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批判美国式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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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笑《大西洋月刊》2002年第10期上发表了题为《喧嚣的90年代》的长篇文章，对20世纪90年代所谓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辉煌以及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决策，作了批判性评述。作者认为，人们对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的许多看法是错误的，必须对这段历史的主流解释加以修正。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在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似乎成了胜利者，在70、8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美国生产力急剧增长，其水平甚至超过了“二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水平。处于全面发展时期的全球化明显有利于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国际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许诺会给经济带来无穷利益。在七国会议与其他场合，美国代表极力吹嘘自己的成功之道，不断向其他国家说教，要它们仿效美国。亚洲国家被告知放弃多年以来的经济模式，瑞典与其他福利国家的信奉者们也正在放弃它们的原有模式，美国模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甚至有人谈到激进的新经济。那些把功劳归于制订经济政策者的美国人指望在这些决策者出色管理下，这种繁荣景象能够得以延续。但2001年的经济衰退却表明，最出色的经济管理也不能避免经济下滑，传统商业周期并未消失。股市泡沫破灭显示新经济论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些浮夸宣传，“安然”等大公司的丑闻代表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另一面。人们现在一味指责布什总统的经济团队管理不善造成了这种经济转向是不对的，即使在布什就任总统之前，美国经济就已陷入了衰退之中，震惊世界的美国公司丑闻也早就出现了。因此，90年代这段历史需要重写。  
　　幸运的错误  
　　90年代经济繁荣的任何故事将不得不从此前的衰退开始。1991年，经济出现衰退部分地是由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起的，这次泡沫主要是由1981年的减税政策和里根时期放松金融部门管制所致。由于储蓄与贷款的突然崩溃，美国政府不得不为被不良房地产贷款拖垮的银行解困。联邦储备局未能认识到问题的潜在根源，未能及时调低利率，于是经济进入了衰退期。对经济数据的仔细观察显示，经济衰退程度十分严重，以经济潜力与其现实业绩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其衰退程度与战后平均衰退程度不相上下。克林顿执政时，他深信在政府将大量开支用于重要的社会计划之前，不得不重新启动经济。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不得不减少联邦预算赤字，当时赤字涨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克林顿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并削减了赤字。利率降了下来，经济开始得到恢复。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难题。这不符合经济学课程所教的内容，即赤字对就业有好处。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赤字是个极为糟糕的想法。如果赤字减少本应放慢恢复速度的话，人们又能将经济恢复的活力归功于什么呢?我认为这应归功于一系列幸运的错误。通过降低赤字，无意中结束了对一些美国银行提供资本，这与其他因素一道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储蓄与贷款崩溃之后，新的管理制度要求银行保持足够资本，以便一旦出现意外便可提取。当然，银行所需资本数量与其承担的风险程度有关。许多经济学家在考虑到这个问题时都赞同在这种背景之下，风险不仅包括破产而且也包括资产价值的减少。从这种角度来看，即使不存在违约的可能性，长期政府债券也具有风险性。因为当利率提高时，它们价值降低。但是，在90年代初期，联邦储备局决定允许银行不理会这种风险并认为长期政府债券很安全。这至少在短期内使得银行感到满意，因为长期债券产生了高回报。通过吸储和买入长期债券，它们就能获得巨额利润，这是个危险的战略。如果利率提高的话，那么债券价格就会急剧下跌，联邦政府将被迫再次出来收拾残局。幸运的是，部分地由于克林顿在削减赤字方面的成功，长期利率的确降低了，长期债券的价格提高了，冒险性的投机赌博有了报偿，因此，银行负债表大为改观。长期债券逐渐地成为吸引力不大的投资项目，银行开始从其他地方获得利润，它们重新回到其真正业务即贷款上面。  
　　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幸运的错误。与当时不少其他预测者一样，联邦储备局认为，失业率一旦降至6％水平之下，通货膨胀将会重新抬头，这个关键性比例被称为“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如果联邦储备局预计到银行贷款程度和经济过热程度，它可能在早期就会采取紧缩通货政策(通过提高利率)，以便在通货膨胀出现之前就阻止它。但联邦储备局并未预见到经济活动的增加，所以它并未提高利率。到1994年9月，失业率已突破NAIRU门槛，在同年12月又降为5．5％，但通货膨胀并未上升。最终，失业率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但仍未激起通货膨胀。联邦储备局并未充分体会到劳动力市场急剧变化的后果：高的教育水平、力量较弱的工会组织、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新工人缓慢进入意味着经济能在不触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以较低的失业率运行。在有证据显示较低的失业率未必意味着通货膨胀之时，格林斯潘了解到这种新现实。在联邦储备局抑制通货膨胀的鹰派继续焦虑不安的时候，格林斯潘提高利率速度比他们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如果鹰派得势的话，经济增长时期很可能被缩短。因此，实用主义、运气和幸运的错误的混合为美国经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扩张铺平了道路。但其他错误则逐渐显示出对经济健康不利。  
