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异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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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农村居民收入总体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分配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值得关注的是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我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本文利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从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出发，对不同区域农民收入结构差异进行比较。其次，对影响区域农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缩小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供有关方面研究我省区域经济、促进全面建设小康时参考。

　　一、区域农民收入差距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分配差距也经历了扩大、缩小、再扩大的变化过程，但总体来讲，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从图1可以更清楚地看出90年以来全省分地区农民收入的变化轨迹。1993年以前南中北农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这种差距在1993年达到了顶峰，1994年后特别是“九五”时期省委、省政府实施了区域共同发展战略，制定了一系列扶持苏北发展的政策，使苏北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加快，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有所趋缓。1996-2000年，苏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6.0%，苏中年均递增7.4%，苏北年均递增12.7%，苏北地区增速比苏南、苏中分别快6.7和5.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的地区间差距不断缩小。进入“十五”以后，各地区农民收入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差距又有所扩大。2001-2003年苏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5%，苏中地区年均递增5.9%，苏北地区年均递增4.0%，南中北农民纯收入之比（以苏北农民纯收入为1）由2000年的1.50：1.14：1扩大为2003年的1.65：1.20：1，三年间苏南与苏北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年均递增13.8%。如果从分县（市）农民纯收入水平来看，则差距更大，2003年农民收入最高的江阴市6823元，最低的灌南县2730元，两者相差4093元。三个地区农民收入由南及北呈现明显的梯次分布，严重制约全省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

图1：1990-2003年三大区域农民纯收入增长态势图

单位：元/人



　　二、不同区域农民收入结构及变动特征

　　我省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区域间除总体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外，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更大，而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上。因此，我们着重对这两项收入进行了详细分析比较（详情见表1、图2），从中找到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质所在。

表1：我省三大区域农民收入构成及变化分析表



　　注：1．表中在本地域劳动收入、外出从业收入为其分别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

　　2．表中第一、二三产业收入结构为其分别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

图2：2003年我省三大区域农民收入构成图



　　（一）苏南农民工资性收入为苏北农民工资性收入的3倍，收入结构正逐步趋向城市化。

　　2003年农民纯收入中，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工资性收入分别为3859元、2330元和1301元，三地之比（以苏北工资性收入为1）为3.0：1.8：1，远远高出纯收入之比。苏南地区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重为66.3%，其中又主要是本地务工收入，人均2826元，占了整个工资性收入的73.2%，尤其是在本地企业收入人均2568元，占整个本地务工收入的91%，居绝对主体地位；苏中地区工资性收入比重为54.8%，其中外出劳务收入表现较为突出，人均1162元，占了整个工资性收入的49.9%，本地务工收入比重38.5%，稍次于外出劳务收入；苏北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最低，为36.9%，其中61.4%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农民在本地务工所得的纯收入人均仅为349元，与苏南农户比相差2480元。这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弱。

　　从增速来看，2001-2003年苏南、苏中、苏北工资性收入分别以年均递增12.0%、9.0%和8.7%的速度呈逐年加快态势，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6%、83%和92%。其中苏南本地务工收入增速较快，年均递增12.7%，对工资性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三年间苏南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率比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出4.5个百分点。苏中、苏北地区农民收入中外出打工收入增速最快，分别以年均19.8%和17.9%的速度快速增长，对工资性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分别高达98%和84%，表明近年来政府所采取的各项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积极的政策措施得到了体现，外出打工成了苏中苏北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但苏北由于基数偏低，工资性收入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59.4%，多年来一直是影响苏北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软肋”，工资性收入要实现超常增长任重道远。

　　（二）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苏北农民收入的主体，但增速逐年趋缓。

　　从农民纯收入的来源看，苏北地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重虽然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始终过半，2003年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达59.9%，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且其中74.2%是第一产业收入；苏南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重最低，仅占27.5%，但其中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快速发展，比重明显提高，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33.2%提高到2003年的51.8%，首次超过一产比重；苏中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重40%，其中第一产业收入比重62.5%，和苏南苏北相比，苏中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并重。

