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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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一体化的前景如何，是欧洲问题的一个热点。欧盟如何认识和处理深化和扩大、多样性和统一性以及区域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关系，对其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干系极大。  

　　深化和扩大
　　尼斯条约签署以后，欧盟进入所谓的“尼斯后时代”，东扩和深化更加紧迫地成为其同时要解决的问题。一体化建设在赢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
　　就深化而言，欧盟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决策机制问题，二是民主合法性问题。前一个问题需要通过机构改革来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通过共同法制建设来解决。众所周知，欧盟超国家机构建设虽有很大进展，但政府间主义仍然是其决策的基本模式，成员国政府仍然是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和管理者。经由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和妥协推动欧盟的发展，要耗费大量的无关成本并造成决策效率的低下，这已成为欧盟深化发展的基本掣肘。因此，明确欧盟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划分，理顺它们的关系，对于摆脱欧盟决策机制中长期存在的决策不灵、议而不决的情形有着深刻意义。除了决策效率问题，欧盟还面临着提高自身民主合法性的紧迫任务。从一体化的发展史看，欧盟发展主要是政治精英推动的结果，民众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很少。近年来，西欧各国选民投票率频创新低，说明公民和政治生活的隔膜日渐加深。“民主赤字”的不断发展将导致欧盟建设的空洞化。这种情况下，欧盟要使各国和民众相信，共同政策有利于个体利益的扩展，欧洲大厦不仅是政治家们的理想，也应该是民众可以触摸的现实。
　　就扩大而言，东扩意味着欧盟要平衡东部和西部之间在经济实力和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行为理念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和两德统一以后的情形相似，平衡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本投入。但除此之外，最紧要的还是欧盟这套机构和体系在扩大到25国乃至30国以后仍能正常运作。一般地说，规模越大，达成一致的难度越大，耗费的资源也越多。因此，东扩使机构改革问题更加紧迫。事实上，通过扩大来促进深化，在欧盟超国家机构层面上，是平抑成员国之间利益纷争的一种有效手段。但仅从一体化建设自身来看，并不是越大越好。欧盟积极通过深化改革来适应第5次扩大的需要，着眼点是其战略利益。显然，扩大了的欧盟是欧洲大陆实现发展、和平和民主的一次机遇。
　　从发展角度看，一个西化了的中东欧，不仅大大扩展了欧盟的地域空间，也将为欧盟发展提供拥有上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和投资市场。同时，新成员国也可以从中受益，逐步缩小和老成员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从安全角度看，东南欧入盟后，摆脱了地缘上的孤立无依状态，扩大了欧盟的战略纵深，许多国家更将以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双重身份融入欧洲安全机制，其盘根错节的民族、边界纠纷可望得到强有力的控制，这为欧洲大陆的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意识形态看，欧盟把东扩看成树立其欧洲价值的范本和展示西欧文明的机遇，用丹麦首相Adreas Fogh的话说，东扩成功在意识形态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统治的最终“结束”[1]。所谓的欧盟模式正从文化和理念上影响到每一个欧洲人，并对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和独联体的欧洲部分产生广泛的辐射效应。
　总起来看，欧盟发展已经和东扩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欧盟深化改革是保障东扩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东扩的成败直接影响到欧盟的安全和稳定。东扩失败，不仅意味着欧盟无法应对新挑战，也将在东南欧国家引起不稳定，并向欧盟国家逆向扩散。
　　在深化和扩大这对关系互动过程中，欧盟认识到现行机制已不适应欧盟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不适应东扩的需要，并为此进行了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为欧盟酝酿下一阶段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准备。在此背景下，欧盟在拉肯首脑会议上决定成立有广泛代表性的欧洲前途大会，把欧盟面临的挑战总结成60个问题，由前途大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研究以后给出答案或建议。这些问题涉及简化欧盟条约、机构改革、欧盟机构之间及其和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划分、决策机制改革等。作为超国家的政治实体，欧盟启动前途大会这样的机制外的辅助决策模式，表明欧盟治理理念的变革：在超国家机构的推动下，欧盟把要解决的问题以民主的方式推到不得不解决的境地。用前期的民主，规避了因成员间的摩擦造成的决策成本的损耗以及人们对超国家机构决策方式封闭性的诟病，从而为2004年政府间会议预留了民主化的伏笔。
