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草民——浅谈话剧《窝头会馆》的主题立意

紫霞小仙子

［摘要］《窝头会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延续———对于北京人艺“血脉”的延续。是什么让我们在观演话剧的时候会不断回响起北京人艺的经典之作———老舍先生创作的《龙须沟》、《茶馆》。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充满着京腔略带调侃的台词，也可以说因由是它延续并拓展了人像展览式的结构形式，而细细品读这部话剧，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不管是台词还是结构，都是依托在剧本的主题立意之上，换言之，正是因为本剧处处充盈着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开掘和人物人性光辉的发扬，才使我们深感此剧之丰满灵动。

    ［关键词］草民;性;欲望;信仰

    《窝头会馆》的故事发生北平和平解放前那段黑暗即将终结，光明迟迟未来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叫做“窝头会馆”的平民小院，房东苑国钟守着他的院子和他一出生就患有痨病的儿子，虽然拥有整个院落，可生活依旧捉襟见肘，每天以卖杂酒和咸菜为生，到了收租的日子就异常兴奋，虽然等待他的结果往往是劳而无功;西房客翠兰一家以卖炒肝为生，翠兰性格泼辣，伶牙俐齿，却拥有一种中国传统底层妇女灵魂中善良淳朴的悲悯情怀;西房客金墓蓉是一个嫁给了正骨医生的落魄格格，以制卖膏药和丈夫在中医堂看病为生，虽然日子窘迫，但是流淌在她血液里的高贵姿态从来没有屈服过，她看不起这个院子里的任何人，每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跟翠兰吵得不可开交;二楼的古爷是一个年逾七旬的前清举人，玩物丧志的他为了三百二十块大洋和在窝头会馆无限制的居住权而卖掉了自己的古宅，仗着自己年事已高，阅历颇多，每天冷眼旁观着整个世界，时常口出胡言，唠唠叨叨，早早地给自己置办了棺材，并把它公然摆放在院落一角，只因为一件事情耿耿于怀，那就是苑大头为何就一夜暴富买下了他的古宅。在二楼居住的还有苑国钟的儿子，他从一开始就对父亲的关爱视而不见，把自己关在屋内看书，不让任何人接近，出场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与金慕蓉的女儿子萍借书;肖启山是那一片的保长，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长期欺压着以苑大头为首的百姓，并且对窝头会馆垂涎已久，他明知自己的好日子即将终结，所以更加变本加厉，唯利是图的他终究把苑大头逼到了尽头。而他的儿子肖鹏达一脸风光，西服革履，却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他被人算计，屡次充当替罪羊，却一心单恋慕容的女儿子萍，不惜偷来家中的全部存款，意图携子平从此远走他乡……一、关于欲望全剧的人物无不具有自身的性格特点，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古宅子，却让这么多旧社会的北平老百姓一瞬间起死回生，听听他们的台词，充满了京腔儿，甚至有些粗俗，有些歹毒，起初我还在翠兰和慕容掐架的时候笑出声来，可随着剧情的演进，我发现即使我很想乐，但是嘴角纠结着无法上扬，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在读契诃夫、鲁迅的小说时也曾出现过。为什么大家都把“死”这么一个长久以来被中国人避讳的字眼摆在嘴边，时不时地拿来自嘲或者攻击他人。大概只有真正生活在绝望里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或许是自嘲，或许是发泄，或许是怨天尤人，而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一种渴望，对“死”的渴望。生活带给他们太多的负累，他们无法直立，翠兰无休止地清洗着让人作呕的大肠，尊贵的旧格格慕容也必须放下尊贵的身段，为了掉在地上的那几贴膏药跟翠兰用最恶毒的语言争吵不休。而古爷的生活看似最无忧，而这种无忧恰恰正是他对死最临近。所以，他最钟爱的事情就是躺在他的棺材里听蛐蛐儿叫，时不时地出来嘲笑眼前这帮连死都没有勇气接近的人们。他们得活着，他们必须活着。苑大头不能死，为了他患有痨病却自始至终不能对他释怀的儿子;翠兰不能死，即使是被逼到全家在瘟疫中死了九口，她沿街乞讨最后不惜出卖自己身体的绝路上的时候，她也不能死，为了怀里嗷嗷待哺的女儿;所以，既然大家都必须活着。是谁说的，人一生下来就开始与自己的欲望抗衡。他们必须要喂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还要支付不菲的苛捐杂税，日子还要继续，欲望也在继续，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金钱生出无休止的贪念。

