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关于对交往行为理论哲学方法论基础

晴格格

　　论文摘要：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它的理性概念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无法对其进行明确的语言分析；它的真理概念具有黑格尔主义的特征，具有远离生活世界的抽象性；它不重视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国的道德一实践领域的话语性特征。哈贝马斯引入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使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挪移到了话语分析的基石上，把语言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创造性地糅合起来，既使语言哲学具有了可贵的社会批判品质和道义感，也使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语言哲学强大的分析工具并走出了意识哲学的胡同。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语言哲学

　　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哲学领域发生的决定性现象之一。对于这一断裂的表现，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在方法论的层面，“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在思想内容层面，“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克服”成为了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在四大主题之中，从重要性上来看，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和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尤其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们导致了同样深刻的变革。可以说，无论在哈贝马斯对思想史的显性反思中，还是在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宏大展开中，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是关键词。本文着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当代形态，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在借用语言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同时也对语言哲学进行了改造，从而彰显了语言哲学潜在的社会批判能力，使语言哲学进一步摆脱了它自身所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陷阱。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40年代发出这样的呼吁：“请把句子视作工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那么句子的主题和意义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这“和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领域有关”。对语境和语言游戏规则的强调，对私人语言的反对，都使维特根斯坦超越了对表达式与指称物关系进行研究的传统语言学范畴。对此，王晓升教授有精辟的论述：“维特根斯坦通过对于私人指物定义的分析，否定了样本和字词之间的指物定义的关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不是指物定义的方式确立的，而是一种语法联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论述不仅使他自己从《逻辑哲学论》中走了出来，彻底清算其早期哲学，而且从根基上清算了在欧洲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汀式的语言图画。”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为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石，这就是语言分析。对于语言行为类型和规则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则是由后来者完成的。
　　J．L．奥斯汀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概念。他认为，当某人以言语进行打赌、命名或者道歉时，我们把这种言语仅仅看成是对行为的“报道”，即看成仅仅是说出某种东西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完成行为式表述本身就是完成了某种行为。奥斯汀对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有效性给出的条件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表述所有意使用的惯例性步骤(conven．tionalprocedure)必须实际上存在”。由这个条件所引申出的两条规则是：第一，“人们所沿用的惯例必须存在并且为人们所接受”；第二，“我们旨在其中沿用这种步骤的环境必须与沿用这种步骤相适应”。可以看出，奥斯汀跳出了传统语言学对语义、语法和句法进行研究的樊篱，研究了语言行为的某些特定类型。但是，他并没有对陈述的真实性概念进行扩充使之与有效性连接起来。 应届毕业生论文网 http://biyelunwen.yjbys.com
　　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首先发现了语言具有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而塞尔却对语言行为做了更为具体而明确的分析。塞尔认为，言语行为(speechacts)又被称为语言行为(1anguageacts)、语言性的行为(1inguisticacts)，并且在任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定包含有一个语言行为。在塞尔那里，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从人们通常认为的符号、语词、语句，或者它们的标记(token)，转换为人们在完成言语行为中给出标记。作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给出语句标记的以言行事行为是受一定的规则支配的。塞尔对支配语言行为规则进行了研究，把它们分为构成规则(constitutiveroles)调节规则(regulativerules)，并且认为意向和惯例对语言行为的效果具有构成性作用。凹但是，塞尔仍然只在命题真值的有效性层面上来区分以言行事行为的基本模式，因而他的研究范围仍然限制在语词和世界的关系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哈贝马斯所说的有效性的广阔视域之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语言行为理论扩展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前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没有进入对交往有效性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条件的研究，即没有进入对言说的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的研究。这个工作是由哈贝马斯完成的。哈贝马斯把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转向为对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研究；把言语行为的真值有效性扩展为交往主体言说的三个特质：相对于客观世界而言的陈述真实性、相对于主观世界而言的主体真诚性、相对于社会世界而言的规范正确性。以交往行为概念为基础，哈贝马斯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病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真实性观念的活跃’应当为有效性层面打开一个完整的天地，其中包括命题的真值，善与和谐，以及规范的正确性等等。”而塞尔和奥斯汀没有能够找到各种相应的判断标准，往往把真实效果和理想效果限制在命题的真值性上以回避将会遇到的困难。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远离了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把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连接起来的中介正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它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强制包括金钱、权力和内心屈服的压力。在交往行为中，在言语者的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观体验的表白具有真诚性的情况下，言说行为就不同于以控制对方为目的的策略行为。这是因为，在交往行为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
　　在对语言行为的分析中，下面的问题可以说是每一位语言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语言行为者的个体性(表现为主体性、私人性等等)与语言结构公共性(表现为语言结构的无主体性、或语言的本体特征)的对立；语言行为者的外在对象化或客观化行为向内在的主观世界延伸的问题，或者说是主观世界的物化问题。简单地说来，维特根斯坦批判了私人语言存在的可能性。奥斯汀描述了行为的无效性对个体性的压抑：“如果我们不遵守任何一个规则，我们想要完成的行为就会毫无结果地落空。”@塞尔描述了规则对个体的强制支配性：“完成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去从事一种由规则支配的行为方式”固。哈贝马斯则从交往行为的“非强制性共识”角度，以互主体性改造主体性而非压制或摒弃主体性；以生活世界在人的交往行为中的生成性来化解规则对个体而言的强制性——其前提是有资质的交往行为参与者的交往有效性。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造成了交往的扭曲，而交往的系统性扭曲则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现代病；现代性重建的重要目标就在于找到消除现代病的途径。
　　可见，在语言学转向的哲学背景中，哈贝马斯并未停留在对既定语言学的技术性完善和拓展上，也不满足于对原有语言哲学概念的澄清和分析上。他把语言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创造性地糅合起来，既使语言哲学具有了可贵的社会批判品质和道义感，也使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语言哲学强大的分析工具并走出了意识哲学的胡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无疑对社会批判理论和语言哲学进行了双重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