　欧盟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使扩大后的欧盟能够正常运作，二是探索制定一部欧盟宪法的可能性，利用宪法来整合一体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制宪是深化的需要。欧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融为一体，经济体制的统合要求政治体制的兼容和同一。欧盟正在从经济共同体过渡到政治共同体，而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突破口，正是制定欧盟宪法。拉肯宣言在列出欧盟所面临的挑战之后，指出欧盟制定一部宪法的可能性，正是着眼于欧盟机制改革和统一宪法的内在联系。欧盟宪法的制定，将从根本大法的角度赋予欧盟超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也将增强民众对欧盟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为欧盟公民提供实施自己权力的法律框架。如果宪法得到各国的批准，欧盟的政体性质将发生质变，一个准联邦形式的欧洲合众国将应运而生。再者，制宪也是东扩的需要。统一宪法将使新成员国在法理上更快地融入欧盟；宪法建设也将明确欧盟机构的权力划分，大大减少一体化建设政府间主义的成份，从而使扩大了的欧盟不致因规模太大而陷入瘫痪。这些正是欧盟宪法的巨大利好所在。

　　可以说，欧盟的扩大和深化成正比例关系：深化促进了扩大，扩大要求深化。正确处理深化和扩大之间的关系，就是要使深化适应扩大的需要，同时又要避免过度扩大对深化的制约作用。欧盟统一宪法的前景为这对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平台。
　多样性和统一性
　　现阶段，欧盟成员国仍然是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行为主体，也是考察和处理欧盟多样性和统一性关系的主要对象。
　　在欧盟发展进程中，成员国之间的联合自然容易把蛋糕做大，但具体到利益分配，仍须顾及各成员国的需求平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了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是为多样性。同时，在一体化的旗帜下，成员国只有通过合作性博弈，降低为达到共同目的进行交易的成本，才能获取最好的收益，是为统一性。一方面，多样性和统一性是统一的，统一性的发展为多样性的塑造提供了机遇。欧元硬币给我们同样的启示：从正面看，他们是相同的，代表欧盟；从反面看，他们各不相同，分别代表12个欧元国。欧元是现阶段欧盟精神的最佳体现，表明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完美结合。同时，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矛盾：统一性的发展要求各国日趋增多的将主权让渡给一体化机构，各国政策向一体化的标准靠拢，一体化机构有权更多地干预各成员国习惯视为内政的事务，从而对多样性造成损害，反过来影响统一性的前进。
　　进入21世纪，欧洲国家出现右翼势力回潮的现象。奥地利、意大利、丹麦、葡萄牙的右翼甚至极右翼政党入阁参政，挪威、德国、法国的极右势力也分外活跃。这些党派和势力都打着反一体化，维护国家(民族)单一性的旗号，利用民众对一体化的恐惧和无知，把各国的内部问题(失业、经济停滞、非法移民增多和治安恶化等)归咎于一体化带来的边境开放、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极右势力的回潮是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矛盾的一种极端表现，它通过突出多样性造势，煽动民意，抗拒统一性的发展。事实上，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更多、更普遍的表现在各成员国在一体化进程中的相互博弈上。成员国处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张力中，他们的博弈结果直接影响一体化的进程。鉴于执政党是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实践者并最终决定国家行为，国家间博弈实质上是各成员国执政力量之间的较量。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来考察欧盟成员国的博弈情形。各国博弈要素主要有三条，也就是欧盟的整体利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在野党、民意、媒体等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民间偏好。其中执政党处在两者之间，起着平衡和枢纽作用。执政党一方面处在两者的压力中间，在民间偏好和欧盟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进退维谷；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可以利用中间位置的角色利好来为自身谋求利益：既可以通过民意的代言人来抗衡欧盟，也可以以欧盟利益的代言人来遏制反对党。
