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及其思考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研究　传统思路　规定性　中心性　封闭性

　　论文摘要：在梳理中西传统译论的基础上，认为传统翻译研究思路可概括为规定性、中心性和封闭性。

　　一、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翻译是人类跨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进步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对我国的学者而言，尤其要注意到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已故的季羡林先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惝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人的次数大小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译。”(许钧《翻译思考录》，1998)毫无疑问，人类的进步，离不开译者进行积极的翻译实践。而翻译研究较之于翻译实践，其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翻译理论是研究和探讨翻译固有的内在规律，发现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研究翻译理论，可为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提供某些解决的办法。换言之，翻译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用来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翻译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I．A．理查兹(IvorArmstrongRichra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地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并且有所创新。

　　然而，长期以来，译论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这并不说明翻译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刘宓庆就曾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的绪论中阐述了译论的三个职能：认知职能，也就是翻译理论的启蒙作用；执行职能，也就是翻译的能动性和实践性；校正职能，也就是翻译理论的规范性和指导性。”这些，在为翻译理论正名的同时，也为翻译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

　　很久以来，对翻译的研究是伴随着翻译活动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但事实是，无论中外，自翻译实践产生之日起，翻译研究一直存在，而且源远流长。“发源于不同文化土壤和社会生态中的西方译论与中国传统译论必然沿着各自的发展轨迹，向前推进”。然而，不同的翻译传统却可以产生出彼此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理论。也就是说，中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有着某些吻合的迹象，如苦苦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过分注重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不懈探讨到语言之间的内部转化等等。概括来讲，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侧重于规定性、中心性和封闭性。

　　(一)传统翻译研究的规定性

　　传统翻译研究苦苦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翻译理论大多是规定翻译的标准、设立翻译的规范，而不是对人们实际从事的翻译活动进行客观地探讨。在这种翻译观念的作用和指导下，传统译论投入太多的精力，周而复始地进行两种语言之间的形式对比，以期找出翻译过程中的双语转换技巧与规律，以此规范、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此相呼应，探讨以“忠实”为本的翻译标准，从而构成了两者之间互相依存、共生互动的关系，共同造就了传统译论以技巧加标准为内容、以实用主义为路向、以规范性态度为价值取向的全幅图景。

   纵观中外，在2000多年的翻译史上，为翻译设章定制似乎成了译界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绝的线贯穿起来”。西塞罗之后的一大批优秀的西方译论家也曾在不同时期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理论和观点:从巴特的译文必须不增不改不减的准确翻译理论以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到前苏联的邱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关译论等等，无不是为译者设定一个翻译的标准。我国的传统翻译研究，也对此情有独钟:林“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等，到“信达秽，、“神似”，、“化境”说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王佐良建议我们换个角度去看翻译原则，不要总是强调译者应该遵守什么，还要看读者关心什么。他在强调现有翻译研究应关注读者的同时，也道出了传统翻译研究善于规定的一面。马红军对此也有论述:“以往所出的并不算少讲述翻译的书中，虽然书名各异，但内容及体系却大致相仿:先罗列出一些所谓的翻译方法或技巧，将其分门别类，再找些现成的例子加以阐述，以供初学者效法。”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方法，其显著特点是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若有违反便叱之为“不忠”或“结构笨重”、“误导读者”等等。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人们似乎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规范行为、统一思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事实上，传统翻译研究对“忠实”、“对等”、“倾畅”等字眼的过分执著;对完美而又恒定的翻译标准的过分追求;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方法的过分追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翻译研究的原地踏步。换汤不换的术语变换，不仅没有因为追求“规范”而使得译界天下一统，反而使得译者在面对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规范”时显得无所适从。译者到底是遵循“翻译必须表达原文的词语”的标准，还是应该遵守“翻译表达原文的思想，”?“译文应当读起来像原文”还是‘译文应当读起来像译文，’?面对这些，已叫人莫衷一是，更莫谈建立译学了!

    再者，传统翻译研究的规定性，更多的是个人翻译实践的经验之谈，是翻译家对翻译理论的初步感觉，虽然在翻译研究中我们无法漠视它的存在，但无法否认的是，其语之过简极度浓缩，不成系统。正如李林波所言，传统译论的基本缺陷在于“理论研究不注重系统性，因而变现为零散性;缺乏统一的范畴和术语体系，因而具有模糊性和流变性;方法上缺乏严密的论证和分析，侧重于经验的阐发和直观推论，因而变现为印象式和感悟式。总的来说就是理论上缺乏系统性，方法上欠缺科学性。”因而，规范性的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也必然显得单薄。

　　在这种情况下，译界已开始走出了以“怎么译”为标记的翻译技巧研究，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审视翻译，研究翻译，从而逐渐融人当代世界翻译研究以“文化转向”为主导的描述性翻译纯理论研究的主流。

    (二)传统翻译研究的中心性

    “传统思维方式是以主体作为基础和中心的，认为人是客观世界的解释者，他可以通过理性认识并把握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认为纷纭复杂的事物下面都有一种一致性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对基础、中心和统一性的迷恋与追求”。