　　创造性会计和裙带资本主义  
　　美国一向总是以其创新性自傲，可是并非所有创新都会导致生产力提高。有时候，公司通过避税增加利润可能要比生产更好的产品所获得的利润多。有时候，它们通过欺骗不慎投资者而不是开发产品最大程度地积累自己的财富。商界希望提高利润和华尔街希望股价上扬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人们看到“安然”、世界通讯公司的情形时，知道股市的可信度很重要，利润报表应真实，而不是基于假会计。美国政府卷入了股权会计，这损害了美国的金融市场。  
　　被认为独立机构的金融会计标准局确立了会计标准，它认识到，事实上经理股权主要是用于会计目的。在以股权方式给经理们支付酬金时，其他持股者的股价就被稀释了。1993年和1994年，金融会计标准局曾提议改变对经理股权的处理方法，但采用股权这种做法的公司却对现状极为满意。它们完全认识到在持股者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股权减少了其股价后将对它们产生什么后果。经理们并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至少在他们赚到钱之前。华尔街与硅谷在对付金融会计标准局上具有共同利益，所以它们转而求助于国会与政府，它们获得了财政部与商业部的支持。政治胜过了原则。财政部与商业部向金融会计标准局致信，坚决反对对优先认购股权进行审计，金融会计标准局最终做了让步。正如最近的事态所表明的，这是个错误。  
　　事实上，利害攸关的不只是好的管理原则。股价为投资提供信号。当那些股价没有反映可以获得的一切最佳信息时，资源没有很好得到配置的风险就增加了，从而导致股市泡沫因素的继续，金融技术被用来误导股东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强化。  
　　虽然公司年度报告的尾注上都解释了优先认购权与经理们报酬的真实情况。但即使最老练的分析师也不可能对被说明的一切都解释清楚，无人能够看明白“安然”公司年报的尾注。拥有会计标准的惟一目的本来就是让投资者更容易地评估企业内部所发生的一切。使人误解的会计做法以及税收刺激鼓励各个公司采用赠送股权的方式给予经理们报酬。这形成了恶性循环，经理们甚至更有动机采用误导性的会计做法。经理们不是依据其公司业绩而是股价获得了报酬。  
　　“安然”等公司的例子证明市场并不总是提供正确的激励，这就是政府为何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因。每场游戏必须有规则，政府为经济游戏确立规则。如果这些规则促进了特殊利益或者公司经理利益的话，那么其结果不可能促进一般利益或小股东的利益。同时，会计行业存在着与那些欺骗美国投资者的(“所谓实现全面市场潜力”)的行为相互合作的巨大动机。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莱维特认识到会计企业不仅从事其固定业务即会计，而且通过提供咨询服务赚取以百万计的美元。他推动建立管理制度，以制止会计企业为它们查账的公司同时提供有利可图的咨询。不幸的是，叫嚷“信任我们”的会计企业以及它们的盟友占了上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着其他同谋者，特别是在投资金融界内。投资银行散布的不良信息导致了价格不实，随后当他们的错误显现时导致高度的波动性，最终导致对市场的不信任。
　　即使内部电子邮件提示那些股票并不如所想像的那样好，但投资分析师会有意吹捧其企业所代表的股票，这一点众所周知。莱维特力图使向一些分析师所提供的信息能同时公诸于众，但他并没取得多大成功。大约在25年前，美国就已开始与放松管制谈上了恋爱。显而易见，在新政时期所确立的许多管理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世界已发生了变化，管理制度却没有及时跟上步伐。可是，经常谈及的问题并不是何为正确的管理体制，而是我们如何尽可能快地摆脱这些管理制度。
　　美国本应吸取储蓄和贷款崩溃的教训，因为正是过度放松管制和坏的会计实践使得美国纳税人损失惨重并造成1991年的衰退，这也是1989年布什政府施加更加平衡的管理体制的原因。当市场繁荣时，一些投资银行开始违反管理制度和伦理标准，它们向那些获得首次公开上市股票权的人要求回扣或额外手续费，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对信贷机构的调查活动揭露了这种做法。为了制造虚假交易，银行与“安然”等公司一起狼狈为奸，制造假交易，例如，将银行贷款伪装成能源合同的预付金。银行从交易中赚到了钱，公司股票价格提高了，而投资者却未能识破公司债务的真正数量。  
　　即使是合法的金融工程技术也意味着投资者与管理者一样在评估公司收支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这类创新为那些希望提供误导性信息的人创造了新机会；管理制度的放松增加了那些机会。但要求放松管理制度的力量从来没有像喧嚣的90年代那样强大：将挣到的利润巨大无比，经济惊人表现强化了对市场经济的坚信，金融利润有了史无前例的好机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商业金融业以充足理由从投资金融业中分离出来，投资银行推动了股价。这样，如果它们所推动的股票的公司需要现金的话，为该公司提供贷款就很有吸引力。将投资金融业从商业金融业中分离出来的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认为，当两者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引起利益冲突。但当1995年鲁宾就任财政部长之后，关于保持它们之相互分离的关注就被搁置一边了，大银行将摆脱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视为一个扩大自身规模的机会。财政部坚持认为，废弃该法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因为银行已学会如何来规避它(如果是那样的话，合适的做法很明显地是尽力限制这种规避)。财政部同时认为，它可以通过在银行部门之间设置障碍的方式对付这个问题。很明显，银行内各部门之间的隔离墙没有起作用。例如，当“安然”公司问题已露出水面时，银行仍为之贷款。  
