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一体化中的中日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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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日本经济的十年不景气、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下跌为东亚经济的重振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兴起则使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面对21 世纪的挑战，东亚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东亚国家的重要课题。
　　日本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是亚洲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合作则两利，不合作则两败俱伤。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
　　本文第一节讨论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第二节讨论日中两国经济合作的历史与现状。第三节介绍中国政府对建立FTA 的态度。第四节讨论东亚金融合作问题。最后是简单结论。
　　　　　　　第一节　东亚经济合作的传统模式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奇迹”除了应归功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对内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世界银行，1993） 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功不可没。这种合作是以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为主要特征的。“雁行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不同国家按产品的高度化程度，分别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形成高度化不等的产业和出口结构。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为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是：高收入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密集较高的中间产品而低收入水平国家则从事劳动密集的来料加工或组装和装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的转移有关国家将相应实现本国产业和出口结构的提升。（1）
　　“雁行模式”的维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
　　＊对于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所出口的不同产品有足够的需求；
　　＊后进国家对资本品和技术转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在贸易伙伴之间存在适当且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
　　＊相关各国都能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
　　＊相关国家之间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的大体平衡（在短期内是国际收支平衡，在长期内是经常项目的平衡）。
　　但是，由于东亚地区自9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前述条件已经难以维持。
　　首先，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至今仍看不出恢复增长的希望。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希望日本能够继续吸纳本国生产的劳动密集产品（如纺织品、成衣等），以及某些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较低的产品（如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使东亚其他国家很难实现对日出口的增长。为了保持“雁行模式”的队形，日本除应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外，还应该使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缓慢。在对东亚其它国家出口的吸收能力明显削弱的同时，日本对东亚其它国家的资本输出也明显减少。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使东亚通过垂直分工，作为一个整体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模式遭到致命打击。“头雁”的停飞使整个雁队形成“失速”落地。
　　其次，自1985 年Plaza Accord 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大大推动了日本企业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同时也使实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其他国家在保持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同时，增加了对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出口。但是，自90 年代中期以来，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先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日本银行资金大幅度回流。而后，特别是1998 年以后，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有时是大幅度贬值）。东亚其他国家的出口，特别是对日本的出口受到严重不利影响。日元的贬值加速了“雁行模式”的解体。日元贬值大大削弱了日元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而日元地位削弱所造成的金融不稳定不但严重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再次，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兴起很可能成为使“雁行模式”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致命一击？或，是“雁行模式”的致命一击，但却是东亚的救命稻草？）。首先，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优势是难有其匹的。其次，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甚至可以同世界最发达国家一争高下。再次，由于地域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从沿海到内陆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明显的发展梯度。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其发达程度在许多方面已不让香港特区、台北。而西部内陆地区的落后程度则不让东亚最落后的国家。当东南沿海地区因工资水平上升而丧失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后，中、西部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工)将能很快弥补东南沿海地区因产业升级留出的空间。因而，在已经进入某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中国仍将能长时间保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最后，虽然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广大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潜力和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严重忧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面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日元的不断贬值和中国的崛起，传统的“雁行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东亚国家确实需要对东亚地区未来经济合作的道路做出选择。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重新寻找发展和合作道路的种种趋向。中国加入WTO 表明，中国支持多边的和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积极参与APEC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也支持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但是，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发展同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并最终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支持建立东亚FTA 和参与建立东盟10 plus 中国FTA，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意愿。中国希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个东亚经济共同体或亚洲经济共同体将能够在世界东方崛起，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美国（或未来的“美洲经济共同”）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
　　　　　　　第二节　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
