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效率的四重内涵及其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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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企业理论演进先后出现了四种不同内涵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交易效率、核心能力效率和适应性效率。分析其区别和联系，可使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企业效率的内涵，并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关 键 词］企业理论史   效率内涵   拓展   内在关系

对效率的分析是企业理论的重要内容。企业理论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或流派即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能力理论和新经济社会学对企业效率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解，由此先后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交易效率”、“核心能力效率”和“适应性效率”四个不同的效率范畴。分析表明，资源配置效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效率，交易效率、核心能力效率和适应性效率分别是三种不同意义上的“制度”效率。最终我们发现，企业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效率的统一，但制度效率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

（一）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资源配置效率”
新古典企业理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不过厂商理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理论。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企业的主要目的还在于证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这决定了，新古典理论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

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以经济人、理性选择和完全市场为基本假设，采用“边际增量”和“均衡分析”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证明，市场均衡标志着市场配置资源达到了最优状态，而生产者均衡与消费者均衡对应共同构成市场均衡的主要内容。生产者均衡是说：企业只要根据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的约束，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在目标成本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生产要素最优配置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是在目标产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生产要素配置实现成本最小化，也就是实现了企业效率最优；否则，企业就处于配置低效率状态。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投入产出关系是与企业组织中每个人的决策行为无关的纯技术关系。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一旦确定，企业的效率也就确定下来，企业只要实现要素配置最优也就实现了效率最优。因而，新古典理论研究的企业效率是不包含制度变量因素的纯粹资源配置效率。

（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交易效率”
科斯将企业生产展开成为带有制度结构的生产过程可视为新制度企业理论或现代企业理论的发端。新制度企业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因此又被称为“交易成本企业理论”。在“正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新制度企业理论将企业看作为“一种治理结构（一种组织构造）”，企业和市场是备选的两种治理模式。［1］

相同生产成本［2］和正交易成本假定前提下，生产如何选择它自己的制度结构，也就是说生产是通过市场分工进行，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取决于两种合约或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比较。虽然交易成本是很难度量的，不过只要能够指出这些交易成本是在不同的可见环境下怎样变化的，就可以避免度量问题，而且从边际变化看，它们的不同类型也是可分的。［3］所以企业的目标是通过合约当事人根据各种不同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高低进行比较来达到的。威廉姆森明确地表示：交易成本经济学坚持认为，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和效果在于节约交易成本。［4］在这一逻辑下，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的交易的成本为止［5］。

由此可见，本质上新制度企业理论将企业看作为一种相比市场和其他企业而言更加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因此，企业效率的基本内涵也就相应被理解为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就是企业的“交易效率”。

（三）企业能力理论的“核心能力效率”
企业能力理论承继斯密的生产分工理论，突出研究企业的能力分工，试图在知识特性的基础上解释企业的存在和效率。

在企业性质问题上，企业能力理论首先把企业看作为具有生产功能的单位，但与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生产功能的理解不同，企业能力理论将企业看作一个行为实体，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能力体系。企业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智力资本”，在企业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企业能力确保企业以自己的特定的方式更有效地处理企业运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企业能力可能分别地属于企业内的不同经济行为人，但其更突出地表现为企业组织的整体性资产或者资源。

在企业的目标问题上，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即在于通过其所拥有的特殊能力资源来赢得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从而获取超额利润或经济租金的最大化。企业的这一目标是通过其核心能力的形成来达致的。这是因为，企业能力主要的是指一种“知识”，随企业组织演进这一知识具有不断积累和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这一知识是“默会性”的，也就是说是难以模仿的。最终，企业形成了某种“异质性”的核心能力，这一核心能力同时也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由此获得了市场上相对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并可以长期获得正利润。当然，企业知识增长的路径依赖性也同时限定了企业的拓展边界。这就是企业能力理论的“核心能力效率”。

（四）新经济社会学企业理论的“适应性效率”
历史地回顾，企业演进是效率追求与制度环境选择的统一［6］；现实地考察，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必然是高度“契合”的。亦即，企业制度必须适应制度环境才有效率。这决定了，由于各国不同的制度环境，企业制度本身必然是“异质性”的，企业效率追求也会因由增加了的制度环境的新约束条件不再是原来的那种“最优效率”而变为现实中的“次优效率”。当然，在特定制度环境约束下这种“次优效率”就是最优的，因为企业制度安排必须也必然“适应”制度环境才能达致这种效率，我们称之为“适应性效率”。［7］适应性效率的最显著表现，是现代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多样化与其同样显著经济绩效的并存。