　　当今经济问题所涉及的三个部门一金融、电讯和电力交易都是放松管制的部门。管制放松的每个大动作几乎都会引起泡沫和泡沫破裂，这三个部门事态的进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经济世界的复杂性——新技术、新金融工具以及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正在对旧的管理制度施加压力。会计行业不得不学会处理新的金融工具，诸如衍生金融产品以及各种金融技术，通过这些方式债务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上消掉。管理机构不得不应对全球化与新技术。但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被不可动摇的对市场的信仰所加强)依然在决策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继续对放松管制大唱赞歌。放松管制政策在短期内能刺激经济。它们创造了股市的泡沫．使得一些投资者一夜间就成了百万富翁。它们也助长了“非理性的繁荣”，结果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资源配置不当。本应该用于基础研究、本可以改进恶化的基础设施的资金以及本可投资于改善破旧的校舍的资金都被用在毫无用处的软件、网络和没有使用的光纤上了。那些被认为正在指导美国经济的学者和官僚从虚假会计所造成的欣快症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亚于那些首席执行官。泡沫的突然破灭使美国经济陷于危急之中。  
　　尽管对无束缚的自我运行的市场的坚信导致政府从很多不该退出的领域退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应该退出的领域政府却没有多大热情退出。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当时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推动减少“公司福利”，包括对公司的直接补贴、减税和保护，以免受外国竞争威胁。然而，减少公司福利几乎没有进展，新的形式发展出来了，而旧的东西只是改变了形式，仍在继续。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现财政大臣奥尼尔在几年前任美国铝业公司主席，当时世界铝品价格下降，他让政府阻止市场力量运行，主张恢复市场稳定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全球铝业卡特尔(这意味着很高的价格和公司利润)。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补贴出口企业，议会裁决这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容。  
　　最后，最值得记住的是美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挽救。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一直主张保持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分离很重要，认为不这样将导致像东亚已发生的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挽救被看作美国在喧嚣的90年代伪善态度的象征。
　　误导的模式  
　　  
　　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通常被视为90年代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执政伊始，政府就进行巨大的政治冒险：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并用计瞒过国会，对墨西哥经济提供援助。但从目前来看，这类行为看来为美国的最大失误之一——美国全球化方法的不当——拉开了帷幕。这种措置不当使得整个世界经济不安全感增强，使得发展中世界不公正感极为强烈。  
　　  
　　就拿东亚危机来说，对这个灾难性事件美国财政部至少应部分受到指责。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鼓励激进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即不发达市场向高度投机性投资的袭击开放。由于东亚国家具有较高的储备率，所以并不存在让东亚国家迅速开放的必要性；换言之，那些国家国内拥有足够的生产性投资资本，这使得外资流入的必要性并不显得那样紧迫。但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市场意识形态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像已有利于美国一样也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投资者，这点是很清楚的，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资本自由流动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确，世界银行的大量研究提供的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快速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极具风险性。财政部却对这种证据视而不见，并极力加速自由化进程。它赢了，但世界输惨了。  
　　  
　　很大程度引发了东亚危机的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后赶紧制订了解救措施。一千多亿美元被用于帮助支撑亚洲国家剧跌的汇率和帮助提供资金以偿还西方银行。倒是这些西方银行和相应银行所属国家一起被解救出来了。事实上，东亚并没获得多少好处。高汇率的确使得部分富人以有利的价位将钱从他们的国家拐带出来。解救措施的确使得部分西方银行收回了损失，但是在这些东亚国家失业率上升，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工资猛降，各国政府负债都以十亿美元计。  
　　  
