流于空谈。
　　3.　战争和对抗的环境败坏社会风俗、破坏权力制衡机制
　　任何良好社会风俗的维持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在民主政体中，战争文化是破坏社会风俗的主要因素。战争使人们对于生命的价值产生扭曲的认识，朝生暮死的感受使人们变得更加急功近利，社会风俗由此出现整体性的糜烂。孟德斯鸠在论述罗马盛衰时说：“所有那些怀有野心打算的人们都想在共和国里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庞培、克拉苏和恺撒在这一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规定一切叛国罪都不受惩罚。他们取消了一切可以防止风俗败坏的东西，取消了一切可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东西；就好像好的立法者总是设法使他们的公民变成最好的公民一样，这些人却拼命地要把他们的公民变得尽可能地坏。”
　　战争和对抗破坏良好的权力制衡机制而导致腐败发生的例子在现代西方社会也是可以见到的。为了维护它们在全球的等级秩序，西方政府总是不断制造出“敌人”，并向民众宣传同这些“敌人”作战的紧迫性和意义。这样，直接与同“敌人”作战事宜有关的部门就得到了某种豁免权，成为根深蒂固的腐败温床。在美国，五角大楼里就频频发生腐败案，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国防采购中的腐败是美国政府中存在的一个老问题，它周期性地惹恼着公众，但是从来没有被根本杜绝过。……美国政府曾三十多次对国防采购问题作过重大调研，但是这一痼疾始终得不到治愈。”毫无疑问，投鼠忌器心理是妨碍根治该领域腐败的因素之一。
　　
　　(三)社会大众对于国家前途充满信心
　　腐败令人绝望，而绝望同样导致腐败，几乎所有的群体性政治腐败都是发生在人们绝望的时代。学者们热议的转型期腐败，从表面上看是体制建设滞后的问题，而从本质上看是人不能适应社会变迁，不能适时建立起对于国家明天的信心问题。社会从来都是运行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当人们对前途信心十足的时候，道德律令将得到较好遵守；而当人们悲观失望的时候，再尽善尽美的法律制度也将被泛滥的人欲淹没。
　　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的良性运行无疑受到社会心理的制约。人们可能说，良好的社会心理是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制度完善、教育成功等诸多客观因素造成的。实际情况未必总是如此，因为社会心理有其独立的运行曲线，而廉洁与否便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从行为科学的知识来说，人的本性便是一种‘理性’和‘情绪’的混合体，而且‘理性’和‘情绪’是无法分解的。我们无论用什么方法，也无法使我们变成一具‘理性的机器’。只靠别人的说明或者是别人的命令，是不可能从我们的理智活动中将情绪的影响清除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廉洁制度之所以得到执行，是因为人们在特定社会心理下能够正确理解这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价值，并愿意按照制度的要求去做。
　　虽然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也没有办法根除腐败，但它的民众从未集体绝望过。有一种因素始终在帮助西方人保持他们的乐观，即世界各文明相互比较中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比较是科学的、客观的，而是说的确有这样的比较，并且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在国际社会联合反腐败问题上，西方人的这种优越感进一步被强化了。单就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来说，整理就明显地是让西方人有信心。这种比较抹平了已成的、方成的、渐衰的各种廉政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只关注它们当前的效果，有意无意地引导人们向西方的廉政文化看齐。西方廉政文化是一种已成的型态，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廉政文化正处于方成或者渐衰的过程中，所以西方人在比较中产生了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反过来又维系着它的运行。但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假定各国的廉政文化都照搬了西方模式，而世界上依然是腐败盛行，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于这种文化模式的怀疑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
　　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借鉴西方的许多长处，这是毋庸置疑的道理。只有尽可能全面地分析西方廉政文化的特点和功能，所谓借鉴才是建设技术的学习，而不是文化内容的移植。在文化内容上简单移植西方的东西注定是要失败的，而在技术上的学习却不会存在这方面的担忧。
　　
　　[参考文献]
　　[1]黄义英，秦馨，廉政、廉政文化和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内涵[J]，前沿，2010，(9).
　　[2][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政治思想导读[M]，舒小昀，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王德禄，蒋世和编，人权宣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4][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文选[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闻斋，芬兰何以成为世界最廉洁的国家[J]，党建，2004，(2).
　　[9]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李成言，廉政工程：制度、政策与技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周琪，袁征，美国的政治腐败与反腐败——对美国反腐败机制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3][德]彼得·艾根，全球反腐网，世界反贿赂斗争[M]，吴勉，等，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6.
　　[14][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M]，林方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5][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M]，婉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6][美]道格拉斯·麦格雷戈，行为科学与管理[M]，许是祥，译，台北：中华企业管理发展中心，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