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晴格格

摘要：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商山四皓；归隐；出仕；太子之争；评价

商山四皓，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四皓遁秦，古之逸民”、“汉兴有（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又作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其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典籍中。由于他们本身素质较高、不与暴秦合作的气节，以及他们在汉初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都给后世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自西汉之后，商山四皓就受到人们特别是诗人的关注与传诵，像三国著名诗人曹植就写有一首《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如此的评价，到唐代更是比比皆是。笔者据全唐诗库粗略统计，仅诗中含有“四皓”二字的就有50多首，足见一斑。

然而梳理各种叙述、评价，也不难看出，古今对商山四皓的讨论，大多针对四人的归隐及高节而言，而对他们在汉初看似矛盾而又具有内在合理性的经历及影响探讨得并不多。本研究根据相关文献，拟对这一问题做些探讨。 一、四皓拒绝刘邦邀请的原因分析 跟古代诸多隐士一样，商山四皓的归隐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2，并非因为生性淡泊。对此，史籍多有记载，《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颜师古注解说：“此（四皓）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远害”所指，可以参证前面引述的《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可见‘‘远害”即躲避秦末战乱，以全身自保。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四皓”条也说：“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这里所说四皓隐居之地虽有误，但认为他们归隐的原因仍然是“避秦乱”而全身。更晚一些的史册沿用了这个说法，如《宋书·谢灵运传》注说：“四皓避秦乱，入商洛深山。”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据上很显然，四皓隐居深山是形势所迫，而不像老、庄那样归隐后不再出山，所以《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还说：“以待天下之定也。”也即是说四皓只是“暂隐”，并没排除出山的可能。这与四皓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据《史记·留侯世家》引《陈留志》，四皓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域，“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日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後，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日霸上先生，一日角里先生。”几个不同籍贯的人聚集到关中，可以肯定不是为了归隐，而是求仕（虽然科举之类的考核形式隋唐才有，但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意识，自春秋战国士大夫阶层崛起后就广泛存在），后来因秦末大乱又一起归隐商山，“以待天下之定”。

然而，汉朝建立、天下初定后，“以待天下之定”的四皓并没出山，反而拒绝了刘邦政府的征聘，“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但四皓“征之不至，乃深自匿终南山。”对四皓这种反应，《史记·留侯世家》给出了解释：“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这里说到了两点理由：其一，四皓此时年事已高，“四人者年老矣”；其二，不太喜欢刘邦的为人，“皆以为上慢侮人”、“陛下轻士善骂”，因此才“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更准确地说，不是“逃匿山中”，而是继续隐居山中——笔者注）。应该承认，就事论事，这两点都是事实，因为汉初之际四皓确实年事已高，刘邦的为人也多少有些粗鲁，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些并非四皓拒绝出山的主要原因。

因为首先，虽然四皓年事已高，但刘邦一直敬老用老，比如早在起事初期，他很乐意接受谋士郦食苴‘‘不宜踞见长者” 的进谏；早年率兵入关时，也曾接受建议在乡里选举三老，并且要求“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等等。既然四皓知道刘邦“上慢侮人”的弱点，那么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刘邦敬老用老的这一优点。

其次，四皓说“上慢侮人”、“轻士善骂”，但刘邦对隐士是广泛接纳的，至少公开征聘过他们，“求聘四皓”。而且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与玩味，即四皓最后其实并没有做到“义不为汉臣”，而是接受了太子刘盈的邀请。四皓接受邀请出山之事见于《史记·吕太后本纪》索隐与《史记·留侯世家》，不妨看看：
令太子卑词安车，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毋废。（《史记·吕太后本纪》索隐）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日：“留侯善画计茭，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日：“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日：“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茭。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馀人何益。”吕泽疆要日：“为我画计。”留侯（张良）日：“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史记·留侯世家》）

由上可知，吕后、太子等人也只不过征聘四皓而已，不同的是夹杂在汉初太子之争事件中，其中还多了一些细节：第一，吕后等人强请足智多谋的张良献策，并采取了细致的实际行动——摸清四皓对刘邦有成见的心理状态，主动诚恳地派人前往商山邀请，还让辩士随同，通过解释来打消四皓的顾虑，“因使辩士固请”。第二，“令太子卑词安车”、“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这就与给人傲慢印象的刘邦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太子刘盈为人“仁弱”，这可能是与商山四皓作为隐士身份的务虚、贵柔心态所暗合的东西。所以，“以待天下之定”的四皓最后接受了太子的邀请。