新经济社会学（亦即“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8］的“嵌入”［9］和“社会建构”［10］理论是对上述现象的敏锐发现和精辟概括。新经济社会学认为：（1）从制度整体主义视角出发，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其实是“嵌入”于社会网络当中的。这就是说，企业制度是“社会（比如制度环境――笔者）建构”的，企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的形式形成；（2）从制度个体主义视角出发，摒弃了“社会化不足”［11］和“过度社会化”［12］这两种非现实的观点，认为现实企业当中的行为人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人，而是理性被“社会化”了的经济人。于是，在经济人参与博弈所达成的动态均衡中，不仅会有纯粹经济因素的考虑，其他非经济性质的考量也会在最终的企业合约或制度安排中沉淀下来。显然，如果说前者是对企业制度必然“适应”制度环境的宏观观照，那么后者则说明了企业制度如何“适应”制度环境的内在机理，进而共同解释了现实世界存在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的事实，以及企业制度在制度环境变量约束条件下所达致的“适应性效率”。

（四）四种不同企业效率观之间的关系及其启示
四种不同内涵的企业效率既有区别也存在内在的联系。一般认为：
（1）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资源配置效率观在本质上仍旧是对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证明，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效率，其最大缺陷是忽视了企业的组织和制度形态；（2）新制度企业理论的交易效率观将企业生产函数展开为带有制度结构的生产过程，虽然打破了“企业黑箱”，揭示了企业制度作为交易关系规制结构所发挥的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却由于过分强调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区分而忽视了企业之间大量存在的动态竞争优势和利润的差距；（3）企业能力理论虽然看到了新制度企业理论的缺陷并对企业动态竞争优势和长期利润的来源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考察，其“核心能力”的最终结论却混淆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和交易属性，并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13］的怪圈。事实上，企业的核心能力效率最终仍要通过企业的交易属性和制度框架来进行解释。这是因为作为一种默会性知识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一种“潜规则”或制度，社会成员通过遵守规则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不仅可以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世界中决策的失误，可以达到高度的激励兼容，更重要的是它把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凝聚为一个共同体，同时对外构筑起了越来越高的学习成本门槛，从而保证了对其他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和对正利润的获取。这就是说，企业制度事实上还具有培育和塑造企业核心能力的激励功能［14］，企业核心能力效率在本质上仍可归结为制度效率；（4）以上三种企业效率还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缺乏对企业制度与其制度环境之间契合关系的考察，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和“社会建构”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提出了次优的适应性效率，从而最终揭示出了现实世界中的企业效率。
根据如上分析，有如下启示：

1、企业效率首先是一种制度效率。
考察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效率归结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还没有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及其效率纳入研究的视野。从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企业生产获得了“制度结构”从而真正发现了企业本身。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效率归结为企业制度的交易成本的节约功能；对企业能力理论的反思发现企业制度还具有激励功能；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学的批判使我们了解现实的企业效率其实都是面临制度环境变量约束下的适应性效率。最终我们发现，企业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效率的综合，企业制度效率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起着重大的能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企业效率首先是一种制度效率。

2、企业制度效率具有双重内容。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但其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以及企业——市场两分法的视角，因而仅仅发现了企业制度作为交易关系规制结构的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企业能力理论及其反思发现企业制度还具有培育和塑造企业核心能力亦即核心竞争力的激励功能。这是对企业制度功能的一种拓展。这揭示出，企业对核心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寻求必须首先从优化企业制度安排方面考虑。

3、企业制度效率是一种“适应性效率”，企业制度具有“非普适性”。
新经济社会学的考察表明，现实企业都只能获得适应性效率，其根源在于企业制度对于制度环境的嵌入以及社会建构性质。这预示着，不存在某种带有普适性的企业制度安排，任何国家为了提升企业效率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其自身制度环境必然对企业制度的影响⑴  参见：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⑵⑷⒀  参见：安同良 等，《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京，2002年第三期。
⑶  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⑸  参见：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⑹  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⑺  制度环境和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但一般来说制度环境具有相对静止性。
⑻⑼⑽⑾⑿  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⒁  事实上经济史学家诺斯早已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揭示了制度的激励功能，却没有在微观上具体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