    钱，这个自始至终贯穿在整出话剧中的字眼。有人把苑大头称作中国的葛朗台，这是多么疯狂的比喻。他是爱钱，他巴不得在信仰那栏上面填上个“钱”字。有一幕，苑大头因为钱几乎被逼到了绝路上，此时，子平带着同学的捐款来看望苑淼，苑淼坚决不准许苑大头收下这笔钱，而苑大头内心的理智情感最终战胜不了他对金钱的欲望，父子二人在争执中，请注意苑国钟那双紧紧抓着钱的手，那传达出的是一种怎样的无法遏制的渴望。最后儿子将捐款狠狠地砸在了父亲的头上，洒落了一地的除了花花绿绿的钱票，还有苑国钟仅有的一丝丝尊严。可是他不吝啬，他对穷人胸怀悲悯，甚至很多时候即使那么嗜钱如命的他却对钱有些无视。房客久久交不上来房租，友人一人一把抓完了他拿来讨生活的咸菜他无视，古爷强词夺理地讹了他一口棺材他也很从容，翠兰家搭起炒肝的门面，慕容盖起熬制膏药的铺子他也忍让了，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说这一切都是儿子的意思，但是他如果真是葛朗台一般的人物，他会在金钱面前做出这样的让步吗??钱对他来说，只意味着一线希望，儿子生命延长的希望，这一切只是因为爱。所以在我看来，苑大头对于金钱的追逐和他跟翠兰的“通奸”这两件最肮脏的事情也变得顺其自然。细细想来，在这个庭院里所有的蝇营狗苟之事，在那个困窘的年月，在那些迂腐愚昧而又擅长自嘲，自我劝慰的草民身上，这一切的发生才显得那么合情合理。因为，他们必须得活着，太多对生活的无奈，太多对于上苍的责问，如何让自己的心变得豁达，如果让自己的生活得以继续，他们无法选择“死”，只能选择“生”。

    同是欲望，在肖启山的心里就变成了一种邪恶的贪念，他仗着保长的身份为虎作伥，疯狂收敛的同时还不忘了沾足哪怕一丁点的小便宜，贪婪的欲念泯灭了他的尊严还有良心，他对窝头会馆民不聊生的景象一直做冷眼旁观状，明知自己好日子即将完结而更加利欲熏心，为非作歹，精心策划重重圈套把会馆据为己有。儿子肖鹏达多多少少在潜意识里受到了父亲性格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过多的贪念而被人利用和玩弄，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心里还有爱，但是这种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占有，即便他爱得热烈专一。就此来看，如果说肖启山是邪恶而贪婪的魔王，那么肖鹏达也就算一个为了爱不择手段的阴险小人。
    二、关于信仰

这部戏的另一条隐形的线索就是关于信仰的思考，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此加上引号。因为我并不认为剧中人物他们因为有了心中的某一个信奉的神而就有了信仰。而正因为此，才令人觉得顺情合理，合乎自然。在那个破败污秽的庭院，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食不果腹、破衣烂衫的草民们，他们在家中和心中都会放置一尊神像，或者是受难的耶稣，或者是大笑的弥勒佛，再或者是千秋忠义官老爷。肯定地说，这一切都只是象征，是他们聊以自慰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寄托，甚至是他们的精神麻醉剂。

    戏中翠兰和慕容第一次吵架是因为翠兰搭晾猪大肠的绳索和慕容搭晾膏药的绳索相连，由于翠兰的不小心，导致慕容晾晒的膏药掉在了地上，二人因此引发了剧烈的争吵，最后因为苑大头的出现而停息，慕容走前恶狠狠地扔下了句“哈利路亚”，翠兰不甘示弱，接茬说了句“阿弥陀佛”，苑国钟连忙回身做祭拜状，边道“关老爷圣明”，在此看来，他们的信仰在他们身上又演变成另外一种特殊的力量:一种对旁人的震慑或者是恐吓，同时又在心里给他们自己的行为壮足了声威。随着剧情的不断演进和矛盾的不断升级，三人甚至把供奉在家中的神像搬到了院落里，将这一意图表露地更为明显。

    为何在只有四户人家的小院子里，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信仰。(当然对那两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这里先抛开这个不谈。)其实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合乎逻辑的。生活越是无望，对周遭的大环境越是无法把握，人们往往越会把更多的灵魂寄托于神灵。而翠兰子这样的草民，他们信奉神灵往往都是为了祈求多财，多福，多平安，同时也带有一种对责任推卸的侥幸心理。所以，在我看来，作者分别把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设置成为有着不同信仰的百姓，充斥着编剧王恒的一种对于人性的哲学思辨。