　　那些日子最好过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并不理会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马来西亚不仅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而且，尽管受到美财政部的激烈批评，该国对资本外流加以控制，它所经历的衰退时间最短、程度最浅。中国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避免了危机——这正好与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所倡导的政策相反。同时，最听从美国建议的国家——泰国在危机发生四年之后，其国内生产总值也没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  
　　东亚不是个异常现象。在俄罗斯和阿根廷，也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状况——误导的市场自由化，这是由短视的解救企图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尽管这些危机在经济上造成的创伤很深，但政治上的创伤也许更为严重。我并不认为美国有意牺牲其他国家设计了只对自身有利的政策，但事实是，在短期内，美国与欧洲一些公司的确从这些危机中得到了好处。在进入东亚、俄罗斯和阿根廷时，西方国家的银行都赚到了钱，在危机之后，它们被请来帮助重构经济，它们又赚到了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这些政策(包括高利率政策)，这些政策加深了衰退并导致了这些国家以最低廉价格出口。当时的美国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该以极低价格出卖其资产。在宏观层面，美国从进口品低价格和为发生危机国家逃逸的资本提供安全天堂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好处。  
　　今天，世界各国以玩世不恭的观点看待美国正在设法输出的经济观念。它们已开始相信美国推动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以自己公司和金融利益为指针的。提供以十亿美元计的钱帮助穷国清偿对外国银行的欠款却不愿为穷人提供数百万美元的食物和燃料救济，美国的应急解救计划只是证实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而财政部在东亚危机期间成功抵制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是如此，这个建议本来想让该地区各国提供相互帮助。日本自己提供了五百亿美元，这个数字与美国在不久前墨西哥发生经济危机时向该国提供的数字相同。  
　　  
　　在亚洲危机中，许多经济学家和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官员指责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缺乏金融透明度和那里盛行的裙带资本主义。透明度是重要的，因为会计丑闻表现得如此明显。但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自由化的结果。马来西亚的迅速恢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这场危机源于制度失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可能永远不会如此迅速地获得恢复。  
　　  
　　事实上，这里采用了两个标准：亚洲银行与公司被告知它们要变得更加透明，而同时美国反对那些要求欧洲和美国银行、海外金融中心以及套头基金同样保持透明的规章。美国的虚伪在“9.11”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当秘密离岸银行账户在资助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变得清楚时，美国对这种秘密账户的立场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神话与后果  
　　  
　　对90年代的新认识要求美国向自己与世界承认，美国人从事的是一种廉价地获得增长的误导性做法。美国不是通过控制消费为美国的繁荣融资，而是年复一年地从海外大量举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确实始于里根时期，但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了，在小布什时期达到了新的程度。当然，将低利率借来的资金用于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是行得通的，如果一切顺利即投资收益足以支付所借资金及其附带利息的话。多年以来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在90年代，美国开始检验我们的运气，而那些美国要求以它为榜样的国家更不佳。我们使自己深陷于债务之中，不是为生产性投资项目融资：在80年代，是为空荡荡的办公楼融资；在90年代，是为多年看不到前景的光纤以及妨碍而不是提高生产力的软件融资；今天，一个对富人不成比例地有利的减税计划助长了消费铺张行为，尽管它也许阻止了更大程度的衰退，但它并未为将来的经济增长提供真正的基础。尚不清楚90年代究竟有多少私人的所谓投资被彻底浪费了。美国依然是如此的富裕以致于也许不会立即遭受财富减少这样的损失，但后果已变得很清楚：不仅对市场而且对政府都失去了信任；怀疑这种制度是局内人的游戏；打击了美国在海外的道义领导地位。虽然对美国式全球化的攻击也许被反对机械化自动化的人和保护主义者推动，但这主要是由对美国的虚伪和新的全球体系的不公平的认识所鼓动。乌拉圭回合是如此的不平衡，它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产品开放它们的市场，而同时发达国家却对其所生产的许多产品进行保护和提供补贴，以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世界最为贫穷的地区的实际结局更惨了，制药公司的利益超过了以百万计的遭遇艾滋病以及其他疾病折磨病人的利益：当这些制药公司坚持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基因药物的生产应被禁止时，这些病人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  
　　  