将上述细节与刘邦的邀请相比较，不难看出，正是‘‘细节”决定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的出现：刘邦的弱点挡在了他重用隐士、敬老用老的前面，成为四皓出山的一个心理包袱，与此同时，刘邦又没有摸清四皓这一心理，采取更实际的行动去打消四皓的心理顾虑、说服他们出山。因此，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

二、四皓在太子之争中的行为及评价

如前所述，商山四皓的出山与西汉初年的太子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由于四皓
的出山，给太子之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原来一直争执不下的问题，“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现在由于刘邦见到四皓出现在太子身边，而很快做出了决定，打消了改立赵王如意的念头：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日：“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日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日：“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免游乎？”四人皆日：“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日：“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日：“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日：“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柰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竞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当然，若从刘邦与戚夫人的个人感情、吕后后来的歹毒，以及戚夫人与赵王如意的悲惨下场来看，上述结局多少有些凄楚。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感情与道德关系，后世不少人对于四皓出山以及因他们而导致的变局多有诟词，唐代诗人张志和在《渔父》里就讽刺说：“翻嫌四皓曾多事，出为储皇定是非。”同为唐代诗人的杜牧，其诗歌《题商山四皓庙》质问得更尖锐：“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诗人的评价反映了人们的不同看法，原本无可厚非。但四皓行为的实际影响是否如此，他们的选择是否得当？则值得加以辨析，而不能简单否定或指责商山四皓。如何评价他们在太子之争中的行为？笔者认为评价的尺标应该是历史的观点，而不是感情与道德评价。

首先，前面已经指出，四皓之所以从拒绝出山到辅佐太子、反对刘邦改立，是因为刘邦策略不当，以及后来四皓对太子性格、为人的认可。而另一方面，太子竞争者赵王如意的性格，据刘邦自己所说：“如意类我。”四皓本来对刘邦某些性格方面有抵触，那么“类”刘邦的赵王如意的性格显然与四皓所希望的君王形象不一致。

其次，从古代的惯例与汉初的实际情况来看，四皓的出山以及对太子之争的平息，都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意义。第一，四皓的主张符厶‘‘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众所周知，自从西周嫡长子制得到确立后，立嫡不立庶就成了一种习惯法，继承问题也成了一方诸侯或一个王朝的大事。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将有利于社稷的安稳；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大动乱，这样的例子在汉初之前有很多，西周末年的褒姒之乱、晋国的骊姬之乱、甚至秦二世谋害兄长夺位引起的纷争，都是惨痛的教训。正因为如此，刘邦一开始打算改立太子，就不断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以直谏著称的周昌甚至公开说：“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第二，四皓的做法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刘邦欲废太子，事在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这个时候刚经历秦末大乱、楚汉相争，一方面社会疲敝，百废待兴，另一方面黥布等人还割据地方，人心未稳，因此如何保持社稷的稳定，无疑是当时最大的问题。如果因太子问题而引起纷争，后果将不堪设想。况且，吕后素来“为人刚毅” ，吕氏兄弟又多把持要位，若太子被废，在“母以子贵”的年代，吕后及吕氏家族显然不会善罢甘休。庆幸的是由于太子问题很快被解决，并没闹出乱子，刘邦也才得以集中精力平息了随后黥布的叛乱，对此，四皓功不可没，所以后世大多士人都肯定了四皓的“安刘”功绩。曹植在其《商山四皓赞>中说他们：“应命太子，汉嗣以宁。”白居易的《题四皓庙>也说：“卧逃秦乱起安刘，舒搂如云得自由。’，宋代文人王禹偶在《四皓庙碑》中的评价更详细：“《易》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备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王禹傅的另一篇文章《拟留侯与四皓书》借留侯张良之口，也对四皓进行了褒赞，等等。

因此综合来看，四皓拥立太子的行为，不论从惯例角度还是从汉初的实际情况来分析，都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