　　在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上，日中经济合作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日本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中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99 年，日本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中由1990 年的14. 5％ 上升到20.5％。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在日本的出口份额中也由1990 年的2.1％ 上升到1999 年的5.6 ％。从1990 年到1999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增长了33％。 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18.1％ 上升到1999 年的23.3％。 中国在日本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由1990 年的5.4％上升到1999 年的14.6％。 在2000 年，日中贸易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势头（表1）。 与此同时，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在过去10 年中，日本对华投资一直名列中国投资来源国的第二位或第三位。
　　　　　　　　表1. China’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in 2000 ($US bil)
　　　　　　Total trade　　China’s exports　　 China’s imports
　　Total　　　474.3　　　　　249.2　　　　　　　225.1
　　Japan　　　83.2　　　　　41.7　　　　　　　　41.5
　　US　　　　75.5　　　　　52.1　　　　　　　　22.4
　　EU　　　　69.0　　　　　38.2　　　　　　　　30.9
　　HK　　　　54.0　　　　　44.5　　　　　　　　9.4
　ASEAN　 　　39.5　　　　　17.3　　　　　　　　22.2
　Korea　　　34.5　　　　　11.3　　　　　　　　23.2
　Taiwan　　　30.5　　　　　5.0　　　　　　　　　25.2
　Australia　　8.5　　　　　　3.4　　　　　　　　　5.0
　Russia　　　8.0　　　　　　2.2　　　　　　　　　5.8
　Canada　  　6.9　　　　　　3.2　　　　　　　　　3.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2001 年。
　　同战后初期的日本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方针是在国民收入水平上逐步赶上发达国家。不仅如此，经过50 年～100 年的努力，中国还要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提高技术装备程度（measured by capital stock/number of workers）。 而在技术装备程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则必须加快Solow 意义上的技术进步速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除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推动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通过体制改革建立各种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后来，在继续推行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又大力推行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把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放在中心地位。在执行开放方针的初期，由外国企业提供订单、原材料和技术的加工贸易对中国创造就业机会、换取外汇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进口的各种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使中国的传统产业加强了竞争力。而后，从外国引入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的政策则有力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虽然大量生产线的重复引进造成了资源浪费，但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不得不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企业逐渐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在开放的前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大部分是香港特区和其他东亚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在90 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特别是名列FORTURE 五百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希望，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但能带来资本而且能带来最新的技术。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了研究和开发R&D 部门。
　　在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初期。中国进口日本的资本品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耐用消费品。中国则向日本出口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两国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两国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贸易摩擦。日本作为中国资本品（生产线）的提供国，为中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70 年代末，中国从日本引进了整套炼钢设备，建立了先进的宝山钢铁公司。在80 年代和90 年代，中国又从日本引进了生产彩电、收录机、洗衣机、空调等生产线。这些生产线的引入不但使中国实现了产业升级，而且使中国机电产品成为世界市场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中间产品或原材料的提供国，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中国缺乏生产高质量服装面料的能力，从日本和其他国家进口的服装面料对中国服装出口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两国的贸易中，日本的商社和中小企业在提供原材料、技术指导和寻找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它们的努力中日两国的贸易是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
　　由于中国在提升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方面的努力，中国对日出口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品的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的40％ 上升到1999 年的80％。 其中，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0.5％ 上升到1999 年的11％。 其他重要制造品如机电产品、交通设备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出口都有了很大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有了明显下降。在2000 年中国对日出口中，最重要的商品为成衣（27％）、 机械、运输设备（22％）、 办公设备和运输设备（5％）、 纺织品（4.9%）、化工产品（3.6 2％）。（注２）
　　事实说明，日中两国的贸易联系，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高度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也并非是日中贸易的唯一受益方。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增长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经济要恢复活力就必须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我认为，日本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劳动成本过高。而后者的原因又是日本人的生活费用过高（当然，日本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制度也是导致劳动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为降低生活费用，日本政府必须通过财政或其他手段，减轻日本民众的各种生活负担。事实上，中国为日本市场提供廉价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有助于日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从中国的廉价进口加重了日本的通货收缩的看法是荒谬的。
　　（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达的秘诀就是通过进口廉价原材料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来实现资本积累的。这点，日本真不如美国“想得开”。）