    前面提到，翠兰是一个家里供着弥勒佛，心中有观音的女人。她的这一特定形象最能代表封建社会最广大妇女的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妇女几乎没有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所以她们能做的就是就是在供奉佛像前虔诚地祈祷，祈求家庭的平安，祈求男人多作为，祈求光明的早日降临。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淳朴善良，所以翠兰无法眼睁睁看着苑国钟怀中的婴孩因为饥饿而啼哭，所以冒着自己和女儿被传染上痨病的危险喂孩子吃母乳;她看不过苑国钟儿子对父亲的冷漠而试图说服二人重归于好;她与苑国钟惺惺相惜，我想并非只是因为忍受不了生理上的饥渴，而更多的还是感动于苑国钟作为一个父亲对患病的孩子倾注的全身心的热爱，或者说是对苑国钟的一种恻隐之心，她试图去安抚他。

    而与此同时，她们也是被生活压力最先击垮的人，苦难往往会榨干她们的心血，她们生活在无望的深渊里，所以如果说观世音是一尊放置于内心深处的神灵，那么大笑着的弥勒佛就是一尊应该摆放在最显眼位置上的神灵。她们太需要那种乐观的传染了，这足以让她们变得刚强和豁达，她们希望一切都如过眼云烟，自己生活得再凄苦，再无奈，也要把哪怕一点点向善的乐观情绪传达给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所以她们在背后用粗俗的语言嘲笑别人，同时她们也善于自嘲，这其实是一种对于自己的最基本的劝慰，是为了寻找生活下去的勇气。

    金慕容是基督教的虔诚信徒，她出生于一个落魄的大户人家，虽然身份不在，门第落魄，但是她流淌在血脉里的高贵不曾改变，生活让她已经无从选择，那么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证明方式，所以在她选择自己信仰的时候也选择了比翠兰更“先进”的“洋教”。她每周都会去做礼拜，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也能在读“洋经”的时候潸然落泪，由此证明，由于她对自己信仰的虔诚，她的内心世界开始变得充盈和饱满。但是即便是如此的虔诚之心在她身上的表现也只是一种单纯的崇拜，这种崇拜具有太多的主观意愿，因为她并没有用基督教义中的条条框框束缚自己的行为和言语，换句话说，她的行为和她的信仰是脱节的，所以，在我看来。她的信仰也是盲目的。而苑国钟信仰关公最为可笑，他并不是像常人那样敬奉于关老爷的忠义情怀，而是艳羡于关老爷手中即有大刀又可以拥有元宝。我想这大概就是作者的一个隐射，正是由于他对钱的贪欲，用“红党”的稿费买下了一整座窝头会馆的所有权，于是他从此得不到关老爷的庇护———儿子不留情面的对立，房客迟迟交不上来房租，肖启山的欺压。这都不算什么，最无奈是在他生活陷入谷底的时候，那棵被砍伐的大树还是不偏不倚地砸在了隔壁黄馆长的屋顶上。黄馆长代表的是一种专政，是老百姓们平时不去谈论却时时刻刻在跟他们索命要钱的专政，所以一旦他得罪了黄馆长，那么他所有的一切，包括性命都难以保全。

    还是古爷一语中的，他曾呓语到，关公就是亚获得军事基地，显然是最大的缺憾。苏联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成员、苏联驻美国大使、和会的保加利亚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诺维科夫在总结巴黎和会的结果时承认，“确实，苏联外交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所有目标，所以莫洛托夫在闭幕会上说，‘不能认为大会的工作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5］

在这些未能实现的所有目标中，争取对意属利比亚托管权的未遂努力，当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五国条约确认了西方在意大利和北非的优势和苏联在匈牙利和巴尔干的优势。这也许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但它标志着美国承认苏联控制东欧。这种承认，一方面是既成事实，一方面是苏联国家安全需要，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

    ［6］

由此成为冷战起源之一。◇注释［1］［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英俄－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版:711［2］《对意和约(节录)1947年2月10日巴黎》《国际关系史资料选遍》［3］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4］周琪王国明主编《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5］诺维科夫:《一个外交官的回忆(1938－1947)》，莫斯科，1989年，第348页转引自《斯大林与冷战》第181页［6］［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