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下岗职工生存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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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芜湖市大规模的企业改制和职工下岗工作已过去几年了。历史事件往往需要回头来看，在这几年里，下岗职工在干些什幺？他们生活得怎幺样？他们在想些什幺？这一直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试图尽量客观、真实地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芜湖  下岗职工  调查

    芜湖市是安徽省东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是皖南的工商业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有人口69万。1999年前后，我市开展了大规模的企业改制和职工下岗工作。5年时间过去了，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试图尽量客观、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

    一、本文所称下岗职工的概念和调查的范围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劳动保障部的统一规定：下岗职工是指由于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等原因，已经离开本人的生产或工作岗位，并已不在本单位从事其它任何工作，在社会上没有再就业，但仍与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本文不是在这一统计学意义上使用下岗职工的概念，主要因为我市大部分下岗职工已经在几年前通过“买断”等方式与原用人单位脱离了关系，完成了“身份置换”，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然而，曾经在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作经历、尤其是长期的工作经历，已经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一旦下岗，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社会上，他们仍然自称是下岗职工，而且一般人也认同他们为下岗职工。因此，本文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更加宽泛地使用下岗职工的概念，是指从原国有、集体企业中分离出来，失去了原单位稳定的收入、相对优厚的福利待遇以及各种保障，并且今后基本无望再回到原单位中去的职工。据我市劳动保障部门的估计，这样的人在我市约有5万多人。

    我们根据不同情况，将下岗方式划分为买断、内退、“两不找”、解除合同、发生活费等5个类型。不同类型有重迭部分，如买断也是一种解除合同的方式，但买断主要指老职工而言，而解除合同一般针对全员合同制以后进单位的青年职工，具体确认有填表人作出，但每人只能认定一个类型。统计表明，买断的类型最多，占总数的80%。这说明我市的企业改制工作较为彻底，绝大部分下岗职工已经完成了身份置换，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

    本文的调查采用问卷和访谈两种方法进行。问卷共发放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5份，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问卷大部分在下岗职工较为集中的工业干道和河南地区发放，少部分通过各种渠道分散发放。样本的男女比例为52：48；年龄段：40岁以下的占33%，40-49岁的占42%，50岁以上的占25%，基本符合下岗职工的情况。我们注重了发放对象的可靠程度，党员的比例比较高，约占20%。下岗时间我们选择了改制较集中的1999年为界，1999年以后下岗的占63%，1998年以前下岗的占31%。文化程度，高中及中专层次的最多，占45%，初中及以下的占37%，大专以上的占18%。原单位职务，中层及以上干部占16%，一般职工占72%，专业技术人员占10%。以上各组数据均有少量因未填写而难以确定。

    访谈20多人，以熟人或熟人介绍入户访谈为主，访谈对象对我们有较高的信任度，因此访谈内容比较深入和广泛，获取的信息也更加真实。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我们尽可能选择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层次的对象，如原单位的负责人，军转干部，车间主任，班组长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在问卷的设计和访谈内容的选择上，我们主要围绕下岗职工的就业状况、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进行设计安排，并重点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力图从这三个方面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出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

    下岗职工是个历史概念，作为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正在、并仍将继续分化，或是走向成功，成为老板和业主；或是退休养老，成为退休职工。但历史不会轻易翻过，下岗职工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同学朋友，他们中的大部分，仍将会生活在我们周围，作为一个群体，显示出他们不同于其它群体的生存特点。我们调查的意义正在于此，从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中可以检讨我们工作的缺陷和对这个阶层的伤害，使我们今后能够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二、下岗职工的就业状况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下岗职工来说，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我们的问卷统计表明，我市下岗职工的总体就业率为58%。由于我们的统计包含了买断、内退以及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这一比例显然是比较高的。其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占30%，在股份制和民营企业中就业的占27%，干家政和个体劳动（如摆摊开店开出租车）的占42%。这一情况说明，我市下岗职工对再就业的态度十分积极，个体劳动占了最多；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市民营企业吸纳下岗职工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国60-70%的水平。

