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和古籍版本鉴定

晴格格

摘 要：避讳是中国古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产生年代久远，成因复杂，极具时代性。利用避讳鉴定古籍版本是一种简洁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可以作为其他鉴定方法的补充，济其他方法之穷。
       关键词：古籍  避讳  版本鉴定
        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多种多样，如根据古籍本身的特征鉴定、根据牌记鉴定、根据序跋鉴定、根据字体鉴定、根据名物制度鉴定等不一而足。其中利用修辞上的避讳就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正如宋代王楙所说：“古今书籍，其间字文率多换易，莫知所自，往往出于当时避讳而然。”陈垣先生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避讳学的常识，对于中国历史，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对于某些问题也无法解决。懂得了避讳学，不但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而且可以利用它来辨别古籍文物的真伪，并且可以鉴定其时代。”
        避讳作为中国古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产生的时代较久远，成因也很复杂。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性。避讳是一种语言禁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语言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在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避讳文化，甚而形成“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陋习。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同时文化又制约着语言，语言的发展始终铭刻着社会文化发展的轨迹。避讳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古籍版本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痕迹。避讳在唐宋时期尤为盛行且发展到极至，以至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给我们阅读古书带来诸多不便。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都是辩证的统一，避讳也不例外。它在造成文字运用上混乱的同时，也给我们考察古籍的年代及鉴定版本带来极大的便利。正如陈垣先生所说，这种习俗“其流弊足以混乱古文书，然而反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书之滞疑，辨别古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因为避讳极具时代性，利用这一点正好可以将它作为某一时代的标志。可以说，避讳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辩证地加以分析，利用它来为我们鉴定古籍版本服务。
        著名修辞学巨匠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给“避讳”定义为“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接说该事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的，叫避讳辞格。”避讳这一中国特有的风俗习惯，周朝就已经开始形成，唐宋时期盛行且发展到极至。如刘温叟以父讳“岳”，不听丝竹之音；李贺以父讳“晋肃”，不赴进士举。韩愈针对这一现象，作《讳辩》：“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予以鞭挞。历史上利用避讳也曾闹出过不少笑话，如南宋钱良臣的儿子每当读经史的时候见到“良臣”二字就改读为“爹爹”。有一天，读《孟子》中有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就改读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本为尊敬，却闹出笑话。
        避讳可分为国讳、家讳、私讳和圣人讳。避讳的方法主要有空字、改字、同音替代和缺笔四种，如晋代王羲之的曾祖名“览”，为避曾祖讳在他的《兰亭集序》中将“览”写成“揽”。讳字具有时代性，因而在古籍版本的鉴定上广为运用。用避讳的方法来鉴定古籍版本，要熟悉一些重要的讳法、讳例、讳字和讳类等，如宋本书里偶尔有注明“今上御名”的方法回避当时皇帝的名讳，但最常见的还是缺笔。这些在阅读古书的时候一般容易发现和辨别。但是宋代避讳要求严格，不但避历代皇帝的名讳，同时也避赵氏远祖的讳，而且“正名”、“嫌名”均避，这一点在鉴定宋代古籍版本时应特别注意。其他朝代的名讳也各有其特点。下面试分析避讳在鉴定古籍版本中的重要性。
        一、利用避讳鉴定古籍版本，可以鉴定古籍的大体成书年限。在鉴定古籍版本时，要认真找寻每一个讳字，并确定其下限，即避讳至哪一个字为止，特别是牌记和名家的序、跋等。如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传世的雷峰塔经《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陁尼经》，其牌记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现存的还有一卷，其牌记云：“天下都元帅吴越王钱弘俶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这两段牌记都点明了刻经的年份，比较容易考证。如果单从避讳的角度来考证，也很容易。前经的牌记写成“钱俶”，就是采用缺笔的方法避赵匡胤父亲弘殷的名讳，仅此我们可知此经是吴越王降宋后所刻。后一牌记仍写成“钱弘俶”，单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此经乃入宋前所刻。经查证，前经刻于吴越王入宋十五年，后经成书时离宋建国还有四年。《横云山明史列传稿》清初有两种刻本，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刻本和雍正元年（1723年）刻本。根据版心下刻“敬慎堂”三字，可知是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因为康熙本“慎”字不讳而雍正本“慎”字缺末笔。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后汉书》，“桓”字作“渊圣御名”；而“构”字则作“今上御名”，知为高宗时刊本。
       二、根据讳字还可以考证古籍的刻处。不同时代的避讳严格程度不同，同一时代的避讳也往往有差异。宋代是避讳比较严的一个时期，但是官刻本、坊刻本和家刻本避讳就不一样，官刻本的避讳比较严，坊刻本和家刻本则相对较宽松，另外家刻本往往还避家讳，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版刻的单位及刻书的地点。如《皕宋楼藏书志》所载《汉书•卷六四下》：“乌桓之垒”。其中在“乌”字下注“渊圣御名”，陆心源考证为绍兴中蜀刊大字本。缪荃孙根据《容斋续笔》云：“绍兴中，公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并书四字曰‘渊圣御名’，则此为两淮江东转运司本，而非蜀大字本明矣”。
        三、利用避讳可以作为其他鉴定方法的补充，济其他方法之穷。如现藏北京图书馆朱彝尊的旧藏明刻本《玉台新咏》，其卷首序、题署、名家世序均与嘉靖本相同，但仔细比较可知明显不是同一版本系统。嘉靖本简文帝的《北诸》，此本作《北渚》；梁元帝的《春宵》，此本作《寒宵》；王僧孺的《怨夜》，此本作《夜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其具体刊刻年代难以确定，但是该书不避康熙帝的名讳“玄”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其为明刻本。有时因为不知避讳而导致版本鉴定错误，如《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刘攽注曰：“按古语皆云画虎不成，此误。”殊不知，这里的“虎”字是后人为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而窜改孔氏之语。
        任何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避讳也是如此。因为古籍版本极其复杂，特别是善本、孤本，极具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书商们为牟取暴利，于是在版本上大做文章，以今充古、以次充好。加之“古书流传久远，易主递藏者多”，给版本鉴定带来诸多不便。如果单凭避讳来鉴定，恐怕有些欠妥。对于避讳这一鉴定古籍版本的方法，我们应该辩证地加以分析。鉴定古籍版本虽然不能仅凭一两个讳字就予以界定，要综合多种因素加以考证。但依据避讳鉴定古籍版本的确是一种简洁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从而为鉴定古籍版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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