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往方式变迁看人的现代生成

girlspower

[摘要]人的现代生成从根本上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生成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这两个方面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交往方式的变迁在人的现代生成即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中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新型的交往方式或生活方式内在地需要并生产着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新型的道德观念，而不是相反。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传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们之间“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方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物的依赖性”的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是我们理解人的现代生成即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的一个契机。透过交往方式的变迁这一契机，我们看到人的现代生成的可能性原来就存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之中：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历史性变迁相联系的人的现代生成，就是由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传统的狭隘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向现代的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的转换。

[关键词]人的现代生成    交往方式变迁    思维方式转型    道德观念重建

随着我国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社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生成。社会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敷适用但却并没有及时地退出历史舞台；旧的道德观念已“礼崩乐坏”但新的道德观念尚未建成。在这个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真空”状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层出不穷，对此，人们已有痛切的感受和自觉。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哲学理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揭露、历数社会问题的层面，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贴标签式的思维方式的“传统”与“现代”和道德观念的“滑坡”与“爬坡”的争论上，而应该对其做出合理的、内在的阐释和说明，为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努力。其实，人的现代生成从根本上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生成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而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实际上就是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这两个方面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交往方式的变迁在思维方式的转型和道德观念的重建中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新型的交往方式或生活方式内在地需要并生产着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新型的道德观念，而不是相反。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传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们之间“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方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物的依赖性”的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是我们理解人的现代生成即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的一个契机。透过交往方式的变迁这一契机，我们看到人的现代生成的可能性原来就存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之中：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历史性变迁相联系的人的现代生成，就是由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传统的狭隘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向现代的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的转换。
一
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社会转型无非就是以市场经济社会取代计划经济社会（或非市场经济社会），或说以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社会哲学”研究表明，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结构上的：市场经济将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从以往非市场经济的诸领域合一（以政治为中心）状态向领域分离（各有其相对独立性）状态的转变。这种社会整体结构上的转型不仅要求我们的思维与之相适应，思维方式要转型，而且还要求我们的伦理道德与之相适应，道德观念必须转型、重建。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步是不够的。实际上，人的现代生成的根本动因存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之中，如果没有对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变迁的具体把握，则对于人的现代生成的讨论就很难作到具体和深入。事实上，关于人的问题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学”的兴盛就是标志），成了一个理论热点，这是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根本性变迁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它与思维方式的转型和道德观念的重建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说起。然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全方位的、极其深刻的，人们已经从很多角度做出了极为深刻和有价值的探讨，本文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讨论。不过，由于在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所有后果和变化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则莫过于市民社会取代共同体的兴起”。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一点入手。
所谓共同体，就是将人们以直接的方式联系起来的社会微观组织或细胞，它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传统社会需要和分工不发达的产物。共同体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存在形式：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职缘共同体。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联系被束缚在各类共同体之中，国家对人们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各类共同体进行的。市民社会则是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是一种通过各个成员之间的互相需要而联系起来的体系，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需要和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作为特定历史形态的市民社会，是“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即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换实际上就是从传统共同体到现代市民社会的转换。