    按性别划分，女性下岗职工的就业率明显高于男性，为61.9%，男性为54.9%,而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就业率高达92.86%。这一现象颇值得研究，它说明市场对女性、尤其是高素质的女性比男性更易于接纳。文化程度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统计表明，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下岗职工的就业率为68%，中专及高中文化程度的就业率在57%，而初中几以下文化程度的就业率仅为43.7%,可见就业率与文化程度密切相关。然而年龄因素对就业率的影响则不易判断，40岁以下的就业率为67%，41-49岁年龄段的就业率为46.5%，而50岁以上的下岗职工就业率达到50%。在工作介绍方面，有50%的人是自谋职业，32%的人是由亲戚朋友介绍的，只有17%的人是由劳动部门和职介所介绍的。

    下岗职工的求职态度较为积极，有27.6%的人“干什幺都行”，57%的人认为“有合适的工作会干”，认为“低于400元或不合适的不干”的占14%，另有17%的人认为“工作不好找，也不想找”。下岗职工在求职过程中大都经历了1次以上的转换工作，最多的达30多次。有56%的人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不足2年，34%的人甚至不到1年。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下岗职工个人创业之路是充满艰辛和风险的，成功的人并不多。而在近些年来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浪潮中，多数新岗位对下岗职工是排斥的。与大专院校毕业生和涌进城市的大量农民工相比，下岗职工在就业市场上并不占有优势，因此他们即使就业后收入也普遍不高，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占了62%，500-1000元的占33%，1000元以上的仅占5%。较低的收入势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水平。

    三、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

    调查表明，有65%的下岗职工家庭总收入低于1000元，只有4.8%的家庭收入超过2000元。下岗职工的家庭结构较为简单，81.5%的家庭人口在3人以下，但由于各种原因，夫妻双下岗的家庭相当多，占了71.4%,这无疑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与此相对应的是有7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与5年前相比，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甚至下降了，有25.3%的人认为有些改善，认为改善较大的仅占被调查对象的3.5%。

    调查还表明，下岗职工的住房情况较好，有67%的家庭住房是成套的，且人均面积大于10平方米，只有23%的住户人均面积少于10平方米。另一项统计也印证了这一情况，在有16个答案的“您的主要苦恼”的问题中，仅有19.4%的被调查者提到住房太小，占到第9位。然而，在吃穿方面，下岗职工的生活就显得比较清苦了，66%的人基本不在饭店或排挡吃饭，而86%的人购买衣服是为了“日常穿戴”，买衣服是为了赶潮流和经常在饭店或排挡吃饭的各只有3人，占被调查对象的1.7%。

    为了客观地了解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栏“您的主要苦恼”的问题，16个答案要求选择3个。经统计，选择最多的答案是“没有医疗保险”，占58%，这与后面的问题“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中的答案是一致的（下文  详述）。位于前三位的还有“收入少”，占48%，“孩子教育支出太多”占40%。位于4-6位的答案分别是“没有养老保险，今后生活成问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和“缺乏安全稳定感”。这些苦恼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他们从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后，丧失了安全稳定的收入和各种保障，他们大多处于中年，孩子在求学阶段，生活压力大，收入的中断或减少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很大。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险的缺失，对他们生活产生现实或潜在威胁。在6个选择答案中，有3个与社会保障有关，可以明显看出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另外，教育支出成为第二位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它既说明了下岗职工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说明了教育费用在近年上涨太快，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有文章反映，社会上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下岗职工因为生活压力的原因，引起家庭破裂的不少。但我们的调查却否定了这一说法。在上述“您的主要苦恼”问题的16个选择答案中，被调查对象选择最少的就是“家庭感情不和”这一选项，在175人中，只有5人选择了它，占2.86%。另外，问卷的婚姻状况表明，未婚、离婚、丧偶的仅有12人，占6%。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离婚的人数，但90%以上的下岗职工家庭比较稳定，婚姻破裂并未成为下岗职工的主要苦恼，却是可以肯定的。 四、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
    反映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既是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也是难点。用较为简便的方法客观、准确地反映出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决非易事。经过几次访谈和研究后，我们选取了三个角度来反映他们的思想状况，一是他们对自我的认识；二是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三是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认识。我们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的认识开展访谈，并设计问卷的问题。

