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从学考释

晴格格

    摘要：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子思之学出于曾子或子游，但都没有确证，且说法并不统一。我们利用上博简《孔子诗论》和《论语》中的有关史料，并结合先秦仁学谱系的知识背景，得出不同于以往观点的结论，即子思可能从学于孔子门人，但其学并不出于曾子或子游，而是继承了孔子的晚年思想。

   主题词：子思；从学；《孔子诗论》；仁学谱系



    在先秦仁学谱系中，“子思之儒”的源流及其学派属性，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学术界一般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由孔子、曾子、子思至孟子构成先秦仁学的谱系；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子思从学于子游，由孔子、子游、子思至孟子构成这一谱系。简单说来，这两种学术观点的分歧在于子思到底从学于曾子还是子游这一问题上。子思年幼丧父，之后，其祖孔子亦去世。这些事实发生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1），但都认为子思年幼失怙，其早年教育由孔子学生完成。子思是否从学于曾子或子游，先秦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学术界对这一问争论不止。子思到底从学于孔子哪一个弟子？其学出于何人？这些令人疑惑的学术公案，就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对以往观点的综述

    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的学术主张始于韩愈。韩愈是儒学“道统论”的始创者，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孔子与孟子之间相隔近百年，如若此间的谱系不能成立，则韩愈始倡的“道统论”难以令人信服，所以他又在《送王秀才序》一篇中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从而构成了从孔子、曾子到子思再到孟子的先秦“道统”谱系。

韩愈的观点被宋儒进一步发挥，形成思孟学派出于曾子的主张。二程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宋儒以为孔子之道由曾子继承，其理由是：“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朱子语类》卷十三） 朱熹论证的角度落实在孔子与曾子内在文化理念的同一性上，并认为《大学》一文出自曾子：“……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明清以至当代，宋代理学家的主张倍受怀疑，但其说也有承继者，如侯外庐先生尽管不认为曾子继承了孔子思想的实质，但他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我们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2）李学勤先生也认为郭店竹简的出土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确可能与曾子有关”（3），根据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李先生对先秦诸儒的生卒进行了推论，认为郭店楚简中属于儒学的一部分是《子思子》的佚文，并说：“宋以来学者推崇《大学》、《中庸》，认为《学》《庸》体现了孔门的理论思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4），由此可见，在曾子与子思关系的问题上，李学勤先生是认可宋儒看法的。

    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的主张在南宋时就受人质疑，到了晚清时期，康有为、章太炎等人更对宋代理学家的观点批驳有加，他们不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南宋叶适认为曾子以“忠恕”解“一以贯之”，与孔子的思想主旨并不吻合，所以“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习学记言》卷十三）

康有为认为：“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5）他还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6）章太炎在《太炎文录·征信论上》中说也说：“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寻《制言》、《天圆》诸篇，与子思所论述殊矣。《檀弓》篇记曾子呼伋，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非师弟子之徵也。《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为曾子言难继，以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7）郭沫若先生也认为思孟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8），他力驳了子思出于曾子之说，但他的证据与上述学人雷同。时人姜广辉也认为子思出于子游，而非曾子，他认为孔子、子游至思孟子学派构成儒学正统，即所谓的“弘道派”（9）。

另外，还有人认为子游系子弓之误。王先谦《荀子集解·非十二子》中引郭嵩焘语曰：“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议，则此子游必子弓之误。”郭沫若认为这种看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他说：“别处之所以屡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师承；本处之所以独言‘仲尼子游’者，乃指子思孟轲的道统。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10）



二、对以往观点的考辨

如我们先前指出的那样，子思从学于曾子或子游的说法，先秦史料中并无确证。韩愈及宋代理学家追求先秦仁学文化理念的内在一致性，且断言《大学》系曾子及其门人所作，（《大学》中确有一处“曾子曰”），而《礼记》中曾子与子思的对话较多，且多为执丧之事，所以他们认为子思出于曾子。理学家们更看重思想的传承，《论语》记载了一些曾子的言论，其中有：“曾子曰：慎重追远，民德归厚也。”（《论语·学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等。最为关键的是，在《论语·里仁》中：“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以“忠恕”解孔子“一以贯之”，说明产曾子对孔子思想资源中的方法论有深刻理解。胡适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只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系统，用来推论，要使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这是孔门的方法论，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11）曾子确系孔子高足，也掌握了孔子思想中的一些精华。

然而，曾子一系实际上光大了孔子的“孝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曾子本孝》、《曾子大孝》等十篇也属曾子及其门人作品。丁四新博士通过大量分析认为“《礼记》所载曾子与子思的地方较多，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12），但子思是否出于曾子，他的分析亦不能提出肯定的判别。