交往方式的变迁正是由传统共同体和现代市民社会的不同特征决定的。
各类共同体的血缘性、地缘性和职缘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外在的、靠血缘亲情、地域和职业等“粘合剂”维系的表面看来好像是“人的”、“有机”的，实则是一种“机械团结”；而市民社会是由物质利益原则将各个人联系起来的，这种联系，出自个人的内在需要而非是外在的强制，虽然从表面看来好像是“物的”、“机械”的，实则是一种“有机团结”（“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是社会哲学家迪尔凯姆在划分社会类型时提出的。共同体和市民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比喻为“羊群”与“狼群”——“羊群”靠“牧羊犬”或“牧羊人”维系，“狼群”靠狼自身利益的内在需要维系）。这实即人们（尤其是“人学”研究者）反复引证的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指出了第三种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这就是说，在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或类血缘（地缘、职缘）共同体基础上的，这种交往方式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只能 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而人的依赖关系由于其人口和地域上的有限性、狭隘性、封闭性，人们之间的交往就不可能是普遍的，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普遍的联系，而且由于“机械团结”意义上的机械性，这样，与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相匹配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一方面缺乏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这一中介，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机的辩证性，故，它就必然是片面的、机械的、缺乏独立和自主性的，即非辩证性的。同样，与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相匹配的人们的道德状况表面看来充满亲情和互爱精神（儒家伦理和道德理想主义者往往赞美这种道德状况），具有“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然而，由于这种“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以扼杀个人利益和其独立性为前提的，因此就不可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过去我们只看到其进步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其对外部社会共同体的排斥和否定方面。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理想诉求，离开了人们所在的共同体，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否则，无以理解中外历史上连绵不绝的战争。实际上，这种道德状况是相当狭隘的、低下的、盲目的、扼杀个性的，是一种狭隘的集体主义（小农主义、小集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等），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赞美它。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市场经济。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几十年来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活动方式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性的工商经济的实践方式，还不如说是一种更为类似于自然经济的实践方式。在这种实践条件下，虽然‘做事’的方式在工业化的城市之中有了某些改变，但‘做人’的方式却仍然基本上是传统的：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虽然发生了变化，如从形式上消灭了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即宗族组织，但生产队本质上仍是一种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的混合物，仍然是一种传统共同体之变体；城市之中的社会基本组织‘单位’，虽然脱离了血缘和地缘的根基，但却仍是另一种传统共同体即职缘共同体的变体，‘单位’对于其职工仍有如家族之对于其成员”。
既然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交往方式相似，那么，就可以说我们国家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转型前基本上就仍是非现代性的、非辩证性的、缺乏独立和自主性的。当然，这是就总体上来说的，实际上，由于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非市场经济或自然经济，且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非辩证性本身也是多层次的，它与具体的时代发展水平有关，某些个体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维方式是可以且能够达到辩证性的。与之相应，可以说我们国家人们的道德状况在社会转型前表面看来充满亲情和互爱精神，是“集体主义”的，实际上却是基于“人的依赖关系”之上的狭隘的、低下的、盲目的、扼杀个性的（否则，无法解释“文化大革命”中某些人性的泯灭和凶残现象）。当然，这也是就总体上来说的，实际上，由于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非市场经济或自然经济，且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的道德境界有着巨大的差异，某些个体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雷锋——其道德是可以且能够达到很高的层次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绝然不同于非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它靠那只“看不见的手”达到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血缘、地缘和职缘共同体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被打破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摆脱了传统的人身和地域、职业等的依附关系，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物的依赖性”之中：“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性的经济，它需要并创造着社会中个人的人格独立和理性思维的独立自主。由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市民社会在“物”的层面上将全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网络化、信息化的推动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在“上帝”和“皇帝”面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人人平等”的人类理想在“金钱”面前有可能得到比较现实的实现。故，普遍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就觉醒并深入人心。而普遍联系，正是辩证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加之有机性（“有机团结”意义上的）即辩证性，因而，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思维方式，必然是一种自主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与市场经济同时生成的一种属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当代人类对于生态环境和自由民主理念等的普遍关注，可以说是与这种思维方式的普遍觉醒和生成分不开的。可见，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历史性变迁相对应的思维方式的转型，就是由传统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现代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转型。