   实际上，在此思维方式作用下，中西方译论研究者都十分敬畏原文文本和译者在中的地位，作者中心和原著中心论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下的翻译研究和实践使得原文被看成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中心，文本有确定的中心意义，能完全展现和把握思想的存在，文本的创作者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被看作是文本意义的唯一创造者。不难发现，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很多译论，都已证明了传统译论对“中心性”的狂热追求。卡特福德的‘语篇等值”、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无不主张以原作为权威，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全方位契合。当然也可以从一些翻译比喻来证明传统译论对“中心”的执着:17世纪英国伟大的翻译理论家德莱顿曾经把译者比做“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来的酒却是主人的，这否认了译者应有的地位，认为译者应以作者或原文为中心来进行翻译;在论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时，“把不抠字面意义的灵活译本比作‘美而不忠的女人’”，认为译者稍有‘灵活”，便是“不忠”。

   中国的传统译论也没能跳出“中心性”这一窠臼。罗新璋把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历程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与‘求信’实为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所在，主张原作为权威，译者必须积极追随原作者的脚步，不容许在译文中有白己的印记，强调译者单方面对原作的适应。传统译论视野下的译者一直没有脱离“忠实”原则的禁锢。正如谢天振所言:‘古往今来，大凡严肃的翻译家，他们总是把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弹精竭虑，苦苦求索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和外国传统译论相似，中国传统译论也一直是‘原文至上”，认为翻译的实质，不外乎就是对原文的复制，因此，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或者说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判断翻译成败与否、熟优熟劣，就是“信”字当头，看译文是否忠实原文。所以，中国传统译论研究重点就是‘原文.—译文的比较，不涉及翻译的外部因素，诸如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佛经翻译就是证明。‘早期的佛经译论中无论是道安对于‘五失本、三不易’的谨慎，还是僧睿对于‘伤本’、‘乖趣’的规避，都投射出一种强烈的保本意识，即使到后来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都不曾跳出文本转换的案臼，借用西方文论的说法，即主要还是‘文本中心论范式”。

    对“文本中心”和“作者中心”的强调，实际上就是译者对作者的忠实、译文对原文的复制和再现，这无疑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而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主体因素在传统翻译研究中也常常被忽视。虽然无法否认传统译论中也偶有异样的见解出现，但那终究寡不敌众，被淹没在主流的译论之中，这不利于翻译批评走出狭隘的圈子，更客观地应用翻译理论及实践。

    (三)传统翻译研究的封闭性

    限于条件，传统译论多数带有较明显的经验主义性质或色彩。这种条件下孕生的翻译理论程度不高、不系统也不完整，倾向于人文主义而忽视了翻译研究科学的一面。这种情况到后来有所改变，20世纪初期，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开始转向语言内部结构关系的研究。索氏区分出语言和言语，历时和共时，提出纵向聚合关系和横向组合关系，他的理论和方法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的结构主义翻译观最大的优势表现在研究高度规范化的语言方面，能提供许多范式以及使用标准形式的术语，但该理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它从语言学的角度只研究句子层面以下的句子和语言现象，结构语言学和转换语言学分阶段的研究都没有走出句子层面，而翻译则很明显地不是去翻译一个由一系列句子组成的文本。因而，几乎所有的语言学派理论都暴露出了一个共同的缺点:它们都不能触及翻译的文本层面，仅仅局限于文本之间语言到语言的封闭转换，这样狭窄的视野当然会制约翻译研究的突破性发展。

    以语言学派为指导的翻译研究是以语言分析为基本方法从而对语际间符号的转换规律进行研究的，它是以寻找意义的对等为目标，把人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即语言外部的东西完全排除在外，形成了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这种翻译观下，翻译被看作是一个可以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封闭性的活动，语言就变成了一个封闭、静止和自足的系统了。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内容一定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

    这种翻译研究模式太过理想化。翻译研究，绝非仅从静态的两种语言的形式特征及分析对比的单一纬度所决定或解释得清楚的。‘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介人翻译学研究曾使翻译研究一度繁荣，也曾激起人们建立翻译学的雄心。但是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不足，如静止性、封闭性和自足性，很难适应翻译中灵活多变、要有具体语境的语言实际应用的情况”。因此，这种自我封闭的模式也必将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而被打破，原来被排除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外的一些因素应该而且也必然会进人翻译研究的领域。“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比较在我国的复苏，中国译学界也开始接受所谓‘翻译研究派理论’。许多学者开始一反前人关于译学静态研究的做法，将焦点慢慢转移到翻译过程的多维目的性质及翻译与目标语的互映互动等等问题上来”。

    总之，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方法和思路不利于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特征的翻译学的发展。要想使译学有本质的发展，就必须拓宽研究的思路，不能把目光仅仅放在语言形式间地转换和对应，不能仅局限于文本的静态研究，也不能仅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我们应该秉承传统译论中的精华部分，把翻译研究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

    传统翻译理论历史悠久，虽然它们具有多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们依然是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视若珍宝，矢志于阐发和开拓性继承。在对待传统翻译研究的‘规定性”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尊重翻译技巧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又要反对把翻译技巧的探索看作翻译研究的全部;在对待“中心性”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忽视作者和原作在翻译中应有的地位，又要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性的一面和读者视野对翻译的反作用;在对待‘封闭性”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正视语言在翻译中基础性的地位，同时又要跳出语言转换的单一视界。一些有志于译学建立的学者，正在积极转变思路，他们秉承传统译论中的精华部分，在此基础上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致力于传统译学的现代阐释，从而为翻译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