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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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国家经济安全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从何而来


　　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中长期汇率理论，或者称为名义汇率理论，主要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值。10年来，使用PPP方法，美元对人民币的比率稳定在1：4左右，绝对购买力平价水平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相差一倍。可见，人民币有长期升值的趋势。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变动由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决定，中国数年的通货紧缩与人民币升值相匹配。短期汇率理论是利率平价理论，着眼于短期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汇率走势决定于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和远期汇率预期。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利率没有市场化，因此，解释力不强，但基本趋势是不错的。

　　以外汇数量为基础的国际收支理论，可解释短期和中期汇率走势。1994年以后，中国连续出现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越来越大，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自然产生升值压力。引起外资长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国市场开放的巨大吸引力，可获得长期高回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则刺激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几方面理论和政策实践都指向人民币升值。

　　不仅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还可以从真实经济中找到根据。当我们在长期经济分析中根据“货币中性理论”，抛开货币因素，名义汇率就变成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定义为：名义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率，或是名义汇率除以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其深层次含义是：在中长期排除货币因素后，研究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等非货币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最新的汇率理论，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实际汇率：可贸易品价格(%)／非贸易品价格(%)

　　国际经济学上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在通货膨胀时期，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但在中国并不明显。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主要是消费品价格上升，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因此，在通货膨胀非常高的时候，比如1994年达到20%，但并不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因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借并轨的机会一次性贬值了50%，这是一种提前超额贬值。

　　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连续贬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与此同时却在积累着升值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人民币贬值的所有压力，如国内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已释放完毕，升值压力就马上显露出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长期非货币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第一，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水平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以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如果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的原创技术少，但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则可以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从而产生汇率升值压力。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而不像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上述三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或绝对下降。如果以非贸易品价格为1，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流入

　　名义汇率如果不能随实际汇率变动，就称为“汇率错位”，在固定汇率下往往如此。由于长期保持“汇率错位”，在2000年以后，人民币明显被低估，表现在一系列指标上，一旦被国际资本评估机构发现，他们的投资报告就必然会影响许多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并引起各国政府如日本和美国的关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引起投机资本进入。仔细观察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反映投机资本流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为负数，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表明了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流；但是，在2000---2002年间却突然逆转，变成正数，大约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说明在2000年左右，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人民币升值已经达成共识，并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中国政府不断宣布人民币不升值，以期消除升值预期，逼国际投机资本流出，但在实际中效果并不明显。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之间的非均衡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和技术进步，必然引起货币升值的规律，已经被人们所认识。令人遗憾的是，国际资本评估机构似乎比我们认识得快些。

　　我国长期实行出口主导型经济，以扩大外汇储备为目标，类似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政策，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和思维定势，大多数研究报告和舆论宣传，大肆渲染“货币升值必定打击出口”。其实，由于技术升级的速度远远超过货币升值的速度，人民币汇率风险已经来自不及时升值所引起的升值预期，进而引起国际投机资本流人，而不再是出口下降和贸易逆差。在人民币稳中有升的近10年间，我国贸易顺差年年增加，到2005年突破100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只不过我们总以为顺差比逆差好，外汇储备越多越好，这就阻碍了国家政策的及时转变，丧失了升值的最好机会。
2003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达3000亿美元，已经足够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了10年，国内外经济产生了极大不平衡。实际汇率升值的幅度在20%左右，因此，最好一次性升值10--15%，再以浮动方式继续升值一段时间。但我们拖了两年多，直到2005年7月才开始升值2%，此时外汇储备已膨胀到7000亿美元，且升值幅度太小，反而进一步刺激升值预期，造成国际投机资本加速流人。到2006年底，国家外汇储备预计将达到10000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说明，国家财富外流(因为外汇只能存放于海外)，不能充分转变为资源和技术为国内建设所用。我们也不能有效运作，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库券，年收益率4%，但这远低于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收益率。这样运用国家资本效率实在太低，且没有安全保障。不要以为持部分欧元就可以避免风险，现在是美元与欧元轮番贬值，石油、黄金和原材料则大幅度涨价，不存石油存外汇本身就不安全，国家外汇储备将会受到贬值的巨大损失。
　　当外币大量进入中国，外汇市场严重供大于求时，国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任凭人民币升值；二是进行干预，收购全部多余的外汇。这样，以外汇占款方式发行人民币，就会占到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绝大部分，迫使中央货币当局进行对冲，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国内资本净外流，说明国内经济体制不能有效地容纳这么多资本。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不发达，比如金融市场和信誉制度的欠缺；另一方面，是迷信市场经济，放弃国家应有职能，使资本不能流向国防、高科技、农业、治水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巨额过剩资本不是流向境外，就是在国内炒俸股票和房地产，目前尤以房地产最为危险，涨价预期将促使泡沫发生并破灭，或有突发事件引起国际投机资本撤离，都会危及基本的金融安全。