同样，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观念，表面看来是自私自利、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我们以往往往这样看待），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我们是把在传统社会里遗留、压抑下的道德问题在社会转型期的大爆发和市场经济自身的不完善所带来的道德问题误认为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伴生物了，实际上，由于市场经济将造成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诞生，故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就有了可能（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奠基在独立、平等的个人内在地产生交往和交流的需要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有机团结”的集体主义。换言之，由于与市场经济同时生成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物”的普遍联系（以货币为中介的平等的物质交换）和有机性（“有机团结”意义上的）基础上的，故，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就不可能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和疯狂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当然它也不可能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意义上的道德观念），而必然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道德观念（相似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当然，我们也不能无限地美化这种道德观念，因为它毕竟没有摆脱“依赖性”，尽管是“物的依赖性”。可见，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历史性变迁相对应的道德观念的重建，就是由传统的狭隘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向现代的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的转换。
二
因此，要深入理解解人的现代生成即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是与对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的认识分不开的。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正是理解人的现代生成的一个契机。
然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市场经济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一种不得已的、自觉的选择，故，今天，尽管我们的社会改革在一切方面都进入了深层，市场经济亦已基本建成，但，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和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道德观念却并没有及时地、普遍地生成，相反，在社会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传统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仍占统治地位，不时可以听到有人发出无奈的哀叹——“不是我不想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和屡见不鲜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贪污腐败等现象。这，极大地阻碍了我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诸多难题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是与传统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有很大关系的。因此，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创建与我们的时代和社会现实相匹配的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的现代道德观念，是社会发展的相当迫切的、必然的要求。理论仅仅是对于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和回答。
那么，造成我们国家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迟迟不能够进行现代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分别来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思维方式。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多方面的说明和解释，迄今学术界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且成果颇丰。笔者认为，究其根本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或许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缺少一次西方式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民众的理性始终是不彻底、不到位的，“物的依赖性”的现代性观念没有普遍形成。 这是历史的、传统的原因。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可能就在思维方式本身之中。思维方式决定于思维结构，思维结构由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构成；通常，我们往往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思维形式、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这些概念（就结构是一种形式来说，此并无不可），并不将之加以具体区分。而实际上，思维方式仅仅属于思维结构的形式方面，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思维结构本身，它一经形成，就具有作为形式的相对稳定性或保守性、僵化性。思维方式的转型有赖于思维内容的更新，然而，传统的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囿于血缘、地缘或职缘共同体的缘故，其交往只能是一种“人的依赖关系”，其思维内容必然是狭隘的、有限的、缺乏普遍联系的。换言之，这种思维方式是与落后的思维内容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种建立在落后的思维内容基础上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由于其具有作为形式的巨大的反作用，就会牢牢地、顽固地主宰着人们的一切思维活动，即便是现代性的内容，在这一思维方式框架内，也将被其同化而变形从而失去其本真面目，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其次，我们来看道德观念。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同样可以历数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究其根本，也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经济、自然经济条件下，传统小农式的、等级性的、依附性的道德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市场经济却不是原生的、在时间上还很短，“物的依赖性”的、建立在个人独立性基础上的现代性的道德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普遍形成。另一方面，可能就在道德观念本身之中。道德观念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依赖于经济基础，可是，它一经形成，就具有作为上层建筑的相对稳定性或保守性、僵化性。虽然道德观念的重建有赖于经济基础的更新，然而，经济基础的更新却并不必然立即带来道德观念的重建。
对于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来说，前一方面的原因是相似的或说是共同的，都涉及到“外因”方面。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建立一种民主和法制的良好体制，建设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的新型人际交往关系，进行社会性的文化教育启蒙来解决；这也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和操作的。