    1、对自我的认识。统计和访谈表明，总体上下岗职工对自我的认识很差。有84%的人认为5年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下降；有6.6%的人认为5年来虽然收入提高，但社会地位下降；只有9.3%人认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在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上，超过80%的人认为“没什幺前途，只能混日子”或“为了糊口，不问前途”，只有19%的人认为“只要努力，就有前途”。在问到“您在城市中的地位”时，我们给出了4个选择答案：中等以上；中下等；下等；底层。统计表明，只有4%的人选择了中等以上；选择中下等的人最多，为35.9%；有32.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下等；27.6的人认为生活在底层，也就是说，有6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下等和底层。

    在访谈中，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下岗职工自身的边缘感和地位落差。我们几次被拒绝过，也有人大发牢骚。他们普遍的心态是预期很差，对国家大事不太关心，对物价上涨十分敏感。比之下岗前，他们要承受双重压力：当下的挣钱养家和今后的养老。

    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轻的下岗职工对自我的认识较好。比起老职工，他们在原单位的地位低下，工资收入也少。下岗后，他们不但与老职工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取得了平等地位，而且由于年轻、精力充沛，自己创业和自主就业机会都比老职工多，对前途的信心也  更足。有的人甚至认为下岗后比在原单位“强多了”，不但“收入高”而且“更自由了”。

    2、对社会的认识。由调查资料可以看出，下岗职工与周围人的关系比较融洽，只有18.8%的人感到“孤独无助”，而35.7%的人选择了“很融洽”的人际关系，选择“一般化”的人最多，占45%。问到在社会中的感受时，59%的人选择了“跟大多数人一样，在生存”的答案，只有25.7%的人认为“有较大的失落感”另有3.6%的人认为“取得了应有的承认”。

    对社会的另一感受是“不公平”。在访谈中，下岗职工会问出许多个“为什幺”，我们能深切体会到那种浓厚的、无处发泄的“不公平”，特别是原来单位的干部和老职工，对不公平的感受更加强烈。社会地位的落差、原有平衡的打破、加上因年龄、技能、体力等原因在求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使他们一方面怀念以前在国有企业的“好时光”，另一方面，也是最深刻的体验是“不公平”，而不是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了具体了解这种感受，我们设计了有7个选择答案的“不公平”问题。经统计发现，最主要的不公平问题，还是集中在企业改制过程中。23%的被调查者认为“买断或内退待遇不公平”；21.8%的人认为“下岗改制时没有说话的机会”；其它依次为：“自己劳动和收入不平衡”，占16.8%；“与其它人福利待遇不公平”，占15%；“找工作时不能公平对待”占15%；认为“在工作时不公平对待”的最少，仅占7.6%。资料分析显示，这种不公平感是一种泛化的不公平感，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都有不公平，但他们的不公平又有不同之处。相对而言，年龄大的职工、中层干部对改制时的不公平多一些，而年龄小一些的，一般职工，对“自己劳动和收入不平衡”，“与他人福利待遇不公平”感受更强烈一些。总体而言，下岗职工的不公平感，主要体现在下岗改制过程中和以后的求职就业这两个方面。“不公平”使他们对主流社会持疏离和拒斥态度，他们有的人责怪“命不好”，有的人怪自己“没用”，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党和政府牺牲了他们的利益。