　　以英国为例。英国对于一体化实行的是一种“有效滞后”策略：既不要离得太远，也不要离得太近，在若即若离中追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总体框架下，20年来，英国对欧政策发生着从排斥到接近的细微变化。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0多年间，英国几乎把欧盟看成是一个不大值得提携的小弟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和英镑的强势地位，使保守党政府不必考虑民意和反对党的意见，在对待欧共体的政策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梅杰政府代表了保守党一段时期以内的强弩之末。其执政期间不仅因经济的不景气而备受工党的挤压，也受到来自民间和媒体的强大压力。此时，保守党政府的对欧政策反而加强。我们看到，在英国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共同防务问题上，因为彼得斯贝格宣言而出现转机，一度停滞的西欧联盟重新获得发展动力，欧盟自身的武装臂膀建设进入实质化阶段。现在，一体化的发展正面临政治层面上的突破，欧盟政治一体化离不开英国，而英国在坚持主流对欧政策一“in Europe，but not run by Europe”(前保守党领袖黑格语，意为‘参与欧洲，但不为欧洲所左右’)的同时，也开始承认国家的核心利益在欧洲[2]。英国现在对欧元的态度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今年4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众对欧元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43％，这和工党政府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就马约规定的经济指标，1999年以来，英国在债务、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稳定方面的表现都优于欧元区的德、法和意大利。[3]这些成为工党政府推动英国向欧元区靠拢的有利环境。当然，为了稳定民意和保障自身的执政地位，工党政府制定了5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标准，在此基础上，英国还要进行全民公决来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布莱尔政府在贴近欧洲大陆的问题上可谓用心良苦。
　　参考英国的情况可以看出，成员国的行动总要受国内情况的掣肘，但因势利导推动一体化的发展却是各国的共识。正是合作将带来巨大利益的前景和对倒退将付出巨大代价的担忧，促使着欧盟各国不断克服多样性的束缚，并在统一性的发展中慢慢培育出欧盟自身的身份特性和价值模式。欧盟模式的内在涵义，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段时期所奠定的以多元化民主、人权、宪政和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她正逐渐发展成为现今欧洲人的身份认证和精神依托。今天，欧盟范围的公民社会虽然远未形成，但随着欧盟制宪前景的临近，公民和公共政治权力的互动将越来越密切，共同法制的建设为欧盟的身份认同奠定坚实的基础。一个宪政化的欧盟不仅是统一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发展的目标。
　区域性和全球性
　　欧共体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有着鲜明的区域性：文化上相近的历史背景；政治上亟需根除战争的根源，实现本地区的长久乃至永久和平；经济上都因战争的破坏而需要相互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我们看到，一体化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向前发展的，只是速度不同：经济最快，政治次之，文化上的融合则最缓慢。欧盟的这种区域性是一体化发展的内涵，并在和外部(国际)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也就是说，相对于区域性，欧盟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由于欧洲处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交汇中心，本身就带有全球性。全球性可以看成一体化的外延，狭义的理解，就是指一体化的范围以及成员国的增加；广义的理解，则可以把全球性看作欧盟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欧盟一体化首先是区域的(regional)，区域性是全球性的基础和支撑点，没有实力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欧盟的全球观和世界影响。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盟内部的发展越来越受外部环境的制约，同时又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欧盟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一体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区域性的发展。
　　冷战时期，欧洲处在两极体制之下，是东西方争夺的中心。地缘学上的东欧和西欧有着明显的冷战色彩。欧共体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启其进程的。从煤钢联营开始，欧盟以区域性为基点，不断深化自身的聚合力，联合的范围越来越广，成员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欧盟在世界力量的角逐中逐渐从配角转为主角。从地缘外交层面，通过考察一体化在上述两个方向上的发展，能清楚地认识区域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关系。