　　从增速来看，近年来在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我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一直呈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2001-2003年苏南、苏中、苏北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2.1%、1.9%，对农民纯收入的贡献逐渐减弱。其中苏南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自2000年以来四年间连续呈现负增长，主要原因是第一产业纯收入以年均12.9%的速度大幅度减少，与此相反，来自二、三产业的家庭经营纯收入有较快增长，年均递增12.6%，比同期纯收入增长速度高5.1个百分点，但目前还不足以弥补第一产业收入的减少，所以苏南家庭经营收入呈现负增长；苏中苏北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重虽然较高，但连续三年呈现增幅徘徊的局面，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拉后腿的情况，主要是由于第一产业增收乏力，2001-2003年苏中苏北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和0.8%，虽然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年均增速分别为9.7%和5.6%，但一产比重相对较大，二三产业比重小，带动力不强，直接导致家庭经营收入的缓慢低速增长。

　　（三）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成为苏南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目前在农民纯收入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项非生产性收入合在一起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苏南、苏中、苏北分别为6.3%、5.1%和3.3%，三年来对农民收入增量的贡献率分别为14.8%、6.1%和0.6%，苏南的贡献率明显高于苏中苏北。在苏南，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是近年来农民增收的新亮点，而且增长潜力也较大，其中财产性收入的近80%左右来源于投资收益和租金收入，农民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在转移性收入中的比重也迅速增加，这两项收入的稳定增长对苏南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而在苏中、苏北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其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不同的年份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综合各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样的特点：近三年全省各地一产收入连续低迷、不升反降，致使农业比重高的苏中苏北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或下降，和苏南地区农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开；农民收入增长态势几乎完全是依靠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实现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的增长对扩大农民增收空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各地区非农收入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有一定的差异，直接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另外，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且地区差距将更加显著。　三、影响我省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一）农民自身素质的差别是差距产生的内在和主体因素。

　　目前农民自身素质的地区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科技文化素质不同。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2003年苏南地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2，接近初中毕业水平，分别比苏中苏北地区高0.53和0.62个百分点。从具体的文化程度结构看，苏南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占28%，比苏中苏北分别低6个和8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劳动力比重占20%，分别比苏中苏北高5个和6个百分点。苏南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时间较苏中苏北农民长，接受业务技能培训的机会多，择业门路较广，劳动力在二三产就业比重为72.7%，比苏中、苏北要高15.5个和33.1百分点。苏中苏北地区虽然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文化素质偏低，无法掌握较高的劳动技能，劳动力就业门路窄，其中在一产就业劳动力比重高达60.4%，其余农民也只能向二、三产业中的简单劳动上转移，靠体力吃饭，收入低，就业不稳定，容易形成劳动力转移中的逆向反复，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

表2：2003年分地区农民家庭及与劳动力分布状况



　　其次是思想观念和经营理念的差异。苏中、苏北地区，尤其是苏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思想观念普遍较为保守落后，小农经济、小富即安的思想根深蒂固，缺乏市场投资意识和开拓意识，不能积极主动的开辟增收门路，总是被动地“等、靠、要”，本来就很少的资金不能有效地投资生产，农民收入来源单一，增长缓慢，逐步拉大了与苏南的差距。而苏南农民由于较早进入市场，兴办乡镇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在积累资金的同时也积聚了经验，自身综合素质得到提高，有着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更多的致富途经。

　　（二）苏北地区人口多，劳动力负担重导致农民收入的差异。

　　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见表2），2003年苏北地区平均每户常住人口为3.87人，分别高于苏南、苏中农户的3.51和3.55人，并且，苏北地区二个子女以上的农户占54%，比苏南地区农户高33个百分点；苏北农民的家庭负担比较重，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系数为1.43，高于苏南近3个百分点，在劳动力收入相同的情况下，负担系数的差距直接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差距。苏北农民家庭人口多，劳动力负担重，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我们利用2003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进行五等份统计分组，在最高收入组中，有63.4%的农户属于苏南地区，其次是苏中（23.5%），苏北地区的农户仅占了13.1%，而苏北的农民占了全省农民的48.8%，因此苏北农民的增收困难直接导致全省农民整体增收缓慢和南北差距逐年扩大。