    认为子思从学于子游的主张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荀子·非十二子》，在其中，荀子批驳了思孟学派，并将其与子游相连：“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实际上，《荀子·非十二子》中关于子思出于子游的证据，亦不可靠，因为《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是荀子对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专评，亦属于思想文化批评的范畴。在《非十二子》中，荀子往往将思想相近的两个人物进行并列，目的在于保证批评和立论的有效性。究其批评实质，主要追求批评对象在思想理念的一致性，并无历史事实根据。或者说，荀子追求的是批评的有效性，而非事实的客观性。既便《礼记》中《礼运》、《礼器》诸篇系子游及其门人作品，但其中记述的关于孔子的言论（《礼记·礼运》中记载了孔子“大同”、“小康”之说），未必是子游及其门人主尊的思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在《论语·子张》中，子游还批评子夏不重“根本”：“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但孔子执教却似乎主张循序渐进，而子夏“礼后乎？”（《论语·八佾》）的提问，也被孔子赞为：“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同上）可见，子游注重的“根本”，未必与孔子的观点契合。《论语》一书反映的思想，“仁”是关键，而子游一系似乎光大了孔子关于“礼”的思想（13）。

主张子思出于子游的学者认为，宋人所谓儒家“道统论”是虚构的谱系，并无实据。实际上，说子思出于子游又何尝不是虚构，因为将子游安排入先秦仁学的谱系，目的也是要形成类似于“道统”的儒家谱系，况且子思出于子游的说法同样也无确证。

总之，我们认为子思出于曾子或子游的学术观点都无确证，且曾子与子游虽是孔门主流人物，却未继承孔子晚年“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晚而喜《易》”（《史记·孔子世家》）等行为中暗含的讲“易（变化）”之普遍主义王权观，以及“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中包含的情性主张。而以上孔子晚年的主要思想却是子思思想的核心（14）。



三、子思受教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子思之学未必出于曾子或子游。子思虽早年失怙，后又失其祖父，但孔门未必没有让子思受教的环境。根据《论语》记述，我们可知孔子有兄（《论语·公治长》载：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据《礼记》所载，我们亦可知子思也有兄长（《礼记·檀弓》记载“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孔子去世后的一年（公元前478年），即立孔子庙。除孔子学生之力外，其家族之力亦当可观。当然这仅是推测，不足为凭。然而，就子思受教的具体状况而言，先秦史料中未必没有信证：

首先，明确地将子思之儒看作一个学派的是韩非子，他在《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为战国后期人，他在世时，儒家内部的分化已较激烈。他将“子思之儒”与其他孔子后学进行并列，说明当时“子思之儒”确是相对独立的儒学派系。韩非子的记述反映出以下两个信息：第一，战国时代儒家分化确有其事。这一点现在已得到证实，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回的大量楚简中，就有孔子后学的作品，李零先生在《读书》上撰文《重见七十子》（15），介绍了上博简的基本内容，这说明儒学在战国分派确有其事。第二，尽管韩非子说“儒分为八”未必一定准确，但这至少说明“子思之儒”是相对独立的学派。如果子思从学于孔子的高足曾子或子游，且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并继承他们的学术主张，其学可能会并入曾子或子游之学，无法单独立派。上博楚简中确有以《曾子》命名的佚集，这至少说明历史上也有“曾子之儒”，但与“子思之儒”是分立的（16）。

其次，《论语·季氏》中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这段记载，对说明子思受教的状况十分重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后人受教的一般方法。陈亢为孔子学生，他以为伯鱼“有异闻”，因为在他看来伯鱼的受教当然不同于孔子教育其门人之法。当然，陈亢的猜测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据伯鱼所说，孔子教育其子主要是“心传”，即在掌握了基本的文字功夫后，要求伯鱼有自学能力。《诗》与《礼》是儒士的主要功课，而孔子未当面教授其子，只是告诉他学习《诗》与《礼》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其他过程伯鱼必须自行完成或体悟。陈亢听闻后，认为“君子之远其子”。这段对话说明孔子不亲自教授其子，那么伯鱼除自学外（学问也不可能光靠自学能完成），怎样完成其学业的呢？我们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伯鱼可能有自己的老师；二是伯鱼在掌握了基本学理后，在把握儒学主要典籍时，可能有所依据，如孔子论《诗》、《书》等的讲稿。

第一个可能现在已无法证实，但第二种状况却已有了确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1年底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公布了《孔子诗论》等篇。《孔子诗论》的重见天日，足以说明《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等记载是真实的。