　　欧盟区域性的发展，最初的理想是冲破冷战时期两极体制的束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从世界主导力量沦落成松散的地区性力量。西欧国家自然不会甘心于此。因此，西欧一体化的目标，除了规避战争之外，就是要打破束缚，达到和美、苏并肩齐立。正是这个理想，激励着西欧各国不断跨越区域联合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障碍。从煤钢联营到共同农业政策，到统一大市场，再到单一货币，到司法、内政和外交、防务领域的合作，一直到未来《罗马宣言》所宣布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欧盟的区域联合不断深化。与此相适应，一体化的外延也逐步扩大，表现在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和欧盟世界地位的逐步提高。欧盟扩大的实质，就是不断充实自身的市场空间和扩大国际影响力。区域性和全球性在这里得到和谐的整合。欧盟现在正在进行东扩，成功以后，不仅将彻底弥合冷战以来东西欧之间的裂痕，而且将大大改善其国际地位。东扩是文明的渗透，是欲通过地缘的扩大克服俄罗斯(残留)的势力和影响，因为谁占领了东南欧这一亚欧板块的腹地，谁就能取得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
　　如果说，东扩的区域影响集中在欧洲，那么，欧盟和美国的明争暗斗则是面向全球的。
　 首先，理论上，欧美矛盾有其必然性。对此，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答。依据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对规范(norm)的研究，国家间行为方式的不同，源于他们遵循的不同的社会规范以及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身份认证，并产生不同的利益(观念)。出于区别和对比的需要，产生相互的竞争[4]。《拉肯宣言》称，欧盟只对尊重基本价值观(basic values)的国家开放，并以自己是权利宪章、权力法案的故乡以及在这里发生法国大革命以及柏林墙的倒塌而骄傲不已。由此看出，欧盟一体化背后是一个扩大的自我，欧盟越强大，自我身份感就越强。欧盟作为一个行为体，和美国的差异感越大，越会强化彼此作为竞争对手的认识。
　　其次，实践上，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冷战后，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欧盟对以独立身份处理全球事务的自信心越来越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通过一系列积极措施，拓宽了和亚、非、拉和中东地区的经贸渠道，全面增强了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同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欧盟积极支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要为“全球平等、社会发展、和平、民主和人权做出贡献”[5]欧盟全球性作用的推进，要求美国承认并尊重欧洲的特性和独立性，使其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独立发挥政治和安全影响的能力和空间。而美国的战略核心是防止和阻止向美国全球霸权挑战的竞争对手的出现，并不愿意欧洲随融合而做大。欧盟虽然声明要成为世界稳定的一级，并成为其他国家的指向标和榜样[6]。但这在现阶段只是欧盟的一厢情愿。美国在欧洲事务中通过北约牵制欧盟武装臂膀的发展，在世界事务中更是尽量不让欧盟染指。可以说，美重单边一极，欧重多边多极的两种不同世界格局观之争愈益显露。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将伴随全球化背景下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进一步扩大。如何处理欧美矛盾，为欧盟建设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或者说，使一体化区域性和全球性这对关系继续和谐发展，是摆在欧盟建设者面前一个主要的外交课题。
　　总的看，冷战以来，欧盟在欧、美、俄三角关系中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上，不仅摆脱了冷战时期美国搞的“越顶外交”，也为实现其为自身制定的任务，即克服由于东西方冲突而造成的半个世纪之久分裂的后果并创造聚合力[7]，创造了有利时机并取得初步成就。这可以看作在地缘外交层面，欧盟处理全球性和地区性关系的成功尝试，并对欧盟处理这一关系其他层面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注 释：
　　[11Speigel，NR．23／2002，Seite178．
　　[2]参见英国外交部欧洲事务大臣PeterHain2001年12月4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
　　[3]Wochenbeticht，DIW Berlin 13—14／2002．
　　[4]参见李颖：《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评介》，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
　　[5]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Is a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Necessary?http：//ue．eu．int
　　[6]参见欧盟《拉肯宣言》。
　　[7]《德国概况》，第216页，莎西埃德出版社2000版，法兰克福／美因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