　　应该说，尽管出现过农产品争端，但日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仍然是良好的。中国方面应该体谅日本在进行结构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避免由于对日出口的过度增长而引起贸易摩擦。日本方面则应加速结构调整，而不要大谈“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落后30～40 年，日中两国经济是高度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中国对日本经济构成不了什么威胁。真正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的是缺乏进行改革决心的日本人自己和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仍在试图“sell Japan”的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香港特区始终是大陆中国的最重要投资来源地。在从1979 到2000年的20 年时间中，在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来自香港特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48.50% 和48.89% 。其他的重要投资来源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它们在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8.96%, 5 .74%, 7.07%, 5.23% 和8.62%,7.98%, 7.51%, 4.88% 。整个东亚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都超过了65%（注３）， 日本对中国的FDI 在1998 年到达高峰（注4）， 此后逐年下降。在2000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占中国所吸引FDI 总额的8.22％, 其比重远远低于香港特区和美国。1998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就超过了日本，成为香港特区之后的中国的第二大投资来源。根据中国的最新官方报道，在从1999 年到2001 年的三年中，美国对中国的FDI 正在赶超香港特区，不久将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2001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达到了680 亿美元（注５）。
　　90 年代后期日本对华FDI 的减少，同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海外投资普遍减少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FDI 在日本全部FDI 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下降了。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在1995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为US$ 4.47 billion ，占日本全部FDI 的8.8％。但是，在1999 年日本对华FDI 仅为US$751 million, 只相当于当年日本全部FDI 的1.1％（注 6）。 应指出，关于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可能是不准确的。一些日本企业并不报告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数额。但是，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90 年代后期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在比重上都明显减少，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可能同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前景的判断有关，也可能同日本企业的投资战略有关。由于担心国内失业问题加重，害怕培养竞争对手，日本国内舆论表现出对“产业空洞化”的强烈担心。所谓“产业空洞化”实际上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重要方式，明明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要将其称之为具有贬义的“空洞化”，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90 年代后半期日本企业对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消极态度同日中两国作为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十分不相称的。如果日本对华投资得不到加强，日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当然，日本对华投资的减少并非日本单方面的问题。中国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在信守合同、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方面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这是中国方面应该检讨的。中国加入WTO 表达了中国根据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行事的决心。谨慎是无可指责的，但对于中国投资环境和前景的看法过度悲观可能会使日本企业贻误商机。值得庆幸的是，在最近一、两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形势出现明显好转。例如，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electric machinery　and apparatus 有了很快增长。其中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大大增加了在这一部门的FDI。在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生产出产品后再返销日本。只有增加在华投资，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总之，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有利于日本的结构调整，有利于日本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增加在中国的投资绝对是有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
　　　　　　第四节　中国政府对建立FTA 的态度
　　在过去数十年中，贸易自由化进程实际包含了两个进程。一个是通过在WTO（ 过去是关贸总协定）构架下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推动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另一个则是通过邻国之间进行的多边和双边谈判推动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尽管关贸总协定/WTO 采取了承认政治现实的态度，FTA 的概念同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还是有冲突的。FTA 的建立可能会产生对第三国也有利的贸易创造效用。但是，由于受到歧视性待遇，未参加自由贸易区的第三国对自由贸易区的出口很可能会减少。被自由贸易区排除在外的第三国对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感到担忧是很自然的。
　　面对新的挑战，东亚各国必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但是，东亚经济合作远不仅仅是贸易自由化问题。而FTA 的建立也不仅是经济问题。事实上，许多FTA 的建立是受政治动机驱使的，或至少是受政治因素严重制约的。由于农业问题等障碍，中国同日本谈判FTA 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中日两国的现实选择是，加强两国政府之间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友好协商，同时发动民间力量，特别是企业力量加强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我个人认为，中日两国由于经济上的高度互补性，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是没有什么严重经济障碍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两国人民之间缺乏信任感。目前，中国加入日本和韩国的FTA 谈判的可能性也不大。事实上，日本和韩国本身就有一些问题难于解决。在加入日韩谈判之后，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个人认为，中国计划同东盟10 国在10 年内建立FTA 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由于中国同东盟的大多数国家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存在比较严重的竞争关系。中国同东盟各国有十分友好的政治关系。建立FTA 的决定更多的是表达了双方变竞争关系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中国同东盟10 国的FTA 计划提出了六项非常好的建议（注7）。 其关键问题还是解决好如何发展水平分工的问题。媒体关于日中在中国同东盟10 国的FTA 计划中争夺东亚主导权的有关说法是rubbish。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在东亚地区推进经济合作进程时的合作对象，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1） 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区、澳门的经济合作；（2）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省的经济合作；（3） 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区、澳门和台湾省的经济合作；（4）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5） 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合作；（6） 中国和日本、韩国的经济合作；（7） 中国和东盟10 国的经济合作；（8） 中国和湄公河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9） 中国和东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就合作方式来看，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首先是巩固和发展传统的双边经济合作（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然后是发展FTA， 最后是实现经济一体化。与此同时，合作对象的选择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加以扩大。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另一条路径是，不拘参加国的范围和数量，先在容易达成和急需达成协议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然后再进一步在更为重要更、具实质性、更为制度化和需要更多主权让渡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如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就东亚地区的金融与货币合作所进行的讨论以及清迈协议的达成就是这种合作方式与途径的一个成功事例。
