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吐蕃地支纪年与敦煌四部书的断代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　地支纪年；四部书；断代
　　论文摘要　敦煌写卷中的地支纪年虽然主要属于吐蕃时期，但具体到敦煌四部书写卷，地支纪年可以延伸到张氏归义军时期，至少也在张氏归义军初期；以敦煌经部写卷为例，对带有地支纪年的经部写卷重新进行了断代梳理。

　　
　　十二生肖纪年、地支纪年等都是吐蕃时期常见的纪年法。“地支纪年”方式主要属于吐蕃时期，翟理斯把这类带有地支纪年的写卷大多断代在吐蕃前，是错误的，如：s.4927小钞一卷题记“辰年五月九日比丘写毕”，翟理斯(No.4659)疑辰年为620年。s.4153维摩诘经卷上题记“申年四月五日比丘法济共福胜点勘”，翟理斯(No.3363)疑申年为708年。s.2992观世音经题记“申年五月廿三日写”，翟理斯(No.3195)疑申年为768年。例多不烦举。按：上述都为地支纪年，按敦煌写卷的一般纪年习惯，当属吐蕃时期，上引三例池田温(分别见于No.1838、1289、1280)断代都为九世纪前期。翟理斯断代违背了敦煌写卷纪年的一般规律。
　　然而，地支纪年主要使用在吐蕃时期，但并不绝对属于吐蕃时期。地支纪年并没有随着吐蕃的瓦解而随之消失，在张氏初期仍然使用。如s.3927(池田温No.1914)题记“大中十一年四月廿一日、蕊蒭明照写。大唐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六月廿二日、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于沙州开元寺说毕。(背)丑年六月廿二日说”，背面的丑年即大中十一年857年；φ-70(M.886)、φ.296题记“寅年闰正月廿二日龙兴寺沙门明照随[听]写”，孟列夫、池田温(No.补24)、刘永明都指出这里的寅年指大中十二年858年，称003(7210)题记“寅年六月十一日比丘明照写记”，池田温(No.1956)断代“寅年六月、九世纪半”；p.2716(池田温No.1871、1972)题记“大中九年三月廿二日、辛生令狐再晟写记。海源押咸通五年四月十二、童子令狐文进书记。”，池田温(No.1972)指出“背首有‘亥年九月七闩记’”，这里的亥年显然是指归义军时期的亥年，许建平亦认为卷背之“亥年”盖即正面的大中九年。s.1947va咸通四年(863年)敦煌管内寺窟算会，本文“大唐咸通四年岁次癸未河西释门都僧统，缘敦煌管内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禅窟，自司空吴僧统酉年算会后，至丑年分都司以来，从酉至未一十一年(以下缺)”，卷中的酉年、丑年分别指归义军时期的853年、857年，从酉至未即从853年至癸未(咸通四年)863年，正好一十一年。p.4667vb益算经(池田温No.1980)，题记“辰年三月廿五日巳时写记。(以后上下逆行书写、今改录)咸通六年七月五日、分付庆庆冢图经一卷，破葬决一卷，明堂一卷，式决一卷，备?神符本一卷。含含禄名付了。宅经一卷在高师。文书目录在式决背。”此辰年当与成通六年(865年，乙酉)不远，亦在归义军时期。p.3243b残片四十四片，第一片有“戌年二月十六日学士”，戌年为878年(按断代过程详下)。p.3558a王梵志诗一卷，题记“亥年正月十七日三界寺”，池田温(No.2511)认为“亥年、大约十世纪”。据上至少可以说，地支纪年在863年前的归义军初期仍在使用。
　　综观吐蕃时期的写卷，满眼都是佛经，以及一些少量的生活文书，种类单一。吐蕃时期，与中原隔绝，落后，文教不兴，几乎没有人涉足中原四部书之类的传统典籍。到了归义军初期，写卷种类开始丰富起来，渐渐有人在阅读学习(读诵题记)甚至亲手抄写(抄写题记)四部书等典籍。结合前述，仅据地支纪年断代四部写卷为吐蕃时期是值得商榷的，整体上不符合吐蕃时期的写卷特点。用地支纪年的四部写卷，池田温虽然仍断代其为九世纪前期，但他把这些写卷编在大中五年(851年)写卷之前，这反映了他断代倾向于接近归义军时期(按：池田温的编号是按年代先后排序的)。这里以经部《论语》为例来说明，四部中其他的可类推。当然，属于吐蕃前的四部写本不在论述之内。至于是读者纪年还是写者纪年，这里暂不做区分，仅推断纪年时间。