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是后一方面的原因即内因，我们必须分别来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思维方式。由于思维方式是由人们的交往方式或生活方式所决定，而我们国家由于地域、职业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个人之间的发展状况是极不平衡的，故，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每个孤立（相对孤立，完全意义上的孤立是不存在的）的个人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且克服这种局限性的，他往往表现出自以为是、否定和排斥异己的倾向。欲从外面让这些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个人的思维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都转化、转型到现代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困难或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不同层次的思维方式（即思维范式）之间是不能或难以通约的（库恩研究科学共同体范式得出的结论）。故，只能从其思想内部、从其生活着手。由于思维方式属于思维结构的“形式”方面，“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应用哲学理论思维来解构它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当代真正有价值的哲学理论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当代西方后现代性的思维方法，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由于后现代性思维方法具有对于现实的僵化的思维方式或结构的彻底的破坏和否定的作用与功能，故，它对于我们打碎、解构传统的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辩证的、非现代性的僵化的思维方式就具有积极的作用。这或许正是后现代性思维方法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有广大市场的根本原因。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后现代性思维方法要否定和解构的是现代性，而现代性对于我们来说是尚未建成的东西。因此，后现代性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具有双刃剑的性质。
其次，我们来看道德观念。由于在传统的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交往活动囿于血缘、地缘或职缘共同体之中，在一种“人的依赖关系”之内进行，其形成的传统道德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由其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决定的），欲使之尽快转型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状况，决不可能靠各种各样的道德说教就能奏效的。人们往往发现，倡导新型道德观念的人，往往是在现实中已经实现了物质利益的人，即往往是其交往方式或生活方式得到了现代转型的人（某些先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等），而对于其交往方式或生活方式仍停留在传统共同体之内的人——既得利益者和广大民众——来说，观念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二者都会表现出抵制、拒绝新型道德观念的倾向，只是出发点不同——既得利益者，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自觉地抵制；而在广大民众眼里，倡导新型道德观念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正如西哲所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一样，在对待新型道德观念上，主人与仆人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农业国家，由于地域、职业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个人之间的发展状况其差异是非常巨大的，相应地，其道德观念和水平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欲让这些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都转化、转型到现代性的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真正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也是相当困难或根本不可能的。现实中具体的人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通常来说，道德价值观念不同甚至对立的人，往往表现出自以为是、否定和排斥甚至仇恨异己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倾向。因此，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彻底打破非市场经济社会下“人的依赖关系”这种交往方式，将人们从传统共同体中拖拉出来推入现代市民社会、市场经济这广泛的，有点残酷和非人性的空间，建构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物的依赖性”的交往方式，使个人真正地独立、自主起来。
三
交往方式的变迁在人的现代生成即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中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新型的交往方式或生活方式内在地需要并生产着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型的道德观念，而不是相反。从根本上来说，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有赖于人们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彻底变迁或转型。如果我们不与世界接轨和对话，不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循环，不在人们之间自觉地建立起一种世界性的、理性的、功利性的“物的依赖性”的平等的交往关系，老是保守着传统的、温情脉脉的、非理性的、伦理道德性的“人的依赖关系”，则辩证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的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真正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就很难真正建成。
讨论人的现代生成问题如果不与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问题联系起来，不进入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层面而仅仅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和道德伦理说教的层面上，是很难具体化的。我们应该把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希望寄托在深化改革上，而不仅仅是诉之于伦理性的道德呼唤。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却从来没有放弃、放松过精神文明（包括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建设，始终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然而其社会效果却并不如人意。这不能不启发、提醒我们，思维方式的转型和道德观念的重建关键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或生活方式的更新。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哲学理论决不能含糊其辞。
理论的作用就在于揭示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这种历史性变迁的合理性（虽然这种变迁也有其局限性，并不是最终的、彻底合理的），为人们思维方式的自觉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即人的现代生成提供某种理论支持和参照。这就首先要求我们的理论思维方式必须转型到现代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意义上，当前理论界关于理论思维方式（或理论思维范式）转型的有关讨论就是很有意义的。 辩证的思维方式靠人们（具有独立性的个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才有可能形成，同理，辩证的理论思维方式需要不同（也必须是有独立性的、个别的）理论之间的普遍交往、交流和对话才有可能达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可谓抓住了时代的主题）。由此看来，被称为“显学”的当代中国“人学”研究（以“人”为中心，阐发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关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自由个性”等思想，主要关注人的现代转型和重塑等）和“社会哲学”研究（以“社会”为中心，借鉴当代西方的社会哲学思想资源，具体阐释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等）尽管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如果二者不能进行积极的、有效的交流和对话——互以对方为中介克服自己的片面性，则就很难说我们的理论思维方式或范式已经完成了向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转型或转换。——本文的写作，深深得益于当代“人学”研究和“社会哲学”研究，它本身是“人学”和“社会哲学”展开对话的一个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