　　（三）非农产业发展快慢导致非农收入的差异。

　　近年来我省三大经济区域间农民收入再扩大的最重要的贡献者是地区间非农收入的不平等，由于地区间非农产业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带来了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上的差距，从而导致非农收入的差异。

　　“九五”后期苏南乡镇企业步入结构转换期，在企业改制和优胜劣汰中，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趋缓、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明显减弱，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一度下降甚至为负，其中1998-2000年三年间苏南农民本地务工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年均降幅2.0%；而同期苏中苏北地区加快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本地务工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分别高达32.1%和29.8%，农民纯收入增速苏北高于苏南近6个百分点。近年来苏南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已改制成为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得到进一步恢复和扩大，2001-2003年苏南地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本地务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6.8%，而苏中苏北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本地务工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仅为-2.3%和0.5%，同期苏南农民收入增速快于苏中苏北1.6和3.5个百分点。从表3也可以看出，农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非农收入与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长趋势基本吻合，可见乡镇企业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表3：乡镇企业发展与农民非农收入的关系

单位：%



　　（四）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导致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

　　在苏中苏北地区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0年苏北农民家庭经营一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份额为48.9%，2003年这一比例为44.4%，也就是说，农业收入仍是苏北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北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受到农业发展的强烈约束，农业内部发展形势良好，则区域农民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则加大。近年来我省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土地资源的限制。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2003年苏南农户家庭经营耕地面积人均只有0.72亩，苏中人均1.05亩，苏北人均1.45亩。由于耕地资源有限，小农经营，劳动生产率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规模效益难以显现，农民在土地上获取收入的量逐年下降。另外，许多农业人口已经在城市找到了比较稳定的工作，这部分人已对土地的承包和经营不感兴趣，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包括传统观念以及现实条件，土地流转比较困难，影响了务农人员的经营规模，进而影响了务农人员的收入增长，致使农业收入增长缓慢。

　　二是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产业的低收益决定了政府作为农业投入主体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省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所占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农业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95年的8.5%下降到2003年的4.7%，呈现出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尽管财政支农资金总体上有所增加，但相比财政支出的增幅还是大大落后，1995年至2003年，全省农业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0%，而财政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3.8%。由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少，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农业抗灾能力明显下降，最终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

　　在政府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的同时，近几年我省农户对农业投入不足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生产资金短缺、贷款难，另一方面是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农户对农业投入不感兴趣，从表4可知，2003年苏南、苏中、苏北农民人均农业投入分别为479元、782元和936元，而且仅呈微幅增长态势，农业投入的积极性明显不足。农业的投入不足，致使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制约了农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以农业为主的苏中苏北地区增收难度加大。

表4：2003年分地区农民人均生产费用支出比较表

单位：元



　　（五）不同地区农户资产存量的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

　　苏南农村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已经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农民通过集体资产获得的收益分红相对较多；而且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投资意识的增强和投资领域的拓宽，苏南农民的土地补偿费用、投资收益及租金收入等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同时农民在银行存款的利息在逐年提升，导致不同地区农户资产存量差异进一步扩大。据农村住户调查资料，2003年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户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分别是6605元、4825元、5006元；农户家庭存款余额分别是21661元、11768元、7662元，其中差距可见一斑。资产存量越大，越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也就越具备创收渠道和空间。特别是苏北地区，目前农民家庭经营仍居主导地位，农民增加收入不仅依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强烈依赖于家庭资产（包括固定的和流动的）的再增值，所以出现了越富的苏南农民家庭收入增加越快、越穷的苏北农民收入增长越慢的局面。
四、关于缩小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几点建议