　　归义军时期，《论语》写卷最早的纪年是散665(罗振玉旧藏，池田温No.1859)大中五年(851年，辛未岁)，而且之后的纪年都很集中，如：p.2604大中七年(853年)、p.3441a大中七年(853年)、p.2716大中九年(855年)、p.3192“丙子年”(池田温No.1904断代丙子年856年)、s.3011“戊寅年”陈铁凡以为678年；池田温(No.2170)断代戊寅年918年；翟理斯(No.7102)以为858年，李正宇、郝春文、荣新江、徐俊都以为戊寅年当为858年。p.3745咸通三年(862年)、p.2716咸通五年(864年)、p.2681+2618乾符三年(876年)、p.3271乾符四年(877年)、p.3972壬寅年(池田温No.2029、李正宇读壬寅年为882年)、p.3433《新编》题记“丁未年十月十六日张坚坚写毕”，池田温(No.1854)误读为“手未年”，误据未年地支，断代为九世纪前期。丁未年当为归义军时期的887年；p.3783文德元年(888年)正月；p.2510《新编》龙纪二年(889年)二月，池田温No.补29：龙纪二年(890年)二月。
　　据前述，四部书在吐蕃时期几乎为零以及地支纪年在归义军初期仍见使用的特点，可以尝试断代如下：经部，p.2904题记“未年正月十九日杜少于写记”，p.2676题记“申年二月日王醰写记”(池田温No.1855掘申年地支，断代为九世纪前期。)，p.3534题记“亥年四月七日孟郎郎写论之”，p.2663题记“郎将丑年三月月生六日学吴良义”，它们可分别断代为851年(未年)、852年(申年)、855年(亥年)、857年(丑年)。李正宇.疑p2663丑年为857年。p.2570题记“寅年净土寺学生赵令全读为记”，背面“咸通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打却回鹘至”，池田温(No.1853)据寅年，断代为九世纪前期，李正宇疑寅年为858年，据前述858年合适。p.2746孝经白文，庚辰年写本，并有五言诗一首，作为写书跋，李正宇p.2746《孝经一卷》末题“翟(风+盖)飒郎君，翟(风+盖)飒诗(书)卷岁至庚辰(860)，月造季秋，日逮第三，拙诗一首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辞)杖捶体，愿赐荣驱路”。p.2715孝经白文，题记“丁亥年二月十四日写毕，点勘一无脱错，传之后学，请不疑虑记也。此是鲁国孔李七探讨之书，不勤口。”池田温(No.1002)疑丁亥年为807年，据前述，丁亥年属归义军时期，867年。s.3824va御注孝经集义并注一卷，(池田温No.2007)杂写“乾夫(符)三年(876年)是口高苟奴手已南文人之敕是高苟奴手已是五月二十七日已”。s.5781学而第一(何晏集解)，题下有“令狐进明记”，卷背后，有“令狐进明书记”，又有令狐善口等字样。据前述，该卷断代上限应为归义军初期，九世纪半。又，s.10607年代不详某寺仓司出便豆契，此件背面重复书写“令狐进明书记二行”。
　　s.6329字书，题记“戌年七月十日比丘潜均书记”，池田温(No.1856)据“戌年”，断代为九世纪前期，据前述，可断代戌年为归义军初期的一个戌年854年。s.0614兔园策第一，题记“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池田温(No.1857)据“巳年”，断代为九世纪前期，据前述，可断代巳年为归义军初期的一个巳年849年。p.2514毛诗卷第九残卷，池田温(No.1852)断代为九世纪前期，据前述，可断代为归义军初期，九世纪半。
　　p.3620d无名歌，题记“未年三月廿五日学生张议潮写”，池田温(No.1850)据未年，断代为九世纪前期。掘前述，可断代未年为归义军初期的一个未年851年。p.3620“未年”，一看这个地支纪年，很多人都认为是吐蕃时期无疑。李正宇确定为815年，吐蕃时期的未年有五个(791年、803年、815年、827年、839年)，李正宇选择了815年，大概是认为学生之称，当属年少者，从年龄上来推测，只有815年合适，这时张议潮约十七八岁。(按：张议潮“春秋七十有四”，卒于872年，则约生于798年左右，)这里认为，归义军时期，写卷中出现的“学生”之称，不能用我们今天的“学生”概念来简单的理解，它应代表一种身份。