    3、对党和政府的认识。总体而言，下岗职工对党和政府有一种距离感，不大认同。大部分下岗职工经历了从主流社会到边缘群体的急剧变化过程，社会地位的变迁使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变化。在问起党和政府对他们关心不关心的问题时，大部分人选择了“不太关心”，占53%；认为“完全不关心，只是偶尔问一下”的占22.6%；选择“比较关心”的占23%；而认为“很关心”的仅占1.2%。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下岗职工对党和政府有两种比较明显的心态：一是认为自己被抛弃、被牺牲了；二是对党和政府产生抵触情绪，认为党和政府不是在为下岗职工着想。问卷统计表明，认为党和政府的政策“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根本利益，我拥护”的仅占14.6%;认为政策取向“既为我们，但更多是为了政府自己的利益”占了45.7%，数量最多；而选择政策“基本上是为了政府和有钱人的利益”答案的，也占了39.7%。另外，在一些访谈对象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对政府官员的一种怨愤情绪，他们认为，下岗过程是政府主导的，下岗是他们在没有谈判余地的条件下被迫作出的选择。他们还认为政府与管理层结成联盟，共同对他们实施了不公平的对待。更使他们怨愤的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不但仍旧保持着过去的“铁饭碗”，干着轻松、舒适的工作，而且每年都在不断地自我加薪，办公楼越盖越豪华，小汽车越换越高档，尤其是不断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使政府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形象也越来越差。

    上述认识不仅出自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自一种“没人管”的“无家可归”感。在问到“参加党、团、工会及社区活动”时，70.7%的人回答“没有”；选择“偶而一次”的占22.9%；而“参加经常”的仅占6.4%。有一位曾多年担任国企基层党支部书记的老党员对我们说，下岗几年从来没人来过问，不但组织生活从未参加，就连党费都没地方交。

    在问卷的最后我们设计了一个“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要求”的栏目，共有12个选择答案，要求选择3项。统计表明，选择最多的是“安排社保、医保”，这与前文所述“苦恼问题”最多选择无医疗保险相对应，说明下岗职工最担心、最急需解决的就是医疗保险问题。位于前3位的选择答案还有“保持物价稳定”和“严惩腐败”；4-6位的选择是“端正政府行为”，“腾岗安排工作”和“介绍工作”。这样的结果与我们前面的调查基本吻合，物价和工作岗位与下岗职工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前阶段物价的上涨，尤其是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已经影响到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了，因此他们尤为关心。选择“严惩腐败”和“端正政府行为”也与下岗职工对党和政府的认识有关。而选择最少的3项答案是“开展社区活动”、“送温暖”和“搞好环境建设”，显然，下岗职工认为这些活动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

    五、资料分析与政策建议

    以上，我们通过调查，对我市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在进行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得出以下几条结论与建议。

    1、关于就业状况。由于我们使用的下岗职工概念涵盖了  “买断”、“内退”等类型，实际上比劳动保障部门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概念宽泛了许多，但本文中的下岗职工就业率已达58%，明显高于劳动保障部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约50%的全国平均就业率。这说明我市下岗职工就业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其中个体劳动占了多数，也说明我市个体就业的环境比较宽松，市场对个体劳动有较大的容纳度。我市国有单位吸纳了30%的下岗职工就业，则是前段时间国有单位对下岗职工“腾岗安排工作”的积极成果。但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安排下岗职工比例偏低，可能的原因一是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吸纳了更多的农民工和大专院校毕业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比较紧张，用工不规范，因此不愿雇佣具有维权意识的下岗职工。它也对我市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个人承受市场风险的脆弱性，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应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渠道。因此我们建议，今后应扶持一批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以吸纳更多的下岗职工，同时要规范民营企业的用工制度，使下岗职工能平等地参与竞争。