　　如果人们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话，那么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私人部门和政府，下次也许就不会遇到如此好的运气。克林顿政府设法抵御了来自要求保护的钢铁业的压力。可是，布什政府却正在加重人们对美国的虚伪性的强烈感受。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带头采取行动以减少利益冲突，至少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布什统治下，利益之间的正面冲突已成为家常便饭。只有利用公众的愤努力量才能使政府有所行动。  
　　  
　　在许多方面，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强劲的，在90年代，它们又得到了加强。新经济是真实的，即使其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新技术导致了生产的提高并将继续对我们的生活水准产生重大影响。维持低失业率的条件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又给美国提供处理重要社会问题(尤其那些缺乏技术的劳动力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问题)的机会。可是，新经济是真实的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理解它了。在解释美国90年代的成功时，人们已推出了一套急需揭穿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赤字减少本身导致了90年代经济繁荣；经济领导人的才智创造了新的繁荣；放松管制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保持这种繁荣的关键，因此应被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式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平等与社会正义这些崇高原则的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的繁荣，受益的不仅是美国金融市场，而且是发展中世界的穷人。  
　　  
　　这些神话都服务于某种目的。例如，减少赤字的神话就是为了团结国人以支持这一政治强硬措施(国会只有一人支持)，而在12年的赤字剧增后，必须采取这些措施以恢复财政平衡。全球化的神话帮助人们克服保护主义情感。但不管这些神话在短期内是多么有效，最终它们是有害处的。减少赤字这个神话主张，在阿根廷或日本处于衰退并有巨大赤字的情况下，减少这些赤字将会带来繁荣。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提议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必要的话，通过增加赤字来推进这一政策。繁荣是经济英雄们的杰作这个神话也是危险的：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策上转移开，并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经济变迁不可避免地使人怀疑英雄们创造奇迹的能力，对这些英雄失去信任将造成人们对经济失去信任。  
　　  
　　经济如同大船，它们不可能迅速掉头。而且，它们的变化速度是如此之慢，以致于因果关系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现在，统计学家告诉人们，80年代的增长程度要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稳健。而90年代后期的增长却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更加脆弱。数十年来，美国在计算机和高技术方面投入了巨资，但这些投资却未能从国家生产力数据上反映出来。90年代，这些投资最后得到了回报，而在信贷方面采用了鲁宾和格林斯潘的短视政策。美国认定自己已发现了世界经济毛病的答案，就将那些政策推向其他国家。美国的经济体制具有巨大的优点，但它并不是惟一有效的体制；对其他国家来说，其他体制也许更加有效。例如，虽然它们已修改了其传统的福利体制，但瑞典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体制；这种体制提供的安全不仅减少了极端贫困(在美国这仍很严重)，而且鼓励那种新经济中经常伴随的很重要的风险行为。如同在美国一样，在瑞典，各个方面的生活水准确有提高，新技术加速扩展。瑞典人事实上比美国人更好地战胜了最新一次的全球经济衰退。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其他人正指望着美国停滞不前；美国人的狂妄自大和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过分推销煽动了它们的敌意。现在所暴露出来的美国在制度上的漏洞已为美国批评者们提供了大量机会。如果推销美国式资本主义和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首要目标之一的话，那么美国的行为方式是弄巧成拙。  
　　  
　　事实上，世界在经济上已变得相互依赖，人们只有建立公平的国际安排才能给全球市场带来稳定，这将要求一种合作精神，这种合作不是建立在暴力、在危机中强制推行不合适的条件、强加不公平的贸易协定或制定虚伪性的贸易政策等基础上，所有这些做法是美国在90年代所确立的霸权遗产的一部分，而自从新政府上台以来，这些做法看起来已变得更加严重了。  
　　  
　　最后，在西雅图、华盛顿等地的全球经济领导人会议期间发生的抗议行动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当头一棒。显而易见，美国正在推动的全球化就像美国自身一样极不受人们的欢迎。人们发问道，美国正在帮助的那些国家为何对美国的政策感到反感呢?答案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全球化使得发展中世界许多最贫困的人群更加贫困了。即使在他们生活有所改善时，他们也感到自己更加脆弱了。阿根廷被吹捧为改革的好学生。他们发问道，看看阿根廷，落到我们头上的将是什么呢?随着失业和脆弱感的增加，有限增长的成果却极大比例地落到富人们头上，对社会的非正义的感受也随之增加了。美国已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自己短期利益有利的经济神话学和全球化管理上，美国一直看不见自己对自己和世界正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