譬如现在的博士之称，从年少到年长不等，有官员、教授、大学生等等，成为人的多重身份中的一种。“学生”是一种独立的称谓，与人的年龄、职位等等无关。节度使是张议潮的一种身份，这里的“学生”也是他的一种身份而已，与他的年龄官职无关。故“学生”称谓可以与代表年龄、职位的用语连用，如“学生童子唐文英(北冈字084(6258)”， “学生判官高英建(p.3441)。等。同时，纵观吐蕃时期的写卷，未见“学生”称谓，这种称谓渐渐多起来，是从归义军时期开始的，再结合前述的四部书在吐蕃时期几乎为零的特点，所以无论从上述哪个角度，这里的未年都不属于吐蕃时期。据前述，地支纪年在归义军初期仍使用，断代此未年为初期的851年(辛未岁)。
　　冈084(6258)观世音经，题记“辛丑年七月廿八日学生童子唐文英为妹久患写毕功记。”据前述学生之题名，大致可断代为归义军时期，故辛丑年至少当断代为881年。池田温(No，1021)、李正宇都断代为吐蕃辛丑年821年，他们所据是唐文英之名多见于吐蕃时期写《大乘无量寿经》中，又，p.273幺太公家教、社司转帖背面的人名单后题“咸通十年(869年)乙(己)丑六月八日男文英母回是”。《敦煌劫余录续编》载《摩诃般若波罗密放光经》(北一O二八，池田温No.514)末题“贞观二十有一年(647年)唐文英写”，《劫续》、池田温都云尾题疑伪，李正宇认为“若非伪题，则为另一唐文英也”。可见称文英者常见，此卷称为“学生童子”，当属年少者，疑与吐蕃写经唐文英不是同一人。
　　p.3243b残片四十四片，第一片有“戌年二月十六日学士”九字；……第四十四片上有“大中六年”四字。按据前述，第一片上有“学士”之称谓，可断代戌年为归义军时期的一个戌年。又，李正宇指出，敦煌学生自署“学士”之称，纪年以p.2618论语集解末题“乾符三年(876年)学士张喜进念”为最早。高明士《唐代敦煌的》：“到八七六年左右以后学生改称日学士，稍后又称学士郎”，故疑此戍年为878年或为归义军初期的一个戌年854年(按：据戌年为地支纪年)。p.3972论语卷第二，题记“壬寅年岁次十一月廿九日学事高奴子写记”，“学事”当为“学士”之误笔，据前述，这种称谓频见归义军时期，壬寅年为882年，池田温(No.2029)亦断代壬寅年882年。
　　上图122(812572)(池田温No.2044，上海图一三O)四分戒本一卷，题记“兼是学士郎、自己摄沙门西?都僧统自言二[辛亥年四月廿]”，疑辛亥年为891年。上图叙录从之。按题记有“学士郎”，李正宇指出，敦煌学生称学士郎始于晚唐，敦煌学生自署“学士郎”之称，纪年以p.2937《太公家教》卷背题“维大唐中和肆年(884年)二月二十日沙州敦煌郡学士郎兼充行军除解发太学博士宋英达”为最早。故此辛亥年属归义军时期，891年或951年。p.4588太公家教一卷，题记“壬申年十月十日学士郎张盈信纪书之一李字经今亡、再言语壹勿不解官次、家中大郎”，池田温(No.2398)疑壬申年为972年。李正宇定壬申为912年。
　　p.2947残佛经，题记“甲寅年四月十八日书记。书后有残纸，不可列(裂)将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池田温(No.1041)认为吐蕃甲寅年834年。p.3192论语集解卷第六，按：书写者在剩余的纸上写有题记与诗，录如下“丙子年三月五日写书张口口读。书后有残纸，不可列将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卅余年在战场，百生千死位军王，雕弓岁岁恒看月，金钾年年镇被霜”，池田温(No.1904)断代丙子年856年。p.3322残卜筮书，题记“庚辰年正月十七日学生张大庆书记之也。酋?(手)恶笔、若多有厥(阙)错、明师见者即改却。书后有浅(残)纸、不可别将归、虽然无酋?(手)笔、值作五言书。明招(朝)游上远(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莲(连)夜发、莫伐(待)晓风吹。”池田温(No.1962)断代庚辰年860年。上述写卷中都不约而同出现了同样的题记诗，流行时期当大致相同，断代应前后一致，且在吐蕃时期的写卷中没有看到类似诗，上述都应在归义军时期。故p.2947甲寅年应为归义军时期的894年。
　　综上所述，儒释道三家中，佛经写卷为地支纪年的，几乎都属纯粹的吐蕃时期；为地支纪年的，亦可能属于吐蕃与归义军交界时期，张氏的初期。