《孔子诗论》的出土说明如果孔子门徒保存有孔子关于《诗》的讲稿，那么其家中也应藏有诸如《孔子诗论》等的竹简书籍，伯鱼“退而学诗”所依赖的自修材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等。以此类推，孔子关于《书》、《礼》、《乐》等都有类似于今日所谓的讲稿。而且，郭店楚简中的数篇儒家佚集，如《唐虞之道》、《穷以达时》等，有学者认为也出于孔子之手（17）。上述佚集与可以肯定为《子思子》的楚简置放在一处，且郭店一号墓主人也被认为是子思之徒的可能性较大（18），如果有关学者的推论属实，那么孔子的著述并不仅限于《诗》、《书》、《春秋》等，可能还有类似于《唐虞之道》的专论。

另外，综观《孔子诗论》，我们会发现其中涉及人类情感的词汇有60多处，涉及敬、爱、情、思、悦、报、忧、泣、愿、耻、闷、悲、悔、厌、患、戚等。以“爱”为例，有“《甘棠》思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燕燕》，情爱也”等句。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一一举例。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对人之情感的揭示，这一点《论语》中就有明证。如《论语·阳货》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可见，孔子认为《诗》可以培养人的性情。

在《孔子诗论》中有“喻”这一范畴，具体说来，“喻”就是从人的本性进行引导，从而推及到社会范畴，这个范畴即是“礼”。孔子说：“《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终而皆贤於其初者也。《关睢》以色喻於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这段话说明，孔子把人之“情”看作是具有独立特性的存在，即与“礼”是相对的。

    与子思学派有关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和子思作品《中庸》，论说“情”、“性”的言语与《孔子诗论》中的词语十分接近，如《孔子诗论》中有“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以钟鼓之乐（喻求女之）好，反纳於礼，不亦能改乎？”等句，说明孔子对人之天性的理解主要根据自然而然的人性作出。子思对人之天性的思考受显然受《孔子诗论》的影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有“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等，这些主张显然与《孔子诗论》中的散论相合。可见子思确受《孔子诗论》的启发，最终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天命之谓性”（《中庸》）的人性主张。

大凡一个家族，其教育后人的方式有前后承继的关系。伯鱼受教的方式也告诉我们，其子子思也可能在其父与其祖死后，在孔子族人或孔子门人的教诲下，学习一般文理常识。以后便依赖类似于《孔子诗论》等的孔子遗稿进行学习和体悟，最终继承了孔子晚年思想的精华，成为先秦儒学的一派，其思想为孟子发扬光大，形成了宋儒所说的“思孟学派”。



总之，我们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或子游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但目前还没有确证。进一步说，既便子思早年曾从学于曾子或子游，但其思想未必出于曾子或子游。郭店楚简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公开，说明孔子在生前有著述，其孙子思在学问初长后，根据家藏的类似于《孔子诗论》等的文献，研习并掌握了孔子思想的主流，特别是他晚年的具有结论性质的思想内核，即“大同”、“禅让”，自然主义性情论，以及这些主张中孕含的人文主义批评思想（19）。子思的从学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不能因其与曾子、子游思想有相似之处，就认定他们之间有师承关系。因为曾子、子游和子思都直接或间接地师承于孔子，他们的思想中必然会带有共通的东西，这只是他们基于发扬孔子思想而产生的共性。所以，我们认为孔子、子思到孟子构成的先秦仁学系谱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它的理解不可强求历史事实上的确证，也不能固执地寻求基于时间判断上的连贯性。

注：此文已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上发表。

参考文献：

（1）关于子思的生卒年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钱穆和杨伯峻分别提出。详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序》（中华书局，1960）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P172，中华书局，1985）

（2）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P364，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4）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P16，《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5）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P131。北京：中华书局，1987

（6）康有为.《孟子微·自序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

（7）章太炎.《征信论（上）》，引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P555。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8）（10）郭沫若.《十批判书》，P113 、P1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9）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P14，《中国哲学》第十一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11）（13）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P106 、P135，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12）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P194，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14）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P194，同见《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攸系》一文，P13至26。

（15）李零.《重现七十子》，《读书》2002年第四期，P37-52

（16）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P358。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7）（18）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P69 、P71，《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19)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P3，《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Verifying and Explaining on ZiSi’s Received Education



Abstract: Academic circles believed that ZiSi received his education from ZengZi or ZiYou, but they couldn’t confirm it and their standpoints weren’t concordant. We get a point that different with theirs, by using some historical data, such as ShangHai museum’s Confucius’s Thesis on Odes and Analects. We believe that ZiSi probably studied from Confucius’ chief disciples, but he didn’t follow ZengZi or ZiYou, he succeeded Confucius’s thought of later years.



Keywords: ZiSi; Received education; Confucius’s Thesis on Odes; The pedigree to the school of benev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