    下岗职工在就业过程中多次转换岗位和工资收入明显偏低的现象也值得我们研究。它说明了下岗职工就业的不稳定性，也说明了下岗职工作为弱势群体既缺乏与雇主谈判的能力，也缺乏与其它群体，如进城的农民工和新成长的就业青年的竞争力。下岗职工在脱离了原单位后，不但失去了政府的强力支持，也失去了工会等社会组织的保护。虽然我市出台了许多扶持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但并未能真正扭转他们的弱势地位，特别是在正规就业方面，依然处于不利境地。我们建议政府应该用“最低工资标准”等办法来支持下岗职工的谈判地位。针对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局面，专家多次提出的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在我市整体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得到体现，比如对第三产业、劳动密集的“低级产业”和社区服务业、小型企业等都应大力培育和发展，不应仅着眼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2、关于生活状况。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表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谈不上“小康生活”，对“全面小康”更没有多少憧憬。我们从民政部门了解到，我市城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中间，约有14900人属于下岗职工，换句话说，我市下岗职工中约有29.8%的人纳入了“低保”救济。他们的温饱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生活仍然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收入偏低；二是承受双重压力——当下的和今后的压力。医保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们不能生病，无论是就业还是未就业的，一旦生了重病，就会陷入绝境。值得欣慰的是，劳动保障部门已将此列入议程，正在研究医保扩面的问题，这一问题若能解决，将解除下岗职工的心腹之患。另外，食品物价和教育费用的上涨，对下岗职工的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食品和教育的支出占下岗职工生活支出的比例远比其它人要高。总之，医疗、物价和教育支出是影响下岗职工生活的主要因素，应该特别重视，而有些活动，如“送温暖”等，并未能给多数下岗职工多少实惠。

    统计还表明，下岗职工的住房是原体制留给他们的最大财富，按现有房价，下岗职工的绝大多数是无力购买的。不过这并不能掩盖他们中仍有部分人没有住房或住房不足的问题。以人为本的理念认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就像一只盛水的木桶，容纳水的多少不取决于长板，而取决于短板，只有短板变长了，才能容纳更多的水。在我们的城市中，下岗职工就是那块最短的木板。

    3-关于思想状况。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是最令人担忧的。他们的那种“底层意识”，那种缺乏归属的感觉，那种泛化的“不公平”，那种对政府的不认同以至愤懑情绪……都孕育着不稳定的因素。虽然这些问题在转型社会中会经常出现，但问题的积聚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尽量及时化解。这其中的不公平和不认同尤为重要，因为它直指我们的制度层次，挑战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改革是一种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但这种调整和重新分配应该是更加合理的。下岗职工普遍认为，导致他们下岗的主要因素并非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原因，作为个人，他们努力过，奋斗过，但仍摆脱不了下岗的命运，不是他们出了问题，而是体制和制度出了问题。制度必须转换，然而制度转换的成本却要由他们来承担，而其它人却享用着制度转换带来的盛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下岗职工对政府的不认同不仅针对政府的豪华奢侈以及不断加薪上，而且还针对这种豪华奢侈、自我加薪的程序合法性上。他们认为政府只代表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再关心他们，也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

    下岗职工的预期是他们“既得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外，稳定而可靠预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一旦下岗，原有的工资福利中断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也彻底破灭了，这也是他们愤懑情绪的深层原因。原有组织特别是党组织的解体使下岗职工失却了归属和依托，而现有的社区管理体制未能到位且缺乏有效性，不但下岗职工的思想问题的不到合理解释、利益失去了表达机制，也使得下岗职工备感到失落甚至绝望。以上思想状况不但于下岗职工自身不利，对社会稳定也十分不利。

    思想状况的转变决非几项措施和短期内能够奏效的。我们认为，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尤其是各级领导，应充分重视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把它当作一项重要事情，列入工作议程。应健全对下岗职工的、尤其是党员的社区管理体制，建立与下岗职工的沟通机制，关心他们的生活，尽量解决他们最困难的问题。要端正政府行为，注意政府形象，政府不得随意自我提薪，更不允许豪华奢侈，必须遏制政府自身以及教育、医疗等部门的牟利冲动，缩小公职人员与下岗职工的收入差距。应突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框框，将公平摆在优先地位，对下岗的原因和理由作出合理解释。应设立下岗职工的困难救助基金和补偿基金，适当时机出台对下岗职工尤其是老职工的补偿措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以上，我们简要描述了芜湖市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我们认为，虽经过几年，但下岗职工的问题并未解决，有些问题还变得更加严峻了。有些人认为，下岗职工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没有必要深究和回顾，只有默许的份儿了。其实我们缺少的并不是现实的观察和是非的判断，而是“睁开眼看”和站出来说话的勇气。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既是特定时期历史事件的结束，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责任心要求我们不能无视这些问题。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会有更多的人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