　　（一）积极引导土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

　　苏北经济较苏南和苏中落后一些，但苏北的农业生产相对于苏南和苏中具有一些优势，具体表现为：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多数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劳动成本较低；土地类型多样，耕地相对富裕；农村污染较浅，生态环境较好。因此，农业产业化经营很可能成为苏北经济的增长点，但是我省各地区分散的土地不利于规模经营的现状是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必须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使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这样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据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推算，目前我省农村劳动力中有1/4劳动力在外务工，尤其是苏中、苏北地区，随着劳动力转移力度的加大，外出务工人数不断增加，他们的土地大多私下承包给他人耕种，土地流转收益甚低，有些土地甚至多次流转，而通过政府组织流转所占的比例很小，为此必须把推进土地流转作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来抓，建立一个操作性较强的土地流转新机制，积极引导农民以各种形式进行土地流转，逐步完善流转合同，建立健全流转保障机制。土地经营权流转涉及农户的切身利益，所有者与承包者之间没有法律约束，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会给土地流转农户权益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

　　土地流转是农业产业化的特点和重要标志，目前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形式是“公司＋农户”，由于分散的农户与资本雄厚的企业之间力量悬殊，公司与农户之间难以维持合理的利益机制。克服这一弊端，就要鼓励各种龙头企业牵头领办合作组织，形成“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的产业化模式。这种模式，对于龙头企业，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保证原料的稳定供应，对于农户，可以通过合作组织与企业对话，维持自身利益。

　　（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富民进程。

　　分析我省各地区农民收入构成特点，不管是苏南、苏中还是苏北，均是劳务收入比重大而缺少资产性收入，这在我省很突出，主要原因是民营经济不够发达。虽然苏南这两年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对农民收入的回报不够快，比如去年苏南农民收入（5825）高于浙江（5389），但是投资性收入却大大低于浙江，苏中苏北与苏南之间的差距更大。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使其成为实现农民增收也是最有可能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一次契机。

　　发展民营经济要以富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根本上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要提高农民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本领，使更多的人能创业、会创业，敢创业，市场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其次，放手发展，做好全民创业指导和服务工作。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全民创业提供信息、市场、技术、用工等指导服务；第三，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融资环境和法制环境，以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最后，充分利用各地区比较优势，大量吸引苏南民资向苏北转移，实现共同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了，也会成为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各地农民纷纷投资创业，可以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把农村富裕的劳动力从土地经营中解放出来，逐步减少农民数量。从人口经济学理论上说，农村城市化是由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少数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也能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培训投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提高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相对农民增收而言，提高农民素质更为重要。应从思想上提高认识，立足于长远，注重农村教育投入，使我省农民的教育、农民的素质有一个质的提高。

　　一是要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采取坚定的措施执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严格控制失学率，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同时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教育消费，从小抓起，从整体和长远上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只有从整体上提高了农民的素质，才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才能得到提高。

　　二是要重点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农民掌握实用型农业技术，并应用于生产经营中。从农民自身费用开支水平看，我省各地农民用于人力资本开支的费用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很小。以苏北地区为例，2003年苏北农民平均生活消费总支出为2064元，其中文教娱乐支出仅304元，而用于成年农民生产技能培训的开支更是微乎其微。正是由于农民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导致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最终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是要加强农民市场经济意识的教育，培训农民适应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也就是市场主体，所以对农民进行市场经济意识的教育和经营管理等其他专业技能的培训势在必行。通过培训提高他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程度和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能力。

　　（四）坚持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出生率。

　　我省实行计划生育的重点在苏北，尤其是苏北的农村。2003年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地区人口出生率（9.6‰）高于发达地区的苏南（7.1‰），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生产发展水平本来就低，教育基础薄弱，新增人口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放松对人口出生的控制，势必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格局。因此，要进一步稳定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