　　我认为，中国大陆、香港特区和台湾省应该借大陆和台湾省同时加入WTO 的契机，加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香港特区、台湾省同大陆的一体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只要能够克服人为的政治障碍，在两岸三地之间建立FTA 或更高程度的经济合作形式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第五节　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与人民币
　　在21 世纪前十几年，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很可能将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紧急救援安排。当某个东亚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困难，将会或已经出现货币危机时，其他国家将对该国提供紧急救援，减少该国的流动性困难，以防止危机的发生，或防止危机的发展和扩散。清迈协议是在这个方面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清迈协议同亚洲基金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仅是一个协议安排，后者则是一个区域金融组织。同前者相比，后者是一种更高级的区域金融合作形式。建立亚洲基金的倡议之所以胎死腹中，主要原因是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经济一体化程度和政治相互信任程度都不够高。尽管东亚国家、地区之间存在极大的共同利益，它们还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不愿意对根据本国利益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的主权做更多的限制。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the management of regional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多数东亚国家（经济）放弃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而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目前，在东亚地区同时存在着从最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 货币发行局制度到最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形形色色汇率制度。东亚地区同时并存的各种不同汇率安排是否相容则是东亚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严重恶化，东亚地区实行（或事实上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和经济是难于坚持不贬值方针的。如果这些国家和经济体货币贬值，必然会进一步造成竞争性贬值的局面，进而导致东亚地区的金融动荡。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东亚地区各国和经济体在区域汇率制度安排方面的合作还只能处于广泛交换观点的阶段。
　　对于中国来说，逐步扩大人民币对所钉住的一揽子货币的浮动范围，增加日元在一揽子中的权重是可能采取的一种较好选择。加入WTO 不会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有直接影响。但是，随着WTO 所规定的各项贸易自由化措施的推行，中国国家收支状况恶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届时，如果人民币因国际收支恶化而贬值将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目前我还看不到人民币贬值的必要性。相反，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我本人本来是主张人民币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有所升值的。但是，既然日元已经贬值，而且是急剧贬值，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自然就不在中国经济学家的考虑范围中了。
　　　　　　　　　　　　小 结
　　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很好的，最近，日中两国在发展经济关系方面更是出现了新的良好势头。日中两国经济有高度的互补性，只要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政治基础，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必将能得到全面加强。日中两国应该而且能够为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决定性贡献。
　　References：
　　ASEAN-China Expert Group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October 2001. Forging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rugman, Paul.1994. Peddling Prosperity.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Krugman, Paul.1996. Pop Internationalism. Cambridge, Mass.: Dollar and Yen. The MIT Press.
　　Kwan, H.C. 2000. Yen Bloc.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Lee, Kyung Tae, and Lin Justin. 2001.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Repercuss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Mckinnon, Ronnald, and Ohno, Kenichi. 1997. Cambridge, Mass.: Dollar and Yen. The MIT　Press.
　　Yu Yongding, at.el (ed). The Impact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on China’s Major　Industries
　　Yu Yongding: “Asian Monetary Cooperation”, in Regiona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in East Asian,ed by Kim, Yoon Hyung, and Wang, Yunjong,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刘昌黎：通向一体化的过渡，国际贸易，2001 年第5 期。
　　王洛林等：《日本金融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1 年。
　　余永定等(ed)： 《21 世纪世界经济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
　　张锡镇：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与有关各方的态度和立场，东亚研究，2001 年第5 期。
　　张蕴岭：《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张蕴岭：《聚焦上海》，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年。
　　注 释：
　　（1） 关志雄博士对雁行模式作了非常清楚的描述。见Kwan. C.H.. 2001.Yen Block,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6-23.
　　（２） Urata: Toward North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 p3. Conference Proceeding,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North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Conference. Hawaii, Aug, 2001.
　　（3） Pingyao Lai: Recent Trend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 unpublished paper, 2001,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4） According to other studies, Japan’s FDI to China peaked in 1995.
　　（5） 2002 年2 月14 日CCTV 晚间新闻
　　（6） Chang-lae lee. 2001 Rational for Institutionalising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ome Possible　Options p16. Conference Proceeding,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North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Conference. Hawaii, Aug, 2001.
　　（7） ASEAN-China Expert Group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ging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ctober 2001, p4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