　　三、国际投机资本与国内腐败资本的对流

　　原则上说，国际资本不可能只进不出，现在流人越多，将来流出越多。中国资本的净流人是国内外经济不平衡的最显著标志。从理论上说，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的基本平衡式，只有储蓄小于投资时才有国际资本净流入。但是，1993年以后，中国的储蓄就一直大于投资，储蓄率超过30%甚至40%，达到惊人的程度，资本肯定净外流。进入中国的资本有多少?外商直接投资7000亿美元，这是实物资本；近年来流人的货币投机资本约3000亿美元，两者共10000亿美元。而流出的资本有多少?国家外汇储备10000亿美元，私人与企业的合法外汇存款7000亿美元，加上非法流出的腐败资本，估计货币资本总流出约为20000亿美元。因此，中国资本净流出约为10000亿美元。

　　在这样巨大的资本对流背后，掩盖着更加深刻的结构性问题，这就是：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和国内腐败资本的流出，目前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腐败资金逃避外汇管制，向境外转移，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外逃。外逃指违法违规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包括走私、贩毒、洗钱、逃骗税、逃骗汇等，2000年国家查处的数额为300亿美元。由于外汇管制，90%的腐败资金没有逃出去，逃出去的一部分又以外资身份流回，是洗钱后再投资，这是国内腐败资金与国际投机资本的融合与总循环。国内腐败资金外逃，被国际投机资本内流所掩盖。真正危险的是，这些投机资本早晚要出去，如在某些因素诱导下集中回流，一场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完全自由兑换，是防止中国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WTO也只是要求贸易项目下自由兑换。几年来，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我国已放开绝大部分外汇管制，包括大部分资本项目，只保留对投机资本进出的限制。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舆论干扰，尽快实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呼声日甚一日，旨在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改革也紧锣密鼓。考虑到国内腐败资金要求外逃的意愿，这样的改革动机恐怕就不是那么单纯了。投机资本进出自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是破坏市场均衡的力量。不仅马克思主义这样认识，国际上严肃的主流经济学也是这样认识的，天才的大投资家、投机资本代表人物索罗斯有专著论述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质”。

　　如放弃国家管制，必定自动产生泡沫经济和金融崩溃。如放弃对投机资本的外汇管制，国内腐败资金必定集中外逃，不仅要兑换外汇，还要挤兑人民币，抛售股票和房地产。后几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国国内政策按照新自由主义演进，国际投机资本会继续流人弥补缺口，以渐进方式与国内腐败资金进行置换并融合。另一种就是国内政策调整影响了他们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向我们转嫁危机，就形成国际投机资本从流人到流出的转向。届时，国内腐败资金也会加入一起外逃，国内就会出现房地产和股市的崩盘，人民币和外汇的挤兑，金融危机就此爆发，这将迫使政府恢复严格的外汇管制。

　　货币自由兑换是需要条件的。若法制不完善，经济秩序混乱，社会腐败，权势者和管理者盗窃社会财富，必然发生社会财富大规模逃出、汇率贬值，从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以硬通货流出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杀伤力足以使一国经济实力损失大半。在中国改革没有完成，制度未曾完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绝不可以轻易实行。

　　管制投机资本不是自我封闭，一般正常用汇已基本放开，即使许多非正当的用汇，也可以通过香港进行，外汇的使用并没因此而降低效率。从宏观稳定角度看，国家没有必要从法律上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深圳的两币流通可以继续保持，以实现人民币在经济特区的实际可兑换。在强势预期的作用下，人民币将继续自由出境到东南亚，甚至更大区域，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旦形势不妙，人民币可以自动收缩其流通范围。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应摒弃新自由主义规定的“自由化”方向，把重点放在规范市场经济，特别是防止权力资本化方面上来。对于长期积累的矛盾包括腐败资金，应该用中国智慧予以妥善解决，既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关系，也不能对巨大的腐败资金退让，甚至让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影响国家决策。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后，再考虑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