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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电影] 电视电影《哈姆菜特》中的可视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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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5 11:21:4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摘要;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电视电影《哈姆莱特》对原剧做了现代改编,在人物的观察行为上附加了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单向镜和超8摄像机等技术设备。通过这些可视性机器,影片构建了比原作更加复杂的观察机制,使剧中隐藏的结构得到了表征,并为反思当代社会中的技术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哈姆莱特》 可视性 观察
  
  2008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推出了格里高利·道兰(GregoryDoran)导演、大卫·田纳特(DavidTennant)领衔主演的现代版《哈姆莱特》舞台剧。该剧大获成功,随即被改编成电视电影在BBc2台播出,并出版发行了DVD。电视电影将故事发生的背景从中世纪宫廷置换到了当代社会,但在极大程度上保留了莎剧的剧情与台词的原貌,唯一具有当代色彩的是,影片中加入了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单向镜和超8摄像机等技术设备,以突出原作中的观察主题。本文将结合福柯的可视性理论,分析电视电影对《哈姆莱特》的改编。
  
  一、可视性与作为可视性场所的艾尔西诺
  
  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一书中写道,视觉具有交互性质,我们能看的时候,会觉察到我们也会被看,‘他人的视线与我们的相结合,使我们确信自己置身于这可观看的世界之中”。但在日常生活中,视觉的交互性质经常会被单向的观察行为打破。“观察”包括了主动的观看者与被动的被看者,前者通常试图获取有关后者的知识,同时避免暴露在后者的视线之下。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不对等的观察行为支撑着几个关键性场景,譬如国王和波洛涅兹偷窥哈姆莱特与奥菲利亚会面,哈姆莱特和霍拉旭暗中观察国王等。电视电影《哈姆莱特》里的观看者躲藏在当代技术设备背后,强化了观察的单向性。米歇尔·福柯的可视性理论为我们理解这种改编提供了思路。
  德勒兹指出,关于可视形式的讨论缠绕着福柯所有的作品,技术的发展与在科技变革中诞生的可视性发明息息相关。古典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可视性发明是全景敞视建筑,作为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它取消了视觉的交互性质,在精心设计的光线环境与空间布局里,中心口望塔中的监视者可以使自己不被看见,周围的囚犯时刻处于口望塔的监视之下,并进行自我监视。进入20世纪后,照相机、摄像机等全新的影像技术日渐普及,机械的、远程的观看逐步取代了人工的、肉眼的观看,像福柯所说的那样,规训机制突破了封闭的建筑物,将观察中心散播到整个社会。观看者的观察变得更加细致入微,更具有匿名性,而被看者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暴露在监控摄像机等装置之下。电视电影《哈姆莱特》在人物的物理观察上附加当代影像设备,实际上是用这些新型可视性机器突出可见与不可见的对立,将观众的注意力从观察行为引向对权力运作问题的思考。
  为了让可视性机器的出场具有说服力,影片借助场景设置和道具设计,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处理为能够纵览一切的可视性场所。电视电影的场景延续原先舞台剧的风格,用大厅墙上数量极多的镜子和光可鉴人的黑色地板,将艾尔西诺变成一个镜像世界,剧中的角色无处遁形,随时随地处于被观察的状态。与之相应的是,镜子成为影片中的重要道具,位于权力下层的哈姆莱特、奥菲利亚和王后的身影都曾出现在一面巨大的破碎的镜子上,碎裂成无数个镜像,这个细节暗示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崩塌,而镜像造出的夸张到极致的可见状态,也映衬着他们被观看者的身份。
  影片还以隐晦的方式,将艾尔西诺变成规范个人行为的机构。哈姆莱特的饰演者田纳特突出了人物的机敏和癫狂的特质,剧中的其他人常常会被他疯狂的嘲讽所激怒,对于敌人来说,他是颇有实力的危险对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让他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艾尔西诺在某程度上成了观看疯子的疗养院,或者观看犯罪的监狱。
  通过以上细节处理,电视电影《哈姆莱特》成功地复现了原剧中的一句台词:“丹麦是一所牢狱。”在这个可视性场所里,以哈姆莱特为首的剧中人物随时有可能处于他者目光的监视之下,若想在政治争斗中占上风,就必须用有效的技术手段隐藏自己,迫使对方处于可见状态。影片的这个设定为可视性机器的出场提供了语境。
  
  二、丹麦宫廷中的层级监视
  
  在福柯的著作里,机制(dispositif)是机器亦是部署,它是各种制度的、身体的、管理的构造和知识型,能增强并维护社会机体中的权力运作。电视电影《哈姆莱特》里出现了大量可视性机器及相应的人员布控,从而创制了比原作更为复杂的观察机制,分析可视性机器及人员布控的构成因素,能使我们理解这套机制对艾尔西诺权力结构的表征。
  影片中最主要的技术设备是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开篇第一个镜头就是通过监控摄像机视角展现的,画面上出现的是以俯视角度拍摄的走廊,机械式的摇镜头追踪着下方巡逻的士兵。在后面的影片里可以看到,这种监控摄像机分布在宫廷的各个角落,监视着每一个人,而哈姆莱特是最主要的对象。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哈姆莱特曾在避开他人目光之后说:“现在我只剩一个人了。”影片里的哈姆莱特先冲到大厅角落砸碎了监控摄像机,然后才念出了那句台词。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是现代化的全景敞视建筑。它的控制室履行着中心口望塔的职责,这里安置着终端控制器和显示设备,可以调度任意一台摄像机,并将拍摄的画面汇聚在一起,所以它是行使权力和记录知识的核心。先进的技术将人员配置降到了最低限度,并且取消了被观察者的个人隔离,实现了自由流通,因而这套系统比古典时代的全景敞视建筑更加便捷有效。
  王宫中的另一种观察设备是单向镜。波洛涅兹派奥菲利亚去与哈姆莱特交谈,他和克劳迪斯躲在单向镜背后的暗室中观察哈姆莱特的言行。这种镜子有着与全景敞视建筑一致的光学与建筑学系统,它利用照度差,使两边的观看者获取不对等的图像:位于镜子亮面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镜像,但逆光效果让他的一举一动都如剪影一般,暴露在暗面监视者的视线之下。国王要“躲在可以看见他们,却不能被他们看见的地方”,单向镜的暗面是比原作中的帷幕更理想的场所。
  这场戏中,监控摄像机和单向镜同时出场,影片精心设计了人物的视线关系及可见性,将丹麦宫廷中的权力运作方式表述得冷峻而深刻。导演让镜头从单向镜的暗面进行拍摄,观众位于克劳迪斯和波洛涅兹身后,与他们一同透过单向镜观看大厅里的哈姆莱特与和奥菲利亚。其时,哈姆莱特发现了大厅里的摄像机,意识到艾尔西诺存在着监视网络,随即逼问奥菲利亚:“你的父亲呢?”他注视着监控设备,奥菲利亚则慌乱地回头看她父亲藏身于其后的单向镜。
  在这里,人物与机器复杂的视线关系构成了福柯所说的层级监视,这种规训技术建立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监视网络,用强制手段使对象处于分层的、连续的监督之下,从而诱发权力效应。“如果权力是在精密复杂的机器一样的系统中实施的话,起作用的是人在系统中的位置”,个人在金字塔中的位置决定其能见度。可以看到,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单向镜等可视性机器与各司其职的监视人员结合在一起,构筑了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等级网络。它散布在艾尔西诺的各个角落,使效应抵达社会机体最细微的末端,权力行使者借以维护其不可见性,而哈姆莱特这样的反向力量则被对象化。
  
  三、哈姆莱特的机械眼
  
  现代化的可视性机器并非上层权力拥有者的专属,哈姆莱特砸碎大厅里的监控摄像机并决定复仇之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和单向镜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哈姆莱特的一台超8摄像机。他用这台摄像机拍摄了国王和王后的神色以及他本人的两段独白。
  美国学者罗伯特·伍德(RobertE.Wood)曾说过,《哈姆莱特》中的物理观察行为均受制于感官的局限性,电视电影让哈姆莱特用现代技术弥补了这种缺陷。本雅明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照相机和电影能够拓展肉眼的观察领域,其一,借助特写、加速等技术手段,镜头可以捕捉肉眼无法企及的图像,揭示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侧面;其二,技术复制具有再生产影像的功能,复制的影像动摇了存在物的独一性,“把原型的摹本置于原型本身无法达到的境地”。这些优势被影片中的哈姆莱特利用,使他能够丰富自己的观看方式。
  哈姆莱特复仇的第一步行动是搜集证据,证实鬼魂所说的罪行。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他借戏剧试探国王,与霍拉旭从旁查看国王的神色举止有何异常,这种物理观察要求观察者尽量缩短与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然而影片里的哈姆莱特却主动坐到离王座最远的角落,放弃用肉眼实施监视的便利条件,转而以机械为眼。他不时将超8摄像机对准国王与王后,机器的变焦功能极大地压缩了他和观察对象之间的物理空间,使他在远离王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用特写镜头清晰地捕捉国王与王后细微的神情,从展现给观众的影像来看,这种技术复制比霍拉旭远远的一瞥更加细腻、可靠。摄像机轻松地在国王、王后与伶人之间切换镜头,隐秘的罪证与“戏中戏”的影像由此被并置在同一观察设备当中,形成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叙事,克劳迪斯弑兄的真实过程得以重构。
  证实国王有罪之后,哈姆莱特用摄像机记录了自己的两段独自。虽说被迫暴露在摄像机下、随时被看见的人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但摄像机也是再生产影像的机器,其复制品可在各种环境中被欣赏,这就意味着被拍摄的人有机会见到自身的影像,通过被观看者,观看者的身份转换来打破可见与不可见的区隔。便携式机器带来的自拍技术让哈姆莱特实现了自我观察,使他能够审视自身的言行,修正下一步行动。
  哈姆莱特的机械眼表明,技术革新带来的观看方式的转变,会导致权力的再分配。新的可视性机器与技术以惊人的细节和质量将观察对象呈现在眼前,掌握现代技术的人占据着观看的位置,而放弃它则意味着失去行使权力的机会。影片用几种观察设备的交替出现,暗示了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哈姆莱特返回艾尔西诺后不再使用摄像机,此时被他破坏过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又重新在王宫的各个角落运转起来,而且出场的频率已高得惊人。斗剑的场景中穿插了6个用监控摄像机拍摄的画面,黑白的画面不时打断正常的镜头叙事,令人不安地将哈姆莱特推向悲剧性的结局。
  电视电影《哈姆莱特》借助可视性机器,将原剧本里不可见之网抽丝剥茧,层层展现在观众眼前,在诸多莎剧改编电影中显得独具特色。进一步来讲,这部影片为反思当代社会的权力技术提供了一个参照文本。在数字时代,传感器与摄像头等装置遍布于公共和私人空间,对个人信息的单向搜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基于这些原因,世界隐私论坛认为有可能出现一个令人担忧的“单向镜社会”。
  电视电影《哈姆莱特》降经典剧目的时代背景置换到当下,着力于刻画以先进设备为支撑的单向观察,无疑具有现时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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